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 | 陈新：文学理论与史学理论——海登 · 怀特研究在中国（1987—2018）

陈新，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作者简介：陈新，1972年生，浙江大学历史学系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教授，著有《西方历史叙述学》与《历史认识：从现代到后现代》，译有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及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合译）。

海登·怀特

摘要：在中国，有关海登 · 怀特的学术研究主要在两个领域中进行：文学理论和史学理论（包含历史哲学）。本文旨在对怀特思想在中国的接受史进行一些分析。1987年，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家杨周翰教授首次关注到怀特的思想，自此，杨周翰及其学生盛宁对怀特的文学理论进行了介绍、翻译与研究。他们认为怀特是“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学派”的重要代表。他们对于怀特在文学与历史、虚与实的关系方面，以及话语比喻理论方面，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就新历史主义而言，怀特的确是一位重要学者。然而，与那些被介绍到中国的大量海外文学理论家相比，怀特的影响相对还比较小。怀特在中国史学理论界的重要性和地位，要远甚于他在文学理论界的重要性和地位。1999年，笔者开始对怀特的思想进行系统阐述，并于2004年翻译出版了怀特的代表作《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自此，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开始受到了以怀特和安克斯密特为代表的历史叙事与历史表现研究的影响。许多中国史学理论领域的学者认为，怀特和安克斯密特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家，并相信在过去20年间，正是他们为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带来了巨大冲击。不少中国史家把怀特列为他们的研究对象，支持、反对或修正怀特的思想。更多的研究者也会在涉及史学理论的研究中或多或少地引用怀特。据此，可以说，怀特成了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中不可绕过的人物。

通过分析过去31年间中国有关怀特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在文学理论与史学理论领域内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这种影响形成的趋势，现阶段仍然在扩散过程中。

关键词：海登 · 怀特 历史叙事 新历史主义 史学理论 后现代主义

当海登 · 怀特（Hayden White，1928.7.12—2018.3.5）走完他90年的人生历程时，中国学者对其学术思想的研究已历31年。1987年，杨周翰先生最早在《历史叙述中的虚构：不同的解释》一文中论及海登 · 怀特的结构主义历史叙述思想。中国的比较文学界受益于此，率先了解到怀特与文学批评思潮之间的关联。事实上，1986年海登 · 怀特的中文译名已经第一次出现，不过是在翻译文献中，这有赖于怀特的学术劲敌伊格尔斯的文章《最近十年的欧洲史学》被译成中文，其中伊格尔斯写下了对怀特的批评，仅寥寥数笔，这使当时中国史学界的读者并没有意识到怀特的存在及意义。1991年，王逢振、盛宁、李自修主编的《最新西方文论选》首次翻译了怀特的文章。1993年，张京媛主编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出版。该书旨在将新历史主义思潮译介到中国，为此，怀特作为张京媛主编所称的“著名美国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有四篇文章入选。中国大陆的怀特研究继杨周翰开启山林之后逐渐展开。本文应国际史学理论联盟（INTH）2018年瑞典会议之邀，将从整体上梳理中国的文学理论界与史学理论界对海登 · 怀特的研究，以及综述怀特对这两个领域产生的影响，若有缺漏，自当笔者负责。

一、 引论：有关海登 · 怀特研究的数据分析

当代学术数据库的建设，为我们迅速对中国的海登 · 怀特研究做一个宏观了解提供了可能。以下来自中国知网（CNKI）的数据统计。虽然该数据库无法涵盖所有的中文学术刊物及文章，例如杨周翰于1989年发表在《中国比较文学》上的国内首篇涉及怀特研究的论文就未能收录其中，但总体而言，中国知网对有关怀特的数据通过可视化图表呈现出来的统计趋势大致可信。

国内首篇研究怀特的文章（杨周翰先生）

杨周翰：《攻玉集：镜子和七巧板》

图1所示，1986—2018年相关文章共计3082篇，包括海外学者的中文译文、海登 · 怀特文章的中文译文；其中1997年超过10篇，达13篇；1999年20篇；2003年超过50篇，达61篇；2004年超过100篇，达102篇；2006年接近200篇，达199篇；2011年达到顶峰259篇，并一直保持在200篇以上（仅2015年数据为180篇）。

图2所示，复旦大学有较强的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力量，是总量排名前五位机构中最早涉及海登 · 怀特研究，并长期保持比较稳定发表趋势的机构。华东师范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都有较强的文学理论与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的研究力量。2009—2012年间，上述五校海登 · 怀特研究篇目数达到高位后逐渐减少。

图3所示，1993年之前为无，1993—1998年共3篇文章，均为文学理论界学者所著，1999年2篇均为史学理论界研究文章。2003年首次突破5篇，达7篇；2006年突破10篇，达到15篇，并每年保持在10篇以上，2009年、2013年分别达到峰值18篇和19篇。

图4所示，海登 · 怀特的学术成果按中国的学科设置体系影响广泛，其中以史学理论和文学理论为主导，史学理论文章数88篇，占总量42%；文艺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三个二级学科中分布的文章均涉及文学理论，合计为76篇，占总量37% ；史学理论与文学理论总计占比近80%。

图5所示，学术关注度指篇名中包含“海登 · 怀特”的发文量趋势统计，即以怀特为专题论文的文章在2006年跃升到平均每年10篇的层次。2009年与2013年均达到13篇，目前仍稳定处在历史高位平台，2006—2017年间累积了116篇专论，为下图的学术传播度趋势奠定了基础。

图6所示，学术传播度指篇名包含“海登 · 怀特”的文献被引量趋势统计。随着有关怀特的专论文章发文量增加，此类文章被引量随之增加，1999年升入10—20数量平台，2004年升入以50为基准的数量平台，2014年爆发升入130以上数量平台，可见过去12年间怀特专论研究热潮不减的同时，更多学者在自己的学术文章中引用有关怀特的专论文章，怀特的学术思想呈学术普及化趋势。

表1按被引数排序的10篇有关海登 · 怀特的研究文献中，文学理论3篇，史学理论7篇，其中北京大学王岳川所著文章在文学理论界被引最多，另有盛宁所著文章因检索词差异未能列入其中，清华大学彭刚、复旦大学陈新各涉及3篇，在史学理论界被引最多。

图7所示，1993年以来在中国知网检索数中，史学理论占比接近46.8%，文艺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之和占比36.7% 。从细处看，中国知网在文章的学科分类中存在一些问题，如前述王岳川所著文章被划入史学理论，前述徐卉所著文章被划入哲学，但文学理论与史学理论为主导领域不变。

海登 · 怀特在他的口述历史中谈到，他一生致力于探讨文学与史学之间的关系。依上述图表中的各种数字及趋势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海登 · 怀特在1973年以《元史学》一举奠定其世界级学术地位之后，迟至1987年才受到中国学者关注，之后12年，他对中国学术的影响力保留在文学理论领域之内，1999年开始获得史学理论界的关注，其影响力迅速扩展到史学界。2003—2005年，怀特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元史学》《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以下简称《形式的内容》）中文版相继出版，迎来了2005—2006年间一波怀特研究热潮，并一直保持较高的学术关注度。关于怀特的专题研究自2006年后再经历了10年的积淀，自2014年开始，怀特学术思想在中国人文学界进入普及期，至今方兴未艾。在怀特的研究者之中，杨周翰具有奠基性的地位，盛宁、王岳川、陈永国在文学理论领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彭刚、陈新在史学理论领域具有较强影响力。怀特学术作品的中文编译者如张京媛、陈永国、张万娟、陈新、彭刚、董立河等依次为怀特思想在中国研究与传播做出了努力。

从上述统计趋势中，国内有关海登 · 怀特研究的进展可谓一目了然，但它对于中国文学理论与史学理论研究之重要性，还需要一个比较的参照才能够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以中国知网数据库全文检索为例，以下一些是均可能与文学理论或史学理论相关的检索词，其检索数据如下（截至2018年6月20日）：海登 · 怀特（3082），后现代主义（7603），新历史主义（1601），福柯（41420），罗兰 · 巴特（9331），哈贝马斯（4754），柯林武德或科林武德、柯林武德（252），克罗齐（732），史学理论（15555），文本理论（2038），叙事学（26716）。对这些数据的比较和阐释，相信每一位与上述检索词研究相关的读者都可能提供某种说明，数据呈现给我们的这种概览也不足以让我们判断怀特到底给中国学界带来了什么具体的变化，详细的分析还有待下文展开。

二、 文学理论界的接受

在1987年中美比较文学双边会议上，杨周翰提交的是一篇短文《历史叙述中的虚构：不同的解释》。作者强调，历史叙述指的就是历史写作。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家的领军者，杨周翰要在这场国际会议上强调：历史不是文学，历史叙述和文学叙述都是模仿客观世界，二者内容皆不可验证，均可掺入虚构。从这篇文章的叙述过程来看，杨周翰先谈了三位西方史家—汤因比、柯林武德和海登 · 怀特，之后讨论了涉及中国史论、史评的叙述者，如司马迁、王充、刘勰、刘知幾等人，其意在于指出中国在元代以前有过一段历史叙述求真恶虚的阶段。杨周翰就当代西方历史学家与古代中国历史学家进行的这种关于“虚构”态度的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古代学者认为历史叙述中产生虚构的原因在于爱奇、儒增、语增、艺增、世情利害，等等，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而西方学者提出的原因则指向推论和想象，这是纯属主观的。

分析杨周翰这篇短文的结构，我们可以清晰地判断出，作者写作此文是受海登 · 怀特《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文本》一文启发而作。笔者得此结论不只是因为杨周翰引用的文献中涉及此文，以及怀特在1980年代的美国文论界影响如日中天，还因为：其一，在怀特之前，汤因比与柯林武德有关历史叙述中的虚构问题并没有受到多少重视，这两位西方历史学家，以及间或提到的文学理论家弗莱（Northrop Frye），均在怀特此文中得到了阐释；其二，杨周翰全文的布局，都是以怀特有关历史叙述中的虚构的论点为核心来展开讨论的。杨周翰对中国古代思想的卓越见识，使得他能够迅速通过怀特论述的视角，去聚焦和比对古代中国思想家有关历史叙述中求真以及虚构的论述，从而得出中西在这个论题上的不同解释及其差异性之源。

