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人是如何看待日本的？试论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日本国

在当今中国，提起日本及日本人，很多中国人的心里是非常复杂的。虽然时代在不断发展，人们的观念和想法也在不断改变，但有些记忆却是永远也无法抹去的。对于日本，多数中国人即不想过于亲近，但也不能完全忽视。

作为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与中国的交往由来已久，早在汉光武帝时（即公元57年）就开始了。这也是中日两国正式建立交往的最早记录。从那时起，中国古代的很多典籍中就开始出现“日本人”的身影了。只不过那时中国人称日本为“倭”。

后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中日两国的交往不断加深。到了唐朝时，日本更是派遣了大量遣唐使来到中国，向中国学习。甚至还有很多日本人留在唐朝为官。那么，古代中国人是如何看待日本的呢？在这些古代典籍中，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对此，我们可以从很多古代典籍中略窥一二。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在中国古代很多典籍中，古人认为“中日同源”，而且“法俗多同”;

众所周知，中国的古代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在这些古代典籍中，除了十三经正文以外，其他史部、子部和集部都有不少关于日本国的记载。其中，在民族起源这一问题上，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中日同源”。

这种说法，在中国古代的很多典籍中都有记载。一是日人自谓他们起源于吴泰伯之后。据明代藏书家郎瑛的《七修续稿》云：“日本国，《通鉴》前编以为，吴亡，子孙入海为传，故倭自云吴泰伯后也。”

除此以外，在此前的《晋书》、《梁书》、《北史》中都有类似记载。那么，“吴泰伯”又是谁呢？据《史记 吴太伯世家》载，吴太伯是周太王之子，周文王的伯父。周太王欲立其第三子季历为王。吴太伯于是自动奔避荆蛮，文身断发，以示不争。

太伯跑到荆蛮之地后，自号勾吴。当地人被他的义举感动，纷纷归顺于他，推举其为吴祖。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与越王勾践对垒的吴王阖闾就是他的后人。后来，吴国被灭，一部分王室成员为避祸，流落到了日本岛。凭借先进文明，他们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很大的吴姓部族。其中的一只演变成了日本皇室。

二是日本人起源于秦代齐人徐福之后。这种说法，目前较为普遍。据《后汉书 东夷列传》记载：“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

而在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和思想家顾炎武的《日知录》中更是把此事夸大了。他说:“尽载古书至岛上，立倭国，即今日本是也”。据他而言，日本国就是徐福所立，日本文化源于千年以前的先秦文化。尽管这种说法不合实际，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中日同源"的肯定。

在古代中国人眼中，日本和中国除了“同源”以外，风俗习惯，法令法治也多与中国相同。对此，记载比较详细的便是宋代著名史学家范晔所著的《后汉书》了。在其第78卷的《东夷列传》中，范晔云：

“其地大较在会稽东冶之东，·····男子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别尊卑之差。其男衣皆横幅结束相连。女人被发屈紒，衣如单被，贯头而著之；并以丹朱坊身，如中国之用粉也。有城栅屋室，父母兄弟异处。……”

“……国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余或两三。女人不淫不妒。又俗不窃盗，少争讼。犯法者没其妻子，重者其门族。其死停丧十余日，家人哭泣，不进酒食，而等类就歌乐。灼骨以卜，用决吉凶。……法俗多同”

在这部典籍中，古人认为日本和中国“法俗多同”。例如：中国古代吴越等地的人都喜文身，而古代的日本人也喜欢纹身；还有，女子“并以丹朱坋身，如中国之用粉也”；再如，家中有人去世，日本人“停丧十余日”，“家人哭泣”、“歌舞为乐”等等，都与中国的风俗颇为相似。

其他如：古代日本人也用火灼甲骨来卜吉凶，类似于中国的甲骨卜辞；再如，日本国男人大多有三妻四妾，和古代中国一样实行多妻制;；于男女婚恋，古代中日两国都讲究同姓不通婚，讲究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在礼仪上，古代日本人“俗皆徒跣，以蹲踞为恭敬”，而蹲踞礼在中国古代也是常用礼仪。

