胡适眼中“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究竟如何？

王莽的新朝出现于两汉衔接时期，因历史文献的种种巧合记载，以及一些看似与当时历史背景格格不入的政策而被大家津津乐道，特别是近代学者胡适曾经评价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久而久之大家把王莽看做是穿越到古代的统治者。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我们将对几个常见的能说明王莽是穿越者的论据进行聊一聊。

一、王莽开始全面掌握西汉政权，被封为“安汉公”，此时改年号为“元始元年”，而这一年恰恰是公历公元元年。一部分人认为在东西方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这种巧合的概率非常低，如果不是有未卜先知的人为因素在里面，几乎不可能发生这种巧合。然而，了解西汉末年的社会情况就会知道，这种巧合的概率并不是很低。西汉末年，土地兼并严重，社会动荡，民间百姓以及算命的方士之中流传着“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这样的信息，因此在公元前5年汉哀帝就改年号“太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后来即位的皇帝为了证明自己才是“再受命的初始”，纷纷在即位初就把年号命为“开始”的意思。除了“太初元年”，还有汉平帝的元始元年（公元元年）、王莽“假皇帝”的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的始建国元年（公元8年）、刘玄的更始元年（公元23年）等，甚至在之前的汉武帝时期也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这样的年号。其实任何改年号本身就有重新开始的意思。可见，在西汉时期这种有“开始”之意的年号有很多，自然而然与西方的“公元元年”巧合概率就大了很多。再者古代年号的纪年方式只是大概与公历时间相同，在时间上并不是完全一致，很有可能会有几个月的误差。

二、改革货币，降低货币成色，使国家获得更多的黄金，企图用货币符号代替一般等价物的金属货币，通过金融手段调控经济。这些看似“高大上”的货币政策真的是由王莽穿越带来的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降低货币成色在中国古代史上并非是王莽的首创创，公元前119年的汉武帝时期就已采取这个措施，《汉书 武帝纪》记载：“用度不足请求收银锡造白金币及造白鹿皮币以足国用。”

三、废除奴婢制度，创造人人平等的社会。在《汉书 王莽传中》是这样记载的：“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这句话的本意重点在不得买卖，而非取消奴婢制度，奴婢是以“私属”的形式继续存在着。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几乎所有的统治阶层都拥有必要的奴婢，无论是谁都不可能废除奴婢制度。冻结奴婢买卖目的是减少农业从业人员的流失，限制土地兼并。当然还会有人说：如果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杜绝买卖，就是废除奴婢制度。但是不要忘记了在西汉的法律和行政处罚措施下也会产生新的奴婢。因此仅仅凭借不得买卖就断定废除奴婢制度未免有失偏颇。而且在公元12年时，也是由王莽下令取消“不得买卖”的禁令。

四、把自己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国有，平均分配，胡适评价为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在《汉书 王莽传中》记载：“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时则有嘉禾之祥，遭以虏逆贼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 通过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理解为王莽要“托古改制”，借助“井田制”趁机希望将土地改为“王田”，目的也是减少土地兼并，提高国家财政收入。但是这些并不能说土地就是国有制，更不能说成平分地权，因为“王田”的性质终归是“大王”或者“皇帝”个人所有的，和“汉土”还是有区别的，即使放在当今大部分的农村耕地也都是“集体所有制”而非“国有制”。如果从“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这句话来看“平分地权”就有些夸张了，充其量能说成“耕者有其田”，而且这项政策很有可能不包括王公贵族的土地，只在“邻里乡党”范围实施。所以说，说成社会主义肯定是言过其实，但要说他是均田制的雏形还是可以接受的。至于王莽把自己土地分给农民的情况是这样记载的“莽因上书，愿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付大司农助给贫民。于是公卿皆慕效焉”。嗯，没错，这只是拿出小小的三十顷土地做个样子，以表“重臣之风”。

五、对官员严厉，欠收时减少官俸，秉持法律面前人人一律平等。欠收时减少官俸这个措施其实在当时并不算新颖，早在汉宣帝时期就曾下诏特令御厨节省馔膳和裁减屠工，乐府减少乐工，让他们去参加农业。丞相以下至中央各署官员都要上报捐助谷物数字，输入长安仓，以帮助朝廷赈贷贫民。至于说王莽“秉公执法”这主要来源于“其中子获杀奴，莽切责获，令自杀”这段的记载。如果我们把这段话的前因也拿出来一同分析，恐怕“秉公执法”的印象会大打折扣。当时汉哀帝的祖母傅太后和母亲丁姬大权在握，将王莽罢免，而且险些削掉爵位贬为庶人，因其对国家有功才保住爵位封地，所以此后“莽杜门自守”，在家不得不安分守己，不敢越雷池半步，而恰在此时他的次子私自杀了奴隶，犯了汉律，如果王莽不“秉公执法”，那么接下来倒霉的很可能是他自己，这样看来这种“弃车保帅”的招数也是无奈之举。

六、有人也曾提到过王莽重视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发明了游标卡尺，而且还亲手解剖人体，研究内脏。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难道当时王莽思维眼界真的有那么前卫和开阔么？下面我们将对这个传言一探究竟。

根据清朝文献记载，在清朝当时确实存在着新莽时期的游标卡尺，而且有的还铸有“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字样，但是也恰恰是这个时间证明了游标卡尺在新莽时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这个时间就是王莽登基的当日，因此，不可能当日凭空想象并且打造出游标卡尺，所以游标卡尺不是王莽时期发明的。

至于亲手解剖人体，研究内脏这个说法在《汉书 王莽传中》有这么一段记载“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这段记载与其说搞解剖研究不如说是恐怖的刑罚，这与“比干剖心”的做法有何不同？

以上说了那么多，其实并不是为了否定王莽所做出的努力，而是为了让王莽的形象从“穿越人物”回归到正常的“历史人物”。虽然王莽的众多改革措施在当时显得有些“离谱”，而且过于急躁，但是出发点是毕竟好的——抑制土地兼并，保障民生。因此我们在了解王莽的同时不应该带有“空想狂人”的心理来看待他，他推出的新政更多的都能在前人的政策中找到其影子，就像《剑桥秦汉史》所说的那样“王莽不是革命空想家,而是像他之前的汉代诸帝一样，在治理中国时其作为是一个务实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