在文章最后的评述部分，杨周翰谈到，西方古代与近代史家在历史叙述中常常明确地表达出作者的政治立场，而“当代西方史论很少涉及此点”。怀特在《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文本》中虽然提及《元史学》，但此文的主题在于分析历史叙事是如何有着文学叙事在形式层面的各种应用，如再现、描述、隐喻性语言、模仿性、风格、言辞结构、策略，等等，对于历史叙事中的虚构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只是在文末稍稍一提，并没有像在《元史学》中那样把意识形态蕴涵当作其结构主义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维度。由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断，杨周翰在写作自己这篇文章时还没有接触到《元史学》一书，怀特的学术思想进入中国学术界，是以《话语的比喻：文化批评论集》（以下简称《话语的比喻》）中的《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文本》传播开始的。

怀特从文本表现形式的层面，揭示出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有着共同的虚构性成分，就像怀特说的，将历史与虚构之间的对立消解掉，不仅可能会冒犯历史学家，也可能惹恼某些文学理论家。不过，怀特的“虚构论”无疑对于杨周翰理解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文史关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和理论基础，以至于他在晚年着力要在这个方向上深入拓展，并为此将前文扩展成了新的长篇论文《历史叙述中的虚构：作为文学的历史叙述》，这个举动一来是要将海外文学理论的最新成就应用于中国语境下的文本研究，以便重新审视传统中国思想中的文史关系；二来可以将文学叙事理论的研究扩展到元代以前，重新构建中国叙事理论的历史脉络。作为当时中国比较文学领域最重要的学者，杨周翰晚年能够有这样一个根本性的视角转变，该是激动多少人心之事。他在此长文中，依循了前述短文的思路，但行文上却是从中国古代史论切入，详尽分析了王充、刘知幾有关语言与叙述之真的讨论；在论及西方史学的部分，作者对上迄古希腊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经罗马塔西陀，中世纪比德，近代吉本、麦考莱，再到20世纪的汤因比、柯林武德和海登 · 怀特做了概要梳理。杨周翰再行比较中西历史叙述中的虚构表现，意在综合判断历史叙述中产生虚构的普遍原因，即政治和道德压力为外因，轻信、推断、历史观差异为内因，更重要的内因还有历史叙述中的语言，它使用模拟或模仿、情节化等方式，这些原来都被界定为文学性的特征，更是产生虚构的要素。最终，杨周翰提出了重新理解历史与文学之间界限的设想。这是怀特的思想第一次影响到一位中国的重要学者。

杨周翰对西方新思想的敏感和他对中国文化的终极关怀相融合，促使他借怀特的眼光来思考中西历史叙述比较问题。在他之后，怀特的思想在中国进入了第一个译介期。

海登·怀特

1993年，作为《最新西方文论选》主编之一的盛宁发表了《历史 · 文本 · 意识形态：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刍议》一文。盛宁写这篇文章的重心在于阐明新历史主义的产生、基本理论框架及其影响。盛宁认为，福柯以非连续性与差异概念嵌入历史观念之中，颠覆了传统历史观，新历史主义就是在这种影响下形成的。当代文论演变成文化批评，怀特是其中重要的人物。怀特有关文史关系的研究成了将福柯的历史观引向文化批评的一座重要桥梁，它“更加集中具体地体现了七十年代后美国文论界的新动向”。盛宁认为，怀特代表了历史话语向文学话语位移的方向，而斯蒂芬 · 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代表了将文学视为历史现实与意识形态两项作用力的交汇处。福柯、德里达是他们的共同思想来源。正是在这样的论述架构下，盛宁讨论怀特，涉及的内容如怀特思想中的历史话语的本质问题、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之间的相互转换问题，以及怀特认为事实不过是一个观念的构造，等等，如此，怀特令我们看到了“历史”自身的历史性。应该说，盛宁较为紧凑地概括了怀特1980年之前的文史关系思想，也抓住了怀特思想的精髓。这一点或许和他的导师杨周翰的强调是密不可分的。盛宁在文中也说道，杨周翰教授“生前曾多次强调这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论题，并率先撰写‘历史叙述中的虚构—作为文学的历史叙述’一文，以期引起我国学术界的重视和讨论”。盛宁继承其导师，对怀特的研究始终保持了较高的水准。

同样是1993年，曾任教于苏州大学的徐贲在他的不惑之年，第一次以专论方式，直接使用大量一手文献，介绍了怀特的比喻理论，即《海登 · 怀特的历史喻说理论》一文。徐贲1980年代自复旦大学硕士毕业后赴美求学，他的博士论文主题有关知识分子研究。海登 · 怀特这位加州大学知名的反叛型知识分子进入了徐贲的视野。1991年和1993年，王逢振、盛宁等和张京媛编选西方文论时，集中翻译了怀特的若干文章，但这些文献并不是徐贲的文献来源。

徐贲一文的主要意图在于介绍和阐述怀特的比喻理论，包括其特点，其自维柯、皮亚杰的渊源，以及其结构主义叙事形态、解释范型和道德形态。作为一位偏向于文化批评研究方向的学者，徐贲的行文中显示出他对当代史学理论的研究进展并不非常熟悉，但怀特作为一位具有跨学科影响的历史哲学家，同时在1980年代以文化批评家、文学理论家著称，他的《元史学》《话语的比喻》和《形式的内容》三部作品毫无疑问还是要纳入思想史研究的理论架构中。徐贲引用了它们，也首先把怀特定位为“历史理论家”，指出怀特在历史研究中提出喻说理论而“影响遍及当今人文科学的许多领域”。

文学博士徐贲这种以历史研究出发的视角，本应受到当时史学界的重视，但在1993年前后，中国史学界史学理论研究的主流学者还沉浸在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讨论历史的科学性、东方专制主义、中西文化与史学比较、如何振兴历史学之类的主题，少量最具西方史学理论色彩的文章是有关克罗齐、柯林武德、奥特迦 · 伽塞特、雅斯贝斯等人的历史哲学研究，更新一些的会讨论到沃尔什（Willian H. Welsh）在1950年代的《历史哲学导论》中提出的思辨历史哲学和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之分；就连当时身在海外跟随伊格尔斯学习西方史学史的王晴佳，在1993年奉献给国内的研究也只是涉及卡尔 · 波普尔的历史哲学。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在西方史学理论界流行的叙事、隐喻或比喻这些概念在中国史学界的文章中尚未出现端倪，史学界也少有人记住1986年伊格尔斯在《最近十年的欧洲史学》中一笔驳过的海登 · 怀特；中国史家对“喻说”一词更少敏感。再者，1990年代初的中国并没有电子文献检索系统，苏州大学作为地方性大学，其学报的影响力小，徐贲也还未作为知识分子研究专家大名鼎鼎，更未曾在史学领域有过建树，综上种种，史学界错过了一次更早接触怀特思想的机会。徐贲的怀特研究犹如韫椟藏珠，其第一次被引用，已经是2010年，出现在华东师范大学张耕华教授的硕士生李席的学位论文《反思“科学化”与超越“客观性”—中国近百年“历史艺术论”的考察》中。

文学理论界在连续翻译与介绍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思想之后，完全以海登 · 怀特为题名的研究性论文到1997年才有第一篇出现。这一年，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发表了《海登 · 怀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再次将怀特定位为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阵营的“主将”。他指出，1980年代兴起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方法“使‘本文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本文性’成为文学批评的主要范畴”。王岳川也受到史学理论界有关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之分的影响，认为怀特的史学理论归属在思辨的历史哲学一边，因为他在怀特的作品中，看到了一幅19世纪连续性的历史想象图景，而对于怀特所分析的历史连续性如何被建构而来，王岳川则基本没有认识。不过，按照当时学界习惯使用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分，王岳川将Metahistory理解为“元历史”，即“为‘作为整体’的人类历史提供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模式，从而为历史进程的‘整体’提供一种‘意义’并展示一种总方向”。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怀特理论的分析就只能是在方法论方面了。王岳川努力探寻怀特的创新之处。他认为，怀特有关叙述话语结构是奠基在语言哲学之上，具有诗性特质，这些都已经有先贤论述，其新意在于他的体系的完整性，即那个我们现在已经熟悉了的三种解释模式各有四种类型的结构主义交错框架（以下简称“三四交错结构”）。王岳川认为，怀特的新历史主义之“新”，在于它反叛了新批评的形式主义教条、旧历史主义对历史的保守观念，也冒犯了后结构主义的本文之外无他物一说，它以整合历史主义、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批评方法沟通了文学与历史、本文（text）与语境（context），将文学理论界从向心式的“内部”研究引向同时重视辐射式的“外部”和“边缘”的研究。

王岳川一文与其说是要阐释怀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不如说是以怀特为个案来表达他所理解和想表达的新历史主义。当然，这虽有主次之分，但对于1990年代中国文艺理论界面对的美国新历史主义思潮而言，显然，理解新历史主义流派之重远胜于理解怀特的理论个性。若如是观，则笔者认为，此文不论从广度和深度而言都不如盛宁一文。毫无疑问，怀特思想对于任何文本中存在的诗性特征与意识形态蕴涵都有明确的表达，从王岳川所归纳的新历史主义在“本文”“政治”“诗学”“文化”“历史”“权力”建立起来的组合性密切关联来说，怀特都恰如其分地身处其中。不过，王岳川一文表现出他对于概念在文本层面传播的热衷，也要远胜于他对于那些概念如何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被提出，如何参与现实生活中的话语竞争，以及如何获得受众进而被广泛传播等故事的关心，而后者可能正是新历史主义者希望人们理解“新历史主义”的“新历史主义方式”。

