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界乱象：你以为是帽子？其实是圈子、梯子和场子！

国内学术界现状，不是帽子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人才流动不是太快了，而是太难了。中国学界的小圈子现象、森严的等级梯子、和唯帽子论的场子，已经伤害学术生态，需要改革。

作者：胡其扬

来源：知社学术圈（ID：zhishexueshuquan）

近些年，中国社会舆论对于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面的人才政策颇有非议，炮火往往集中在所谓的“人才帽子”。

上至长江千人杰青、下至长白山浏阳河，这些各级政府部门和科研院所为鼓励和表彰杰出学者所设立的荣誉称号，被诸多媒体庸俗化并拿来讥讽取笑，对于正常的人才引进和流动也加以抨击。更有一种言论，说帽子满天飞是中国特色，国外的世界一流大学并没有所谓的帽子。

这样一些似是而非的论调，是只见表象而不见本质，当然更拿不出解决中国学术界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方案。如果任其泛滥，对于中国学术和学者的危害，是巨大的。

根本不是帽子问题！

首先，所谓的“人才帽子”本来就是舶来品。

先说中科院院士，前身是学部委员。1988年3月，41名人大代表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建议建立院士制度。11月，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该提案，认为“目前世界上苏、英、美、法、日、印度等国家都实行院士制度，大多已有百余年历史。”“在我国实行院士制度，对于推动全民族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显而易见、院士这个帽子，完全是和国外学的。

再看看长江黄河等各种特聘教授称号。

长江学者最初由长江实业李嘉诚先生捐资设立，并以“长江”冠名。这在世界一流大学里面，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绝非中国特色。打开哈佛大学化学系主页教授名单，字母排序的前五位教授（系主任除外），就有四位有各种各样讲席教授的帽子，连副教授都不例外。

这些帽子大多为各种基金会或个人捐赠设立，和最初的长江学者没有两样。而且这样的帽子给教授们带来的不仅仅是荣誉头衔，也都有或多或少的给个人的额外津贴和给科研的活钱。

实际上，美国大学的校长院长系主任，其主要的一个职责，就是筹款和化缘来设立这样那样的讲习教授位置，给教授们以帽子。

一个哈佛MIT斯坦福这样的名校，甚至一个像加州理工这样人数不多的精英学校，各种各样的帽子头衔，恐怕都比全中国各地名山大川加起来还要多。只是人家大都以人冠名而已。名校如此，州立大学为吸引并留住大牌教授一样如此，只是数量相对少一点而已。

也说说杰青，其实质是基金委设立的一个人才项目。这在欧美非常普遍。

在美国联邦政府就有NSF设立的Career Award, 和能源部、宇航局、海陆空三军研究署、乃至DARPA等单位设立的各种杰出青年基金，最后汇总成白宫的总统杰出青年奖。而民间的麦克阿瑟基金会、斯隆基金会等也都有自己相应的人才项目。

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的人才基金项目，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科技部、工信部、教育部、军委科技委，都应该学习借鉴，建立自己的人才基金，给优秀学者以展示和闪耀的机会。给他们以适当的生活补助解决困难。更给他们一些灵活机动队经费，可以探索一些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

至于不少人担心的赢者通吃，能者多劳，这在哪里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阻碍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

显而易见，国内学术界当前所谓满天飞的帽子，国外早已有之，既不是中国特色，也没有多到让人担心的地步。

相反，我们的帽子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还有很多优秀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和承认，从政府部门到各个用人单位，在这方面都应该更有作为。

至于国内各个地方和院校针对人才引进而推出的各种举措，从个人津贴到科研启动，都是向国外学的。

古今中外，人才都是学界所必争。

只是国外人才流动已经常态化，高校之间高薪大手笔互相挖人司空见惯，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张益唐先生在孪生素数猜想取得突破，马上被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挖走。

力度有多大，看看下面这个加州公务员公开的工资信息就知道了，比数学系副系主任多了近一倍！这在美国并没有引起什么动静，在中国就要吵上新闻了。

虽然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搞了二十多年，体制内不少的人对于档案编制仍然比什么都看得重，从一而终的观念根深蒂固，自己动不了，也见不得人动。不少单位的领导和人事部门也依然一副僵化思维，恨不得把人拽在手里又不肯付出，反而指责大力引进人才的竞争对手。