二、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很多关于古代日本政治制度的记载，其中最明显的特点便是“一姓相传，至今不替”;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古人认为中日两国不仅风俗习惯有很多相似之处，在政治制度上也颇为相似，两国在古代都实行帝王制。然而，中日两国的帝王制也有很大不同。对此，在《新唐书》的《日本国》一卷中记载最早。

《新唐书》谓“其官十有二等。其王姓阿每氏，自言初主号天御中主，至彦潋，凡三十二世，皆以‘尊’为号，居巩紫城。彦潋子神武立，更以‘天皇’为号，徒治大和州”。其意思是说：日本国最早的君主为阿每氏，号“天御中主”，至彦潋子继位，共传了32代。在彦潋子神武年后，日本的君主便改称为‘天皇’。

在中国古代，虽然一直实行的都是帝王制，但封建王朝不断更新换代，不同朝代当政者的姓氏是不同的。而在古代日本，数千年来王室只有一姓相传。王室成员中一旦出现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王室女子也可以成为天皇。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女皇帝，但那是特例。

除了在《新唐书》中对中日两国的帝制不同有所记载以外，在清末学者陈其元的《庸闲斋笔记》中，对此记载的更为详细。他说:“日本自开国数千年以来，一姓相传，至今不替，为天下各国所无。其间臣狱其君，子狱其父者，不一而足。更可笑者，以国主之尊削发为沙门者，尤指不胜屈，惑溺之甚，相沿成例……”

在其中，他详细指出了日本帝制与其他各国的不同，即“一姓相传，至今不替。”其中，还提到了“天皇出家为僧”的现象。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实例，例如南北朝时梁的建立者梁武帝。他在位晚期，怠于政事，沉溺佛教，后舍弃皇位，到同泰寺出家做了和尚。

此外，陈其元还提到，在古代日本也有“禅让”的典故，即应神天皇欲立少子稚郎子为继承人，让长子大鹪鹩辅佐他。应神天皇去世后，稚郎子坚决不继承天皇之位，要将天皇之位让与大鹪鹩，可大鹪鹩坚持不受。后来，稚郎子自杀，大鹪鹩不得已之下登上帝位。

这种情形与中国历史上的尧舜禅让颇有相似之处，说明在古代，中国和日本在政治制度上既有很多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这其中的原由应当与中日两国之间的密切交流有莫大的关联。毕竟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互为邻邦，千百年来，要是没有一点儿联系，那也是不可能的。

从中日两国政治制度上的许多相似之处，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中国与古代日本之间的交往还是比较密切的，应该一直都有往来。至少两国在文化上的交流从来没有断过。否则，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典籍中，也不可能一直都有关于日本的一些记载。

三、在唐时，中日间的交流达到鼎盛，但多集中在政府间和士人阶层，以文化交流为主；

众所周知，唐代是中国和日本交往的顶峰时期。据《旧唐书》中的《倭国传》记载：“贞观五年，倭遣使贡方物。太宗矜其道远，敕所司无令岁贡。又遣新州刺使高表仁持节往抚之。”其后，在武则天长安三年，“又有其大臣朝臣真人来贡方物……”

由此可见，在唐朝时，日本主要是以“朝贡”的方式来与中国政府进行交流沟通的。当时，日本派遣了大量留学生来中国，在经济、文化、建筑、绘画、音乐等各个方面向大唐学习。他们学成以后又带了很多史书典籍回去。甚至还有人因为倾慕大唐而留在中国。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阿倍仲麻吕，后改名为晁衡。他在唐朝历任左补阙、左散骑常待、镇南都护等;除了他以外，贞元二年，留学生橘逸势，学问僧空海也留在大唐多年。然而，当时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主要集中在士人阶层，属于两国政府间的交往。

日本派遣来唐的遣唐使，不少为世俗僧侣和学者。他们通过在大唐的学习之后，愈发倾慕大唐文化，一些人甚至精通诗歌创作，与中国的著名文人与王维，李白，刘禹锡等都有诗文唱和，留下了很多佳话。像前文提到的晁衡就留下了很多诗文。