自学术重镇北京大学第三位知名教授介绍之后，怀特被披上了新历史主义的装束，以此面貌被带入中国文学理论界。如果说杨周翰谈到海登 · 怀特时不是为了介绍，而是为了运用怀特的视角对中西历史叙述进行学术层面的比较，有着认真的反思，那么，1998年张清华的《论第三代诗歌的新历史主义意识》一文谈及怀特，则更多是冲着理论的借用而去，为的是给1980年代一批作品中存在过历史意象的诗人找到他们独立成群的理论依据。张清华从怀特、詹明信等人的文字中找出一些依据，认为它们可以用来说明1980年代的诗人们呈现出的历史意识。只要是涉及历史的，就涉及历史意识，就可以与新历史主义建立起关联。从理论的解释能力来说，的确可以做到这样，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联系的建立可以不要学理的脉络而只需要有共同用词。把新历史主义简单地理解为关乎历史、反主流、反正（传）统、反权力、重解构，等等，而完全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历史）理性建构，这无异于一种对于新历史主义和怀特思想的滥用。

文学理论很多时候是在做文学表现的形式研究，而中国教育为几代人塑造的形式与内容的那种辩证关系实际上常常取得了分离二者的效果。王岳川认为怀特思想之新，很重要的方面在于前述“元历史”是指向历史本体或历史表现的意义层，张清华则着重于借用怀特思想中体现着历史性的意义层服务于当代中国诗歌中的某些反叛意图。2001年，怀特的首部中译文集的译者之一陈永国与朴玉明合作撰写了《海登 · 怀特的历史诗学：转义、话语、叙事》。此文开篇即说，怀特“不撰写历史，在严格意义上也不研究‘真正的’历史，而是把历史修撰甚或历史研究的方法作为他的研究对象，因此他所从事的是历史研究的研究”。这是从重形式轻内容的层面来定位怀特。陈永国的这句表述中，隐含着他持有“历史”的朴素实在论观念。这是一种在21世纪之前中国绝大多数人文学者都普遍具有的观念，不用说文学理论家，多数的史学理论家都是如此。而这恰恰是怀特思想中最着力要批评的观念。之前，杨周翰和盛宁已经明白了这一点，逐渐从“历史”的朴素实在论中走出来了，但王岳川和张清华两人未领会到，陈、朴二人也未能领会到。怀特思想中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特征是批评这种观念的切入方式，此时的陈、朴二人重视的就是这种方式本身。怀特思想中的形式要素如转义、话语与叙事方式，历史文本具有的叙事性和虚构性特征，以及它们与文学理论家赋予文学的普遍“特性”（即虚构）具有了共性，这些成了陈、朴一文阐述的重点。两位作者认为，怀特是将文学理论移植进了历史编纂分析，也强调了情节编排中的伦理和意识形态维度，更重要的还在于怀特启发了文学理论家，即现代文学理论本身是建构的产物。这其中已经有了对于怀特思想精华的一种感知。然而，作者为该文撰写的内容提要里说道：“本文根据海登 · 怀特本人提供的代表他个人学术水准和思想精华的十几篇文章和两部著作，概要介绍怀特的历史研究理论和方法及其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亲和性。”这其中的十几篇文章应该就是2003年出版的陈永国、张万娟所翻译的怀特中文自选论集《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的篇目。它包括怀特《话语的比喻》一书中的七篇文章及其导论，《形式的内容》一书中的一篇，及《比喻实在论》一书中的两篇，《元史学》的导论，以及另外一篇《讲故事：历史与意识形态》，共13篇。按理说，从这么丰富的怀特一手文献翻译中，译者理应阐发出怀特思想中更为深层的内涵：他的叙事意图、批判思想的渊源、《元史学》之后20多年中的理论发展、文史关系的基本观念，等等，但陈、朴这篇文章只能算是非常简要的介绍，以盛宁一文为标准的话，实则是一种退步。

这或许是有缘由的。1990年代以来，以福柯、罗兰 · 巴特、德里达等一系列法国思想家为代表的西方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涌进中国，文学理论家们突然面对大量新奇术语，眼花缭乱，而这些思潮表现出的跨学科性质，挑战了中国学者当时颇为僵化的心智和眼界。从陈永国的另一篇文章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文学理论界还处在明晰何谓结构、解构、话语等观念的源来和历史语境的过程之中。陈永国也投身其中，他忙于翻译与介绍各类新思想，还来不及真正深入去研究某一位思想家。《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作为王逢振与希利斯 · 米勒主编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中的一种，在2003年出版时，其“译者前言”基本使用了陈、朴二人2001年发表的这篇文章，没有添加任何新的认识。不过，不论陈永国等人对于怀特的“历史诗学”做何理解，怀特学术作品中译数量的增加也是怀特研究能够在中国获得推进的重要助推器。从这一点来说，两位丛书主编和此书译者陈永国、张万娟功不可没。

自2001年起，文学理论界有关怀特的研究逐渐增加。这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将怀特的思想运用到文学作品评论之中；一类是在新历史主义或文化诗学、历史诗学的语境下讨论怀特的某些观点；第三类便是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关于怀特学术思想的文学学位论文。

大量的文学作品评论借用怀特思想来立论，这是怀特影响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方向。在这个维度上，所借用的思想，其论证逻辑是不是能够嵌入到借用者研究成果自身的论证逻辑之中充当某个环节，就成为判断作者是否成功借用的一个标准。董小玉在《试析新时期现代主义小说中“元叙事”的根源与意义》一文中，认为怀特的“元历史”有助于帮助人们摆脱现代主义小说追求的似真性质而坦然接受其中的虚构特征。这真是对怀特的一种深深的误解。董小玉引用了怀特的原文，来分析作为先锋历史小说代表的小说家格非的《迷舟》（1989），而这些引文原是用来分析历史作品的，用以论证小说中存在虚构因素，实则会让怀特哭笑不得。笔者理解，董小玉是想说明1980年代的现代主义小说家们，呈现出主动以虚构与想象的方式去构造历史小说的倾向性，而不像更早的作家写历史小说时，希望读者更多视历史小说为一份历史真实。但用怀特的观点去论证这种念头只能是一种对国内开始重视的新思想的牵强附会；而且，基本还可以判断，作者在题名中对于“元叙事”的理解也恰是完全颠倒的。无独有偶，在2001年另一篇文章《先锋历史小说的历史观》中，作者赵黎波也讨论了格非的《迷舟》和先锋历史小说，并且为他讨论的这一批“先锋派”作家戴上了一顶“新历史主义”的帽子，称之为“极具先锋意识的新历史主义创作”。先锋历史小说与怀特的思想的确存在一些共性，它们都可以归入后现代知识状况之中。可在当时，后现代主义已经具有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坏名声。盛宁曾经在1997年《新历史主义 · 后现代主义 · 历史真实》一文中表示不能接受怀特对于传统历史真实的颠覆。赵黎波则直接认为先锋历史小说家“仿佛海登 · 怀特所主张的那样，以各自的方式去叙述历史，潜在的怀疑精神和强烈的个人色彩促使他们走向了历史虚无主义”。

类似于董小玉、赵黎波这样，用怀特思想来解释文学作品的文章，之后越来越多，它们大多被置于新历史主义的概念之下。例如，从2005年开始，以“从新历史主义视角解读……（作品名）”“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作品名）”“……（作品名）的新历史主义解读”为命名方式的硕士学位论文几乎成了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学科的一种时尚，新一代学生们踊跃地挖掘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内涵和政治意蕴，借用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的工具来审读、分析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研究数量之大，我们几乎可以称得上这是一场新历史主义的阅读运动。

在文学理论领域内，就怀特个人思想的主题研究而言，其主题词逐渐从“新历史主义”转换成了“文化诗学”“历史诗学”“叙事学”等。可以说，有关怀特的文学理论研究走向深入。

2003年，在北京大学学习比较文学专业的林庆新讨论了怀特的话语转义学思想。他将怀特与福柯放在一起论述是因为他们的研究中有着太多的共同性，如关乎思想史、跨学科方法、历史认识、比喻、形式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等。林庆新这种对同一时代重要思想家的比较，容易把握到怀特个体思想中的时代特征，而这种特征恰恰是我们理解怀特思想极其重要的来源。林庆新在比较之中阐释了怀特的比喻理论和历史叙事学，指出怀特“在叙事的比喻模式和选用它们的文化语境之间找到了弥合历史与现实之间裂缝的方法：源于语言和文化传统的叙事模式与选择它们的文化语境形成了一种互动和互文的关系，现实或历史真实就隐含于这种互文性之中；这种叙事模式本身不仅仅是形式，而且是富含现实意义的内容”。这样的判断，基本上能够反映怀特在文学与史学的沟通方面具有的创造性。林庆新进而阐释了怀特与福柯研究具有的超文本的现实含义，即对多元立场的倡导与悲天悯人的历史关怀，这是文学理论界的研究者首次将怀特这位跨文学与史学的思想史教授放回到了他自己的现实之中。虽然林庆新并没有就此再添宏论，怀特作为文化批评者的角色却得以凸显。除此之外，林庆新还系统运用了怀特文集《形式的内容》与《比喻实在论》中的文献来进行阐释。从文献的占有和运用角度而言，林庆新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示范。