事实上，中国人才的良性流动，还远远没有形成。

现在的问题不是流动太多了，而仍然是流动太少、太难、太引人注目了，需要大力破除人才流动壁垒，让人才流动常态化。

什么时候北大长江跳到清华、清华院士跑到南科大，南科大教授去了普林斯顿不再成为新闻，什么时候我们把张益唐先生从加州大学挖回来了，我们的人才流动就正常了。

圈子、梯子和场子才是根本问题

上面给人才帽子做了诸多的辩护，并不是说中国学界没有问题。恰恰相反，当前学术界生态问题不少，但不是帽子问题，而是圈子、梯子和场子的问题。

去年一个国家层面的人才帽子放榜后，笔者参加一个小的研讨会。一位前几年戴帽的主持人，介绍新科帽子，上来就说，Welcome to the club，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话虽不多，却一语道破当前各种帽子表象后面的本质 ——中国学界已经以帽子为标签，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圈子。

这些圈子首先是封闭，一般人进不来。而且物以稀为贵，圈子越往上，就越封闭、越难进。其次是排他，不在圈内的人，根本不带你玩。

而且今天我帮你，明天你帮我，利益共享，外人很难插足。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圈子在哪里都有，但在欧美学界，绝没有中国现在这样以帽子为标签形成的各种小圈子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凡事看帽子、甚至只看帽子的现象，迫使年轻学者从一开始就想着怎么样戴帽子，而不是怎么样做科研，危害很大。

而进一步使小圈子固化的，是帽子也已经成为通向各个圈子的梯子。

以基金委人才项目为例，每年放400名优青，200名杰青。显而易见，错过优青38或40岁这个坎，45岁要搭上杰青这趟末班车，该有多难。就算评委不看帽子，各个院校给予的支持，已经天壤之别了。

没有优青这顶帽子，在杰青的跑道上，就已经输在起跑线，而且不是一点半点。

事实上，中国学界已经形成了壁垒森严的阶梯，大家只能一级一级往上爬。每一个圈子，都是通向下一个圈子的梯子，而上面的圈子，对下面的圈子有绝对的话语权，要想弯道超车，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个现象，在欧美基本是没有的。美国院士对总统杰出青年奖，没有什么太大发言权，要得诺奖，也不一定会是美国院士（当然也不需要是中国院士）。

当然，如果学术界的这些圈子只是封闭排他自娱自乐，圈外人也大不必在意。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无论是各级政府部门、基金单位、和科研院所，现在都需要各种圈子里面的大小帽子来镇场子。

大到重点实验室评估、双一流建设，小到项目研讨、结题、答辩，大家都会看帽子，数帽子，而根本不必管帽子后面的里子。

这就和打双升一样，你有两对A是很牛，架不住我有四个猫啊，秒杀。

现在评重点实验室、评一流学科这样的项目，背后巨大的资源和利益，本质上就是打扑克，首先看帽子的好坏，规则使然。

这样一个游戏规则下，从系主任到院长到校长，谁不会竭尽全力去挖大猫小猫四个A呢？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如何破解？

讲了这么多，总要给出点解决方案。其实很简单，虽然可能会触及N多利益，实现的概率几乎是零。

首先是重整场子，各项评估指标，重点实验室也好，双一流也好，重大基金也好，只看实际成果，不看哪顶帽子做出来的，帽子不再作为一个考核指标。仅此一项，不再需要各类帽子给学校镇场子，就可以很大程度打破唯帽子论。

这基本上是规则问题，主管部门要想改变，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会促使用人单位注重实质而不是只看帽子标签。

其次是拿掉梯子和打破圈子，也就是小圈子的封闭性和排他性。这两者紧密相连，但也触及核心利益，真要实施很难。比如说，基金委评审虽然相对公平公正，但在人才项目和重大项目上，基本上已经阶级固化。

院士审杰青，杰青审优青，诸如此类。话语权太大，差别太大，自然大家都得看其脸色。这一点我倒是觉得科技部重点研发的评审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评委随机抽，很大程度打破了大大小小各种圈子对资源的垄断，让一些小学校小单位没帽子的优秀学者也能脱颖而出。更重要的是，这顶帽子不再是下一顶帽子的必须，自然很多学者能够有更长远的一点规划，而不必时时刻刻在意当下的产出。

虽然一些人会抨击外行评审内行，小专家评审大专家，会有一些阵痛，但我觉得长期而言是有益的。必须打破当前的门阀制度，中国学术界的生态才能有所改观。

学术界的人才流动不是太快，而是太难了

总而言之，中国学术界现状，不是帽子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很多优秀学者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和认可。

学术界的人才流动，不是太快了，而是太难了，远没有到良性水准。

绝大部分学者的待遇，不是太高了，而是太低了，与每周高强度工作八九十个小时不成比例。

但是，中国学界的小圈子现象、森严的等级梯子、和唯帽子论的场子，已经伤害学界生态，需要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