不过，当时中日两国之间的交流主要集中在文化方面。在与大唐交往的过程中，古代日本除了对中国的诗文颇感兴趣以外，在历史典籍，绘画，围棋，音乐等方面，也向大唐全面学习。例如，对于日本国的诗文，明成祖非常赞赏，曾赐诗云:“

日本有国巨海东，舟航密途华夏通。衣冠礼乐昭华风，服御缭绣考鼓钟。
食有鼎俎居有宫，语言文字皆顺从。善俗殊异羁与戎，万年景运当时雁。……
它以铭诗贞石袭，万世照耀扶桑红。

对于中国的历史典籍，古代日本非常珍视。据明人谢肇制编撰的著名笔记体著作《五杂俎》记载:日本保留中国典籍很多，他们“重儒书，信佛法，凡中国经书，皆以重价购之，独无《孟子》，云：'有携其书往者，舟辊覆溺。此亦一奇事也”。

在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中，日本人的绘画技艺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明人余永麟在他的《北窗琐语》中就曾高度赏日本人的绘画技艺，说:“日本画艺精绝，不类中国。其画无皴法，但以笔细画，萦回环绕，细如毫发。”

此外，在围棋和音乐歌舞上，古代日本也在与中国的交流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关于这些，在《旧唐书》中曾有记载：唐宣宗年间，日本国的一个王子入唐。其自觉棋艺精湛，便向大唐提出挑战。不久，大败。于是，这个王子便留在了大唐学习围棋，后成为日本第一国手。

四、唐宋以后，中日之间的政府交流基本断绝，主要以民间的物资交流为主;

从唐末五代起，直至整个宋代，日本政府便停止了向中国派遣使节、留学生和学问僧。唐时，中日士人阶层相互诗文酬唱的盛况，在宋代再也见不到了。中日之间的政府交流也几乎断绝了。此时，中日之间的交往也多集中在民间的物资交流上。

当时，从日本流传到中国的很多物资中，精巧雅致的器皿比较受宋人喜欢。比如日本的泥金扇、刀具，龙蕊簪、倭漆等。宋代词人苏辙就曾有诗云:“扇从日本来，风非日本风。但值日本扇，风来自无穷。”此外，在《宋史》的《日本国传》中，也有大量关于日本精美器物的记载。

到了明清时期，中日政府之间的交往，更多的都是处于一种敌对的状态。即使在民间，人们对日本人的看法也都非常的反感。而在当时的古代典籍中，中国人对日本的称呼也由“倭、扶桑、日本”改为“寇”了，鄙夷与憎恨之情不言而喻。

五、结语：从古代典籍中，我们不难看出，中日关系的好坏是与中国的强弱成正比的;

关于中日两国之间的交往，以及古人对日本的看法，明人郎瑛在其所著的《七修类稿》中曾用一句话概括道:“日本，光武时始通中国，历汉、唐、宋、元，贡献不一，入寇亦不一。”意思是说:中日两国的交往从汉光武帝时就开始了，一直从汉代持续到元代。在不同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在唐以前，中日间多友好往来。到了唐朝时，中日间的交流更是达到鼎盛。因为就当时的整个世界来说，大唐王朝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遥遥领先。那时的中国就像一个圣地，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自然也会到大唐王朝的影响。

然而到了宋代，中国不再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在当时的中华大地上，除了宋王朝，还有西夏、蒙古、辽、吐蕃、高昌等国。对于日本人而言，当时的中国国力早已大不如前。因此，自宋代起，中日政府间的往来基本上就停止，只有民间的往来还未间断。

到了元明清三代，日本国力逐渐强胜，中日间战事颇发。在明代，日本还只是像海盗一样地进行不断的骚扰。而到了清中叶以后，日本政府就开始大张旗鼓地对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尤其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更是占领了几乎大半个中国，犯下了种种滔天罪行。

从中国古代的各种历史典籍中，我们不难看出，中日关系的好坏是与中国的强弱成正比的。中国强大，日本对中国就友好；中国衰弱，日本就会对中国凶相毕露。因为日本人的观念是尊强鄙弱。因此，避免中日之间战争的最好办法，就是中国人自己的奋发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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