在文学研究者当中，相对于同时期的研究者而言，林庆新的视角比较独特，也显示出更强的理论功底，这或与他在香港中文大学接受过更前沿和系统的比较文学博士教育有关系。2008年，他发表的《创伤叙事与“不及物写作”》一文再次论及怀特。在此文中涉及的“创伤叙事”（the narration of trauma）、“不及物写作”（intransitive writing）、“中间语态”（middle voice）均是1990年后国际学界的热点讨论话题，怀特也曾参与其中，其中涉及历史真实性、历史想象与表现的限度等基本问题。现实社会中的这类创伤事件在过去的文学表达中并没有太多关注，或者在理论上没有被形式主义化。自1966年罗兰 · 巴特的宏文《写作：一个不及物动词》之后，写作日渐转变为一个中间语态动词。林庆新认为，怀特将巴特的讨论延伸到了有关奥斯威辛的讨论之中。此文的主题是现代主义写作对于现实主义写作的突破，这是文学理论研究在1960年代后的进展。被叙述的怀特在此文中存在的意义，恰是说明不及物写作在记录创伤事件中的普遍性，怀特将它直接转化到了历史叙事之中，使之成为对于历史表现限度的一种探索。

怀特有关历史叙事中存在着虚构性的观点在21世纪的中国学术界逐渐蔓延开来，文学史的写作本身即涉及文学理论问题，也涉及史学理论问题，这是一个运用怀特思想的好切入点。2007年，傅修延在他主持的“叙事学研究”专栏主持人语中，引用了怀特的观点，以此提醒读者重视文学史写作中的虚构问题。我们知道，曾经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便是，人们承认文学中存在虚构，但不承认文学史中存在虚构；人们承认哲学会探讨存在主义、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却一味在哲学史中坚持朴素实在论；文学和哲学思考的“先进性”总是可以和写作它们的学科史的作者和读者在史学观念上的“落后性”并存，而且不会出现逻辑上的冲突和情感上的不适。这是一种很奇特的现象，也是朴素实在论深植于一些文学家与哲学家内心之中的明证。怀特的研究引导我们去思考并揭示出这种窘境的存在，这就正如傅修延通过叙事学研究以及对怀特的阅读所领悟到的。倡导在文学史写作中运用怀特思想，这可以视为怀特在文学理论领域广泛普及的一个起点。

在2007年前后，文学理论家们对于怀特思想的认知与表现一直没有停止，但多数停留在综述和概要怀特主要观点的层次上，此处不多赘述。不过，青海师范大学英语文学专业的赵志义在2004—2013年间，就海登 · 怀特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值得一提。作为外国文学专业的学者，赵志义偏重于怀特思想中的史学维度。

赵志义最初对于怀特的关注呈现在有关历史学性质的讨论之中。他和李晓在共同探讨历史学概念中的科学性与艺术性问题时，在吸纳了史学界有关叙述主义的研究后，引入了怀特的研究，大致介绍了《元史学》的基本结构和思路；之后，在2005年，他将怀特放置在了后现代历史话语的语境下，与福柯、巴特并论，证明怀特在历史话语的文学性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然后，对于后现代主义，许多中国作者在尽可能地认真分析之后，往往在文末需要提供一种套路式的评价，以显示自我的辩证立场，既处理好在政治上对历史客观性的无条件接受，也不得不面对后现代主义顺应了逻辑与认知力发展而带来的挑战。从2006年开始，在“历史诗学”的概念下，赵志义对怀特的介绍越来越丰富。他一方面概括怀特如何吸纳弗莱的理论成就，另一方面阐述怀特如何将诗性结构转化为历史叙事结构。他认为，怀特对于历史话语中“文学性”的研究拓宽了文学理论家对于“文学性”讨论适用的范围，这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

怀特的思想中涉及的主题，有中国文学理论家们向来比较熟悉的，如“文学性”和“虚构”，也有他们捉襟见肘的，如“历史性”和“实在”或“真实”。西方后现代主义者的主要代表如福柯、巴特、德里达、怀特等人在谈及文与史之间的交错关系时，他们使用的观念往往奠基在系统的、“历史性的”反思之上，因而在处理文学与史学的概念时，不会轻易陷入自相矛盾及概念系统之间的紊乱。此时中国绝大多数的文学理论家们，仍然沉浸在对于朴素实在论的盲信之中，因而他们在介绍、研究、评价怀特这类后现代主义者或反实在论者、虚无主义者时，就有些力不从心了。以赵志义为例，他在2007年的文章中将怀特视为后现代史学思潮代表，把“历史”带入“终结”，也使自己进入了“终结”的死胡同。这种死胡同论恰恰是后现代主义所反对的本质主义和实在论容易得出的结论；在2008年以后，赵志义把怀特打扮成了一位将历史艺术化、用文学话语来解救历史危机的英雄，可是他却得出了“历史题材作品只有摆脱身上的‘真实’的责任感与镣铐，才能跳出最生动形象的舞蹈”，这样的看法就简单地分离了想象与真实，或者说无法理解“历史真实”的时间性特征与想象的经验性基础，更不用提文学作为行动而蕴含的责任感与“真实”的责任感之间的关联。这些颇为草率的论说，几乎证明了赵志义从介绍怀特向阐释怀特这一实践上的彻底失败。

海登·怀特：《元史学》

赵志义在2012年还有一文讨论metahistory一词的翻译问题，该词笔者译为“元史学”。为了与《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副标题中的“历史想象”保持一致性，赵志义认为metahistory应该译为“元历史”。在2004年笔者所译《元史学》出版之前，文学理论界论及怀特此书时，通常都译为“元历史”，这个普遍现象不是一种随意的或偶发的，就此可以提供一种解释：其一，文学理论界不了解在西方史学家有关史学理论的讨论中，“history”指的几乎都是史学，与之相对，history在绝大多数中国读者心目中对应的中文译名就是“历史”，与历史学是两码事，这种意识使多数人忽视了“history”一词的“史学”含义；其二，文学理论界的译者们也不了解怀特是如何将metahistory搁置在德罗伊森以来的Historik（史学理论）的学术传统之中，他们接触怀特首先是通过197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没有意识到1960年代的怀特首先是历史学家，热衷的是向史学理论方向的转变；其三， （作为历史本体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与（作为历史认识的）“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这两种划分，对1980年以后的中国读者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多数读者将二者分割，不能理解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与怀特的《元史学》这类作品恰恰同时包含了这两种历史哲学，它们之所以能够兼容二者，就是以其作者对朴素实在论的批判为前提的。当中国的文学理论家们普遍在“历史”的观念上不能具备这种“历史性”意识或者“建构性的史学”意识时，进行“历史地理解”的空间就无法被打开。所幸在杨周翰之后，文学理论界的新生代中，有学者迈出了这一步。

2012—2015年间，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王霞发表了10篇有关怀特的研究论文。这些文章除了2012年的三篇，其他主要来自她的两个研究课题：“海登 · 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与当代意义”和“海登 · 怀特的历史叙事理论研究”。对王霞而言，其研究更多偏向于怀特征战的主要领域：史学及历史真实性。她倾向于接受史实层面的历史真实来为一些人所批判的怀特反对历史真实性而辩护，认为怀特并不否定历史的客观性与真实性，但怀特也仍然可以被列入有边界的历史相对主义者。至于怀特是一位现代主义者还是一位后现代主义者，她的根本立论标准也在于怀特是否反对历史真实，以及是否为虚无主义者。她倾向于视怀特为现代主义者。不过，她也注意到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界定争议，因而为怀特作为类似的后现代主义者留下余地。相对于不少怀特的批评者，王霞抱有对于怀特的同情，并尽量证明怀特并没有越出他的批评者的底线。事实上，怀特是激进的，会令王霞失望。问题在于，对于怀特这样一位历史哲学家而言，他的认知是奠基在对于历史真实与时间性或历史性之间关系的理解之上。怀特可能在不同的时期对于自己是现代主义者还是后现代主义者有不同认知，并且，后现代主义者可以并不否认“历史真实性”概念；声称自己是“虚无主义者”可以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政治表现策略；文本形式上的“结构主义”也可以体现文本内容上的“后结构主义”，等等。在涉及后现代主义“本质”（这个词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就是个可疑的东西）时，如果对时间性或历史性的变化没有理解，那就很容易令自己陷入谜团，最终以一种含糊其辞来处理。坚持“历史真实性”的现代主义者会有理由反对后现代主义者坚持的“历史真实性”，反之亦然，而两种“历史真实性”之间的差异，就来自主张者对于存在与时间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此外，王霞还比较多地关注了怀特应对“纳粹大屠杀”与历史表现问题的争议。这一问题所涉及的历史客观性或真实性问题与历史表现形式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对于“大屠杀”是否可能通过喜剧或浪漫剧的形式加以表现？怀特所作的辩解有没有证伪他所提出的理论体系？批评者和评论者往往会持一种“理论一致性”的立场去评价怀特，殊不知，即便是“理论一致性”，也可以分出不同层次而搁置在对于“情境”的不同认知中去处理。就此而言，王霞可谓立于“现代主义”立场之上的怀特同情者。她的研究在认知上，可能要超越大多数文学理论界甚至史学理论界的学者。

海登·怀特

除了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怀特的单篇学术论文之外，将海登 · 怀特纳入硕士或博士学位论文题名的研究自2005年开始达18篇，其中文学学位论文8篇，史学和哲学学位论文10篇。

从8篇文学学位论文来看，“历史诗学”通常被用来为怀特理论的独特性命名，而“历史阐释”“历史叙事”“历史书写”这些概念则定位在历史学学科中，作者们倾向于去寻求“历史表现”过程中的文学要素。

胡娜的文章是有关怀特的第一篇研究生学位论文。该文侧重于以《元史学》为基础来分析怀特的历史阐释模式。她认为怀特的历史阐释模式中自始至终贯穿了一种二分法原则。这种看似别出心裁的分析虽然没有局限于一般的对于怀特思想的介绍模式，但行文中结构的松散与所讨论概念的零乱，也显示出作者学力上的薄弱。

2006年，杨杰和翟恒兴各自完成了有关怀特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杨杰以怀特的历史书写理论为核心，按照历史书写理论的学术渊源、与文学性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理论研究该如何吸纳怀特呈现的这种历史维度来布局。他分析了怀特从解释学、形式主义文论、福柯及知识考古学、弗莱的文学人类学之中获得的学术资源，探讨了历史的文学性与文学的历史性在怀特思想中的核心地位，进而归结到文学研究应如何恰当地对待历史维度，为此，杨杰还特别概要性地梳理了外国文学批评史来为怀特融合文学与历史的观点进行学术定位。作为文学博士学位论文，应该说杨杰的研究始终是以文学理论为核心的，他对怀特进行方方面面的研究时，都在和自己内心中的文学理论认知进行对话，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怀特的“历史书写理论”只是一种能够为文学理论研究带来新视角的工具。就此而言，这是一篇颇为成功的博士学位论文，同时也是一篇文学理论研究本位的论文。

相比之下，同样是攻读文艺学博士学位的翟恒兴，其博士论文要显得更多一些怀特本位。他使用“历史诗学”作为怀特思想的主题，以求对怀特思想本身，即超越过往研究者会有所偏向的怀特的“文学”批评家角色或史学理论家角色，进行整体性把握，尤其侧重强调历史诗学作为“一种现代性转换的理论范式和批评实践”的价值，以及将历史诗学看成是对艺术语义学做历史性和现代性的双重“辩护”。翟恒兴强调要从历史、哲学、文学的不同层面，运用不同方法去呈现怀特的多种面孔，尽管在他的实际行文过程中，仍然是以文学理论为重，但借用史学和哲学层面的分析来佐证“历史诗学”，也的确为他的论文带来了中国的怀特研究前所未有的丰富度和深度。怀特以“历史的诗学”作为《元史学》导论之名，这种诗学在翟恒兴的文章里被分解成“历史之美”“历史之真”“历史之善”，分别对应的是对怀特叙事理论中的情节化模式、形式论证模式和意识形态蕴涵模式进行分析。在分析中，作者追溯了弗莱、克罗齐、斯蒂芬 · 佩珀（Stephen Pepper）、卡尔 · 曼海姆对怀特的影响，以及怀特的创造性发展。在此之后，翟恒兴重点探讨了怀特的比喻理论是如何从语言比喻层面转换到话语转义层面，由此证明在《元史学》中用来阐明历史意识深层结构的比喻论在《话语的比喻》和《形式的内容》中获得了新的发展与补充。对于怀特思想的总体评价，翟恒兴将怀特在历史学和文学领域内的实践视为提供了这两个领域的现代性转换的范式，认为怀特通过历史诗学将人们带入了对整个人文艺术领域的反思。怀特对于历史性的理解，在翟恒兴的论文中也受到了重视，这不只是在谈文学中的历史性，而是在谈当代学术思考中更为根本的此在存在的历史性；从海德格尔到保罗 · 利科，从哲学到历史学到文学，关注怀特所涉及主题具有的跨学科特征，正是研究和理解他的重要途径。综合看来，翟恒兴在细节和整体两个层次上对于怀特的研究还是比较成功的，最终他把怀特的历史诗学视为一束绽放在历史领域的文学批评之花，是一种不同于新历史主义的新的文学批评方法。

2006年之后，其他五篇有关怀特的文学理论硕士学位论文，郭虹、邱晓、何川、周晋、国坤，从作者们的学术能力来说，相对之前两位博士都多有欠缺，他们更多集中在介绍和简单阐释怀特的层面，不过，2007年以后，中国的怀特研究在文、史、哲学领域内大量增加，为他们的论文写作提供了更多二手参考文献，这些学位论文的出现，一方面证明了怀特在中国的学术影响力大大增强，另一方面也证明怀特研究的这些主题，如历史诗学、历史叙事、转义理论，等等，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概念，研究者们不再只是按“新历史主义”的思路去简单地定位怀特，而是将他放置在更深厚的西方人文学术情境之中。然而，从怀特重视的“情境主义”立场而言，“学术情境”之外，还可以有“历史情境”“生活情境”。文学理论家们对怀特的研究，从文本到文本，从理论到理论，终究还是没有把怀特放置在他生活的历史情境之中，这也就无法形成对怀特的更广阔的理解。换句话说，文学理论界对怀特的研究，仍然是一种传统学术史意义上的研究，其中包含了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范畴中的研究技术和研究思路，如果放在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范畴下，我们还能够看到怀特更为复杂，却也更为清晰的面貌。这是史学理论方向对怀特的研究可以提供的，但这种研究并没有“完全地”呈现，也不可能获得一个“全面性”的终点。

海登·怀特和女儿

三、 史学理论界的接受

当怀特的文章在1990年代初开始慢慢受到关注并得到翻译时，他的史学家或史学理论家的身份对中国学者来说还是模糊的。史学界与哲学界屈指可数的几位主要从事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研究的学者也未对他有所关注与介绍。1999年，在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上，连续两期刊出的文章里涉及对海登 · 怀特的研究。一篇是笔者的《论20世纪西方历史叙述研究的两个阶段》，另一篇是邵立新的《理论还是魔术：评海登 · 怀特的〈玄史学〉》。

就笔者而言，对怀特的关注与文学理论界的研究基本没有关系，但与文学理论界的怀特文献翻译却密不可分。1996年之前，笔者阅读了盛宁等主编的《最新西方文论选》及张京媛主编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自1996年始，笔者开始在复旦大学攻读世界史专业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向博士学位。仅仅是因为希望了解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面貌，同时恰巧也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找到了一批《历史与理论》杂志，笔者在抄录这份当时西方最重要的历史哲学期刊目录时，集中了以“narrative”（叙事/叙述）为主题的文章，随之也了解到更多怀特的研究成果，了解到他是在历史叙事研究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的史家之一。1997年，在《历史与理论》编辑的帮助下，笔者与怀特建立了电子邮件通信，也获得了怀特寄赠的《元史学》《话语的比喻》及《形式的内容》三本著作或文集。在《论20世纪西方历史叙述研究的两个阶段》一文中，笔者试图区分法国史家弗朗索瓦 · 菲雷（又译傅勒）与英国史家劳伦斯 · 斯通所论的“叙事”不同于历史哲学家们所论的叙事/叙述；而在历史哲学家中，笔者认为，分析派的历史哲学家如亨佩尔、沃尔什、丹托、加利、莫顿 · 怀特、曼德尔鲍姆等人侧重在历史认识论的范畴下探讨“叙事”，而罗兰 · 巴特、海登 · 怀特、保罗 · 利科探讨的“narrative”，更多是一种作为“行动”的“叙述”的功能，会探讨叙事的意图与目的，因而更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在该文中，笔者认为，巴特由文入史与怀特由史入文目的一致，都是寻求一种一般性叙述理论，而从1966年怀特《历史的重负》一文到1973年、1978年、1987年三本著作和文集，怀特建构起了以“历史叙述”为核心主题的历史哲学体系。笔者认为，怀特创造性地将认识论与本体论研究结合起来，试图发现历史的意义及其生成与历史理解的现实之间的关系，他通过叙述这一主题，将各学科之精华聚于一身，极大推进了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在文中，笔者重视怀特的学术成就，但更重视的是怀特及其时代史学理论研究的主流—历史叙事研究。虽然笔者从概述1960年代到1990年代西方史学理论学术史角度赋予怀特重要的学术地位，但这还不能算是对怀特进行的专门研究，这与笔者博士论文选题定在“历史叙述的历史与理论”是有关系的。

三个月之后，同样是在《史学理论研究》上，邵立新发表了对怀特的“研究”专论《理论还是魔术：评海登 · 怀特的〈玄史学〉》。这篇在史学界头一次出现的怀特专论，是将怀特当作玩理论把戏的人来看待的。邵立新在文中说道：“本文的目的，一方面要还‘玄史学’以其魔术表演的本来面目，使其不得继续冒充理论，搅扰视听；另一方面也是要通过‘玄史学’这个典型，分析一下理论魔术的构成机制，向读者提供一套识别严肃理论与理论魔术的方法。因为时下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界这一类戏法表演方兴未艾，演者观众此唱彼和，沸沸扬扬，浪费真正关心理论的读者不少精力和时间。”邵立新没有直接称怀特是个骗子，而只是“魔术师”，不过他用心于遣词造句，实际上希望读者从文本中得出怀特就是骗子的结论。例如，他把怀特《元史学》中从弗莱、佩珀、曼海姆那儿借用的理论工具称之为变魔术的“行头”；他在文中努力揭露怀特是如何“唬”了史学读者，又是如何施展“无中生有”的“伎俩”，布下“无中生有”的“骗局”，作出“肤浅荒诞的臆断”，“指鹿为马”式“歪批”伟大作家，并常常使用“欺骗性推理”设置“逻辑陷阱”。从这些表述中，事实上我们能够很明确地了解到，邵立新并非意在介绍怀特的思想，而是要努力证明怀特在耍着“幼稚、低能和乏味”的“把戏”。他分析怀特之所以欺骗成功，是因为怀特不把学术看作自己参与社会实践的一种方式，热衷玩弄语言游戏，不受现实制约，因而没有是非感。这一类人终将被“热爱生活、勇于实践”的人们拆穿把戏。

邵立新发表此文时，笔者正开始在《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担任编辑，也是此文的责任校对，当时读毕此文，错愕异常。这或是一个历史的巧合，责编陈启能选定此文发表还是有一定远见。柯林武德说，人们不会去攻击一个稻草人的。恰恰是因为有着巨大的影响，怀特在1970年以来招来了各种疯狂抨击，而最主要的抨击就来自以伊格尔斯为代表的史学史家。邵立新受业于伊格尔斯，此时怀特在中国史学界才“崭露头角”，而伊格尔斯与中国史学理论界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已然是中国史学界公认的国际史学大师了。伊格尔斯着力批评怀特的学术思想，这在国际学术界算是典型的学术之争，笔者本人后来也目睹了他们的多次公开辩论。邵立新视怀特为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界负面典型并将他介绍给中国史家，实则有着帮助中国史学界面对西方理论花招时要防患于未然的良苦用心，唯一不足之处是，邵立新1999年时还不了解国内也能读到怀特作品，不仅文学理论界读了超过10年，史学理论界也已经开始阅读。

中国史学理论界的1990年代，总体来讲是个沉闷的时代。《史学理论》停刊后，1992年复刊更名为《史学理论研究》，作者们还热衷于一些陈旧主题。这个时代里，可阅读的西方史学理论文本极少，从事该专业的学者也少，能够培养史学理论研究生，尤其是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生的单位仅有三四家。除了何兆武、张文杰两位专心从事历史哲学翻译和研究的学者之外，其他史学理论界的学者多数没有西方哲学基础，因此也难关注到1960年以来在分析哲学领域中发生的历史哲学研究。事实上，1960—1990是西方史学理论急速发展的一个阶段，大量的文章、著作均没有得到翻译和介绍，也很少有学者直接去读能够得到的但也为数不多的外文文献。1999年以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位授予点与研究生招生增加，这种情形开始改变。到2001年后，有关史学理论的学术论文、学术翻译、学术会议也大量增加，这其中有关怀特的研究就逐渐形成了史学理论领域中的一个热点。

2001年，何平发表了《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史学认识论的发展》一文，将20世纪英文世界从沃尔什到怀特的有关史学理论的发展做了概述，主要讨论了历史客观性、历史性质的解释和模式、对历史话语的解构这三个论题，其中有关历史话语的解构就是以怀特为主要讨论对象来展开的。何平在介绍怀特如何通过对比喻的分析来呈现历史话语的深层结构后，阐述了怀特把关于过去事件的文献转译成史家本人叙述的文献所运用的“有限的四种修辞方式和情节结构”，以及它们与不同的解释方式和不同的意识形态观念之间的关联。2003年，笔者在主编的《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1967—2002）》之中，翻译了怀特的《叙事性在实在表现中的用处》一文，同时为该读本撰写的导论《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若干问题》先期刊发，其中简单介绍了当代西方历史哲学主要研究者及其代表论文，并把怀特归入到“叙事与表现”的主题之下，提及“诗性感悟在怀特那里是一种审美判断”，怀特令人不得不承认历史表现中诗性感悟暨审美判断的存在，从而使得历史表现的多样性成为可能。2004年，厦门大学哲学系周建漳在《历史与故事》一文中将怀特置于作者论述叙事性问题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事件通过情节安排被组织成故事，其中还包括了修辞环节，等等。与怀特一起得到讨论的有利科、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等人，该文语境中涉及的主题还有叙述、虚构、意义等概念。

可以说，从1999年到2004年，史学理论界或历史哲学界来自史学系和哲学系的两拨人马在各自的研究中讨论、阐释、翻译怀特的密度都增强了不少，除了邵立新这位流星般的人物之外，仍然没有谁把怀特单列出来作为专论主题。这种情况与中国史学理论界当时的处境密切相关。过去数十年来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情形在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者的头脑里，基本是空白，为此，新一代的史学理论研究者要阅读大量文献，以求获得对西方史学理论当代发展的宏观了解，此后，才谈得上去定位、理解和深入研究某位西方史学理论家。笔者1999年的史学博士学位论文《历史叙述的历史与理论》（复旦大学）、2001年完成的博士后论文《观念的历程：历史认识理论及历史观念演变的个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周建漳2004年的史学博士学位论文《历史及其理解和解释》（厦门大学，同时作者为哲学系在职教师），乃至2005年董立河的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历史与想象》（北京师范大学），都大量涉及怀特，但也都是以史学理论的基本概念为研究主题，如历史叙事/叙述、历史理解、历史解释、历史想象、历史真实、历史虚构、历史经验、历史记忆，等等，研究者们还在努力描绘各自理解的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史学理论/历史哲学最重要的特征，并将这些研究尽可能系统地引介给中国读者，其中包括翻译。到2004年11月，笔者翻译的《元史学》由译林出版社出版；2005年，董立河翻译的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由文津出版社出版；加上之前由陈永国等人翻译的怀特文集《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可以说怀特最主要的一些学术研究成果都有了中译文，对怀特思想的研究，尤其在史学理论（也包含历史哲学）领域内进入了快车道。

海登·怀特：《元史学》，陈新译。

2005年，笔者发表了《诗性预构与理性阐释：海登 · 怀特和他的〈元史学〉》《历史、比喻、想象：海登 · 怀特历史哲学述评》二文。这是笔者在完成翻译之后，为了向读者介绍怀特学术思想而作。前文旨在介绍《元史学》的主要思想，尤重在说明《元史学》本身作为一部历史著作，是否经得起其中阐明的结构主义历史叙事理论对它自身的推敲。文章从怀特写作《历史的重负》的意图出发，分析他如何为《元史学》这个文本做出诗性预构，然后针对他的分析对象如黑格尔、马克思、布克哈特等人进行理性阐释，由此建构起自己的理论框架。为了建构这个结构主义的理论框架，怀特是如何使用形式主义的方法，又是如何处理文本的理论表述与叙述实践之间的张力？如果说怀特提供的是一种一般性叙事理论，那么，笔者试图以怀特的理论去分析《元史学》就应该是验证怀特理论的最合适方法。如果他自己的文本经得起自己提出的理论的验证，那我们就要去发现这样一个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理论的核心或基石在何处，该文并没有就这种考察直接给出答案。在《历史、比喻、想象》一文中，笔者意图呈现自己所理解的怀特历史哲学的主要观点，为他做一个整体性素描。为此，笔者分析了怀特步入史学理论领域并批判现代史学的学术背景或情境。文中指出，怀特历史哲学的根本前提是对生活的本质具有的认识，以比喻为核心的历史话语理论最适合来表现生活中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这意味着，生活的逻辑与学术的逻辑并不必然是一个复杂、一个简单而成为对立的两种逻辑，二者有达成协调的方式。怀特运用比喻理论时考察过有关比喻的学术史，他也很明确告诉读者，自己在《元史学》中对19世纪思想史家的阐释是奠基在自己的诗性预构之上，本身也做好准备经受读者的检验。在《话语的比喻》这一文集中，史学批评转入文化批评源于语言的文化属性，语言表现实在与在文化中理解的实在之间的关系需要更深层的探讨，而比喻理解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审视人类认知和发展普遍模式的视角，它是人类一切理解成为可能的前提。怀特强调整体的历史文本的真实性不同于史实的真实性，它往往与认识主体有关。历史学家对于世界进行的结构就呈现为种种理论，好的理论导致道德上负责任的思想，坏的理论使我们远离这种思想。从这些认知中，笔者更多着眼于怀特的各种研究细节是如何服务于他在生活中具有的伦理道德倾向的，以及他对于人的本质、生活的本质、历史学的本质的反思；因而笔者不仅仅把怀特视为某个学科的思想家，而是视其为时代的思想家和批评家。当然，他对于历史学、文学学科理论的贡献，还可以通过更多的学术细节分析来呈现。笔者视怀特为一位反讽论者，同时又是一位对生活怀着积极态度的理性主义者。

前述周建漳、董立河与笔者都有过哲学背景。2006年，哲学博士彭刚发表了他的怀特研究《叙事、虚构与历史：海登 · 怀特与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型》。该文也试图将怀特置于20世纪下半叶西方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的宏阔背景中来定位怀特的成就。彭刚是当代中国史学理论泰斗何兆武的硕士，跟随其治思想史多年；后来再师从中国的西方哲学名家叶秀山攻读博士学位，对克罗齐历史哲学研究精深。怀特毕竟出自思想史路数，他对于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英国思想家柯林武德也颇有研究，其思想底色可以说有着这两位思想家的深深印迹。彭刚有着对西方历史哲学的深厚理解，这种视域本身也为理解怀特架构了很好的学术情境。在该文中，彭刚认为，怀特是西方历史哲学叙事主义转向的代表人。叙事作为一种话语模式，将特定事件序列依时间顺序纳入一个语言结构之中，从而完成赋义过程。怀特的理论框架带着形式主义色彩，他的《元史学》成功地把“创造、建构、想象这样一些往往受到历史学家排斥（或者即使是接受，也往往将其限制在比较狭隘和低下的范围内）的因素，以及历史著作认知层面以外的审美和伦理的概念化层面”，带入了历史哲学的核心地带。彭刚进而分析了怀特组合不同学科理论成就的概念时赖以展开的逻辑。通常所谓的历史真实是在历史叙事中获得表现，而历史叙事乃是一种言辞的虚构。史家或读者在叙事或接受叙事之时，都有那种以诗性比喻作为意识的深层结构来预构历史领域，进而赋义历史事实的能力，甚至他们在解释策略、伦理立场和审美趣味上有着契合性。作为一种范式转型的代表性人物，怀特给史学理论界带来的冲击不可谓不大。彭刚认为，“如果说，实证主义思潮是以将历史学同化于科学而取消历史学学科的自律性的话，怀特则是以将历史学同化于文学和诗而同样威胁到了历史学的学科自律性。”这不简单的一句表述，勾画出了怀特在19—20世纪史学理论宏观图景中的位置。同时，彭刚针对怀特在表现大屠杀之类事件上做出的理论模糊性表述，引申出历史事实及其表现限度问题中的同质性和异质性问题，并将之视为历史哲学未来需要关注的重要领域。

怀特引导了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型。这种转型具体化一些指的是，历史学学科以何种程度在本质上乃是认知、理解、解释和重建过去的一种叙事性模式，这成为1960年以后历史哲学领域的核心争论。2009年，彭刚将他的个人文集命名为《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题名所示的“叙事的转向”，怀特自然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人物，这本文集中的多篇文章继续讨论了怀特对各类史学理论主题的看法。同时，彭刚对安克斯密特的研究也指向呈现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或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根本特点，而在这个领域中，我们几乎可以将怀特与安克斯密特视为耸立的双雄，他们彼此之间可形成互文性而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时代的历史思想之新意。

海登·怀特和和安克斯密特争论

直到1999年之前，以朴素实在论为基础的历史客观性论调都仍然是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导性腔调。六七年后，到2006年时，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想已经在中国史学界弥漫开来，其特征就在于讨论历史叙事、历史虚构、历史想象等的文章多起来了，这显然与怀特被引介进中国史学界密切相关。尤其在2004年，复旦大学历史系与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及喜马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联系主办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史学和比较历史思想”学术研讨会，怀特、吕森、埃娃 · 多曼斯卡等海外主要的历史哲学家悉数到场，怀特做了专场学术演讲，同时，中国的《文汇报》发表了怀特的《西方历史编纂的形而上学》一文。毫无疑问，此时的怀特已经受到中国史学界格外的重视，他的思想对于中国史学界而言，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新意，2004年的中国史家多数以开放的心态接受怀特。“历史叙事”“历史中的文学性”“文学中的历史性”，这些经常和怀特联系在一起的术语，也是许多没有西学根底的老一辈（彼时已50岁以上）中国史家能够理解的，他们常常很自然地认为叙事传统在中国古代史学中早已有之，只是处在怀特思想进入中国史学的初期，他们许多人并不知道自己的这种望文生义的理解和怀特的论述完全处在不同的学术传统之中，因而代表着截然不同的认知。

从本文第一部分的图表中，我们看到，2006年以后，一方面，有关怀特的研究、引用急速增长；另一方面，怀特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力迅速超越其在文学界的影响力。在文学理论界，怀特没有那么重要，他只是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家诸多成员中的一员，在这个“学派”之外，还有诸多西方哲学家、文学理论家为中国文学理论界输送养分。比较文学、外国文学、文艺学都涉及文学理论，拥有巨量的师资与学生，学术普及的研究空间也巨大。中国史学理论界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屈指可数的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中，几位西方史学理论大师的出现，足以造成震动。

克罗齐、柯林武德、福柯、怀特、安克斯密特是1980年以来冲击过现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几位思想家。彭刚研究克罗齐、何兆武解读柯林武德、刘北成阐释福柯，这样的思想史家在中国史学理论界并不多。由于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大学的历史学系，其教学大纲中基本不提供哲学训练，史学生们将克罗齐、柯林武德的著作当成史学史教材来粗读，记住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即告成功；福柯则更难有人去触碰，就算刘北成描绘了福柯的思想肖像来作引导，也少有人热衷于精读福柯。人们认为福柯是属于哲学的、社会学的或政治学的，就算是属于后现代主义的，也不是属于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怀特和安克斯密特则不一样，他们属于后现代主义史学，给中国史学理论界带来颠覆性力量的就是他们，其中以怀特为首。

在中国文学领域内，形式主义是长期受到关注的主题，并且，凡是能够丰富文学形式研究和理论探讨的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等主题，都可能被充满热情的文学研究者跨界纳入有关文学与人生的思索之中。而匮乏理论训练的史学研究者们，本着史料第一的原则，基本不愿主动去触碰令人望而生畏的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这一点和同样缺少哲学训练的文学研究者有天壤之别。也正是这种差别，造成了怀特对中国文学理论界产生影响十余年之后，才现身于史学理论界。事实上，将怀特引介入中国史学理论界的，均是有跨学科经历的研究者，如周建漳（哲学、史学）、彭刚（政治学、史学、哲学）、董立河（文学、哲学）、笔者（史学、哲学）。

2007年之后，在中国的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领域内讨论怀特的重要论文中，来自哲学界的作者如郭艳君、韩震、刘翔、刘峰、王志华、陈立新、刘雄伟、刘志刚；来自历史学界的有徐浩、于沛、张骏、陈书焕、顾晓伟；另外，以怀特为题，来自史学与哲学学科的硕士、博士论文有十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是哲学领域当然的研究内容，而在1990年之前，“唯物史观”在中国学术界基本也是史学理论的代名词。迄今为止，体制内的史学理论学科建设也继续强调要以唯物史观作为史学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郭艳君、韩震、刘翔、王志华、杨静、陈立新、刘雄伟、蔡佳作、刘志刚均是出自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他们对怀特的研究通常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题结合，这也合乎情势，再者，怀特本人也自视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海登·怀特

郭艳君文认为，怀特以诗性预构为核心建构的历史解释模式，实现了西方历史哲学的文化转向。她通过分析怀特诗性预构的内涵、解释模式，以及对怀特解释进行的文化分析，其最终结论是，怀特的历史解释最终得出历史真实依存于历史认识主体的构造，这会使得历史批评无所依托，从而取消任何批评的可能性，陷入历史虚无主义，进而也会否定历史创造者和历史记述者的主体地位，导致另一种历史解释者在言说中的历史霸权，因而有着后现代主义意味。郭艳君很好地把握了怀特研究中的基本意图，只是在评价时，因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语境中，历史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是不能接受的，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地位、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取决于事实本身是不可否认的，这就使得她必定会得出这种结论。然而，怀特对于历史认识主体、历史文本中的解释与历史学具有的文化阐释意义，还是可以扩充过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的视野，这才是郭艳君重视怀特研究的根本之处。她之后指导的硕士生蔡佳作、博士生刘志刚均以怀特作为学位论文选题内容。

蔡佳作一文除了探讨怀特叙事理论的学术渊源、叙事解释策略之外，特别讨论了怀特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作者就怀特所说的自己作为阿尔都塞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怀特在结构主义的范式上与阿尔都塞呈现的结构相似。另外，作者认为怀特采用了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并将《元史学》与《法兰西内战》进行比较，这个思路可取，可惜的是作者的学术底蕴欠缺，没有进一步展开。此外，对于怀特的学术活动甚至作为一位思想家的社会存在方式与关系，其实践行为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之间的关系，如果能够得到更多探讨，就有可能进入到一个思想史研究的新阶段，从而超越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式分析。这一问题后来在郭艳君的博士生刘志刚的博士论文中也同样出现。刘志刚在讨论“叙事是实践的内在环节”时，假定了作为总体的“实践”与作为其构成部分的叙事。这种总体与部分的传统区分能够让我们关注到叙事作为形式与结构的方面，但不利于我们把叙事作为“叙述行为”时理解它就是历史学本身，或者就是哲学本身，甚至就是总体本身。也就是说，作为“一般性叙事理论”的“一般性”或“把叙事看作一种元代码”的“元”没有获得充分的理解。当然，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的使用而不得不进行总体与部分（或确定内在环节式）的区分，有临时性和策略性的必要。事实上，刘志刚论文的整体结构布局与细节讨论，已经相当出色。在论及怀特叙事理论的影响及意义时，刘志刚定位怀特的历史学批评也是一种文化批判，这就继承了其导师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化阐释方面进行深耕的意图。然而，对于文化这个长期以来模糊的概念，使用者的确需要小心翼翼，对于怀特的思想如何与他身边的历史学发展发生关联并建立起合理的解释，作者还缺少一些实际的分析，这就难以理解怀特的研究作为历史学实践、作为文学实践，乃至作为文化实践或生活实践，其共时性意义归于何处。刘志刚新近另一篇文章讨论怀特与维柯之间的学术继承关系，这是一个好的方向，就这个方向的开拓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维柯，同时更好地理解怀特与维柯如何共同在人类意识的发展模式上进行各自的建构。严格而言，这个方向获得了作者的关注，但开拓并没有真正开始，值得期待。

2009年，哲学家韩震与刘翔就怀特的“历史文本作为一种言辞结构”命题进行了讨论。他们分析了这一命题提出的背景及其意义，认为它全面消解了事实与虚构、形式与内容、史学与文学的区分，有矫枉过正之嫌，如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事实上，怀特自认为虚无主义者，但这并不会带来作者担心的道德责任感的缺失。

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虚构”概念相对于真实，“文学性”相对于历史，这些术语在中国哲学或史学的学科语境中，常常被当作一种“政治不正确”而被率先定调，这恰恰是可以用怀特所说的那种“未经批判而接受的范式”来说明的。韩震、刘翔的文章，以及之后王志华、杨静、刘雄伟的文章，都肩负了为马克思主义及唯物史观的科学性或历史客观性正名的任务。仅仅从这一点，就可见怀特思想的输入对于国内唯物史观研究的冲击有多么巨大。在怀特言论里，他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而是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他同时也是虚无主义者，而要将马克思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联系在一起，这对当代中国学者的确是难以理解的。为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如何能够从“证明怀特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是一位冒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角度来分析他，那一定能够别开生面。王志华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尝试，不过也还稍浅一些。

在本文涉及的所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出身的怀特研究者中，唯有陈立新保持了差异化。他借助以怀特为代表的当代历史叙事理论来思考历史研究的合法性问题，并通过分析能指与所指的相关性、意识形态的影响、历史文本的意义何以可能、阅读伦理，等等，来说明史家的叙述行为实则是一种归于现实存在的行为。这种“从现在去重现过去，以提取有助于当下生活的基本经验”的做法，反过来也可以恰当地用来分析怀特的学术叙述行为。

刘峰、张银霞是两位来自西北的外国哲学硕士。他们的学位论文均以怀特为中心。刘峰在学术上的个人立场偏向于怀特，因而赋予怀特的后现代历史理论一种积极的意义。在讨论怀特与伊格尔斯的分歧时，他指出“怀特理论所赖以形成的所有基本范畴、原理都是建立在整个后现代思潮及其文本所提供的坚实基础之上的。如果想超越怀特，就首先要在其身后瓦解后现代思潮对传统信念发动的强大攻势，与索绪尔、利奥塔、福柯、德里达、巴尔特等大批天才思想家对话”。这是一种明智的论述。许多研究怀特的学者过多局限于怀特若干文章、著作中的具体内容表达，没有意识到怀特作为一个时代中的人、作为一种思潮中某个领域的代表，裹挟了洪流般的力量，而认知这股洪流与更好地认识怀特需要同时发生。这是一位很有才华的青年学者，他在结语中就历史的真实做出两种区分：观念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作为生活的真实，刘峰认为，以怀特为代表的史学理论语言学转向将认识论意义上的虚构指向了生活本身，否定了生活世界的真实及其意义。在这一点上，刘峰的文章体现出他从现象学和解释学的角度获得了对于生活的认知，同时也就自我的生活世界得到真之领悟，但怀特作为他的研究对象，如果他对怀特的生活世界有更多的了解，这种结论就有可能被修正。沉迷文本而忽略思想家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存在，忽略在研究对象的生活与思想之间建构关联，这种哲学研究者在思想史研究中常会带着的顽疾再次呈现出来。宁夏大学张银霞更多是在陈述怀特基本的学术思想，其特点在于第三、四章讨论怀特对历史目的论的消解，以及怀特与同时代历史哲学家或史学史家如阿瑟 · 丹图、安克斯密特、伊格尔斯的比较。她把伊格尔斯视为后现代主义史家，这就说明过大的雄心远不是作者表现出来的能力可以胜任的。

在史学系，有四篇硕士学位论文以怀特为讨论核心。侯星丽一文力图在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视角之下普及性介绍《元史学》的基本观点，惜行文过于简陋。刘远一文聚焦在“历史写作理论”的概念下，通过分析构成怀特理论的历史话语、历史叙事与历史文本，他认为怀特理论的根基是建立在语言学的本质上。无论作者如何理解怀特的历史写作理论，怀特质疑历史客观性这一点仍是令作者焦虑的核心。中国史学界面对怀特发出的这种质疑就感觉是失去了立足的大地，而学位论文的写作中也常常会出于各种考虑强行添加上对研究对象之弊端的叙述。这种隐含的强制性力量往往通过作者正文中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与对研究对象弊端的陈述中出现矛盾和混乱体现出来。例如刘远在文末就提供了一种典型的表达，即认为怀特放弃了历史客观性，将历史视为虚构，虽失之偏颇却为历史研究的多元化作出了贡献。这种似是“瑕不掩瑜”的说法恐怕也是多数朴素实在论者不可接受的，而笔者宁愿将之视为一种无奈之举。郭延安在文章中，将怀特的理论称为一种“诗性历史哲学”，他溯源怀特从传统历史哲学与形式主义文论中获得的养分，分析怀特如何通过文本研究来阐释诗与史的关系，最后，作者在坚持历史本体是一元的而历史叙事是多元的前提下，赋予怀特思想某些积极意义。这个模式当然也会引向对于怀特“诗性历史哲学”之局限性的分析，即作为史学研究者不能接受的观点：历史意义不出自客观历史、历史叙事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割裂、将历史与文学等同。陈美玲的学位论文则要从与历史叙事相关的情节、语言分析、真实与想象几个维度来梳理怀特的历史叙事理论脉络，但最终也同样在历史客观性上，重复了多数史学研究者对怀特的共同认知，即怀特矫枉过正，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2009年，徐浩在他的《历史是修辞》一文中分析怀特的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学的叙事理论。徐浩采用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一词，是因为他把历史（history）实际上理解成了过去（past）。因为认为后现代主义史学不再接受“历史”具有客观性，为此，怀特所论均属于历史编纂学的问题。徐浩探讨了怀特的“元史学”与“历史诗学”两个概念，并认为叙事理论是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与人文科学的历史转向导致的，它主张历史是一种文学的虚构，否认历史的实在性，这就违背了历史学的科学性。2010年，韩炯的博士论文以怀特的历史哲学为题。他先是分析了怀特思想的学术情境，如美国史学的相对主义、“亨普尔争论”、后结构主义兴起，再从维柯到柯林武德、斯宾格勒与弗莱、阿尔都塞与福柯、巴特等，分析了怀特的思想渊源。作者研究的主体在于作为修辞、文本、叙事的历史，这是怀特历史认知中的三个维度，也是怀特各种讨论中的三个核心概念。韩炯对于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做了本体论剖析，其结论是，“怀特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史学本体论实质是文本主义”，这是因为他“以文本主义的态度掩盖或者回避客观发生的历史进程或历史存在”，最终令他放弃了历史进步的规律性。不过，作者将怀特视为一位介于激进与保守之间的温和的叙事主义者，是因为“怀特没有否定存在一个文本之外的过去”。事实上，“怀特假定了一个文本之外的过去”与“怀特没有否定存在一个文本之外的过去”并不等同，只有后者，可以得出“怀特认可了存在一个文本之外的过去”。韩炯想为怀特做些辩解，使怀特尽可能免于众人对其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想进行的过度批判，这种可敬的行为从本质上而言，还是在历史客观性问题上回归了怀特所反对的阵营。

从以上史学界各位研究者对于怀特的研究来看，其模式基本差异不大：介绍、分析、批判。当每位学者都将批判归结到历史客观性的问题上时，笔者就不断地去寻找，这种不容置疑的历史客观性在上述论文中，其立论基础在何处？是因为笔者倾向于怀特的论证逻辑而导致出现了阅读盲点，还是我们要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历史客观性？如果“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这一命题不论从能指还是所指的意义上，都不容置疑，而是一种信仰，就像我们被号召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话，那么怀特的观点显然在中国是不合时宜的。在信仰面前，学术是次要的和低级的，而怀特在历史文本中发现的这种意识形态蕴涵，恰恰证明了每一种历史文本之中，都存在着这种相当于作为信仰而存在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怀特的理论可以化解中国史学理论研究者因为他而产生的焦虑。

2013年，于沛在《后现代主义与历史认识理论》一文中提到了，以怀特为代表的后现代史学对中国历史学带来的挑战，“即对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历史认识理论的挑战，因历史认识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挑战”。于沛是当代中国史学界有关历史认识方面的权威，他很清楚地看到，应对后现代史学挑战，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论研究，并且，历史认识论是当代历史唯物主义新的生长点之一。应该说，如果要驳斥怀特思想中那种反叛传统史学理论的内容，要做的首先是自我的发展。于沛感觉到了后现代史学带来的危机，但他不是以一句“怀特否认了历史存在的客观性和实在性”作为应对并了结，而是认为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论以应对后现代史学所激发的挑战。他坚持：“历史认识理论强调历史认识主体的主体意识和主体性，并非是在否定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非是在宣扬主观唯心主义，恰恰相反，这是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和庸俗唯物论、机械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划清界限。”于沛呼吁以推进历史认识理论的研究来应对怀特及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想必怀特如果曾经得知于沛的观点，定会尊重这种应战再行辩论。但对于一生致力于激发挑战的怀特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要真正应对，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而于沛是其中行动最为积极而持续的一位。

最近三年来，除了介绍怀特思想，应对怀特对历史客观性的挑战之外，中国史学理论界对于怀特的接受还表现出另一个方向，即通过研究怀特而延伸怀特的思考。

2016年，复旦大学史学理论博士生张骏在《海登 · 怀特的叙事表现理论》中认为，怀特的叙事理论和对过去的表现息息相关，而这种表现是一种崭新的历史编撰和考察的原则。他通过想象弥合叙事与历史间的裂缝，证明这样便能获得一种新的真实，它是历史学家所能期望的和唯一可能的。怀特的叙事理论扮演了从语言过渡到主体研究的桥梁，从而为历史理论研究跳出语言藩篱提示了可能。张骏指出，“怀特在研究维柯《新科学》论述中指出人是身体、意识和言语多元复合体，叙事或者说叙事化所具备的普遍性因素自然也就不可能仅由语言规则所决定，它与人的各个方面—心理、世界观、情感都有着或明或暗的联系，由语言的元编码升华为生活的元编码”。由此而论，编码行为、叙事行为与人的全面性和有关历史主体的研究，要被放置在一个新的历史理论结构中获得理解，在这个维度上，怀特的叙事表现理论蕴含了历史理论后续发展的种子。

同样出自复旦大学史学理论专业的陈书焕，2017年在中国美术学院做博士后期间发表了《“看”历史：文化史写作的绘画性》。该文揭示出中国学界一直忽略而怀特已经关注到的一个问题，即在对历史文本的话语模式的理论思考及个案考察中，怀特实际上注意到图像性因素的作用与意义，这种意义更多导向对写作者主体意识的关注，并由此得出历史表现的不同图景。陈书焕认为，作为文化史的艺术史，其图像性因素帮助历史哲学家在语言要素之外，开启了一个新的、视觉的领域，而历史哲学家像怀特对于历史写作中图像性要素的考察，引发了文化史家对自己研究路径的自觉和反思。陈书焕认为，“相对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传统的艺术史家集体更加倾向实证，而怀特所引发的思考则促使他们在文字和图像、研究对象和研究本身，以及批评和历史之间重新定位，从而对艺术史写作的整个智性基础产生新的认识，即以新的眼光‘看过去’”。怀特曾向贡布里希提出视觉艺术史分析或许可用风格概念或语言分析的修辞传统，由此而引申的是，正如历史文本中的文学性与文学文本中的历史性获得关注，一般历史表现中的绘画性，其作用与历史文本的诗性相比，重要程度不亚于后者。怀特所论的历史表现中的艺术性，更多不在于其散文式写作，而是其中包含的诗性，而这种诗性不是单单的虚构或者想象作为故事的要素，而是一种图形要素，更确切地说，是绘画性。陈书焕这种对于“表现的可能模式”的探讨，力图将怀特思想中隐含的可能性置于更为公开的系统讨论之中。她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