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亲历长沙民居演变

文/郑寿山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在北京国务院某部委工作的父亲，出差到长沙，一段特殊的姻缘，使得丧偶的父亲与继母成婚。当时，已经进入中学校门的我，弃学随父亲迁居长沙。时光悠悠六十载，我从一名操着京腔普通话的少年，变成了年逾古稀但迄今也憋不出几句长沙话的老长沙。
改革开放前的长沙城区面积虽然不大，而要对市内的街巷、商铺、民居做到一定程度的熟悉与知晓，并非一件易事。我很早就想写写市内民居这几十年的一些变化，却不具有去城建档案馆查询史料的资格，便还是用个人的经历、记忆来成文。

初到长沙，住进游击坪公馆

∨

初到长沙时，居住东鱼塘街28号内进，两间住房带一厨房，房外一线走廊，还与对门住户有一个共用的堂屋，很大。这是一幢两层楼的住房，因为坐落在庭院最里面，院落不大，从视觉上难以感觉到它是一处公馆楼房。

*陈先枢供图

几个月后，此处要办街道工厂，于是安排我家搬到临近的游击坪那幢有围墙、前后庭院，两层楼的公馆佃住。我家是楼下一大一小两间住房，带个小阳台，后面一间小厨房，房东系王姓人家，租金每月12元。

*图源/陈先枢的博客

这幢楼房红砖灰瓦，砖木结构，红漆地板，在那时属于准一流的民宅。12元的月租也不是一般家庭能够或愿意接受的，低收入低消费的年代，寻常一户民居的月租金也就一两块钱。市内私有公馆房产的户主不是很多，均系解放前的有钱人家。

五十年代末，民居多为土木结构

∨

那时长沙的民居，绝大多数是简易土木结构的房屋，临街旁巷边而建，无庭院和“进深”，一般平房为前后两间，厨房辟在或前或后的房间内。这类民房有一些是两层乃至三层，室內有固定木楼梯或长木楼梯搭在楼梯口供上下。而这样的楼房，上层墙体通常由薄木板拼成，一来节省造价，二来也考虑地基承重的因素。

再就是结构更为简陋的民居，墙体是土砖石块甚至是竹片抹上泥灰而成，稻草、杉树皮屋顶。这样的房屋多在白沙井、大椿桥、鲇鱼套（如今湖南图书城附近）原铁路沿线，以及城郊结合部地带。

姚正街附近留存的老民房 摄影/城小忆

老照片中的长沙民居 陈先枢供图

我的两位同学，他俩的家住在鲇鱼套，那里清一色地居住着一些基建队泥瓦工、副工，靠卖黄泥巴和替人洗衣浆衫、倒马桶营生度日的穷苦人。这两位同学家里，真的算家徒四壁，只有两张旧床一张破桌子和一口盛水的缸，竹篾片抹泥的墙壁里面糊着报纸抵挡室外灌风。所以，说那个时代什么没有贫富差距，是以讹传讹的不实之词。

那时排队上厕所成为街巷一景

∨

除了居住公馆房的之外，居住街巷砖木瓦房和树皮茅草房的人家，几乎一概没有供“方便“的厕所，于是，居民们的日常“方便“只有去就近的公共厕所。

每天早晨都是公共厕所人满为患的时间段，入厕排队成为街巷一道特有的景观。如果半夜要“方便”只好在街巷昏黄的路灯下跑到公厕去。家中若有老人孩童不便上公厕，就在家里备有的木制马桶和搪瓷痰盂“方便”。

*图源网络

居民里面有专事上门倒马桶的人，给有需求的人家每天倒一次，每月一元五角至两元不等。倒马桶的均是家境贫寒的中老年妇女，包下几家需要倒马桶的住户，每月赚上个八九上十元，也“乐在其中”了。

还有上门取衣服床单被褥拿回去洗涤的妇女，洗净晒干折叠好送还住户，靠此赚钱为生或贴补家用。

那时公共澡堂盛极一时

∨

再就是无论公馆房还是其它各类住房，压根没有浴室。居民们洗澡就用澡盆在自己家住房里或房后墙角隐蔽处洗浴。

盛夏时节许多“放得开”的中青年男子和小孩，喜欢穿着内短裤在街巷的水井边洗澡，丝毫不顾忌来来往往的行人。还有一些人提着一桶水去公共厕所里洗澡。女人们自然还是关起门来在屋子里洗澡。但冷天无论男女老幼只好在家里洗澡了。

如此那般的居住环境与条件，洗澡并非像现在是一件简单的事，垂垂老者整个冬天只洗一次澡并非奇事怪事。

*图源网络

春秋季节和严冬时日，夏天的洗澡方式不适宜了，家境好一些的市民就花钱到公共澡堂洗澡。澡堂里分别设有“盆堂”、“池堂”，后来增加了淋浴。

池堂是一个长宽各约十多米的大水池，水的深度在一米左右，水温适度，整个澡堂热气蒸腾、水雾缭绕，大家或站或蹲，无拘无束地浸泡在热水里，非常惬意。盆堂的收费则比较贵，一个人独自在大磁澡盆里洗澡，不受他人影响。

特别是农历春节前，人们信奉“洗掉晦气”之说，都乐意去澡堂痛痛快快洗个澡，以图来年的吉利。年前的许多天，各大澡堂门前排起长队，人们在寒风细雨雪花中，不断地跺着脚搓着耳朵来驱逐严寒，等待进入澡堂。

中山路水风井蔡锷路口附近有一家全市颇有名的澡堂 ——“新沙池”，其规模设施系民国时期之最，红极一时，它与解放路附近育婴街（后改为“育英街”至今）的“长沙澡堂”同为澡堂业的老字号。至七十年代初期，随着城市的拓展，城东窑岭上开设了“窑岭澡堂”，这几个澡堂均为全市几大公共澡堂。

*图源网络

进入八十年代，政府和有条件的单位修建了“卧厅厨卫”功能齐备的单位宿舍和居民住宅，燃气热水器随之普及，市民们在自家浴室卫生间就能尽情享受洗浴之便，市内的公共澡堂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

那时做饭取暖全凭煤炉

∨

还有，绝大部分家庭住宅无专门的厨房。那个年代，一个家庭里，三四个人也好五六个人也罢，每天的煮饭炒菜、烧开水烧洗澡水，全凭一个小小的煤炉。

很多的时候，炉子里煤的火候火力接济不上，影响到煮饭炒菜，经常有这样的情况：饭煮好了要炒菜，火力不行了；炒好一个菜再炒第二个菜时，要添煤了。反正你急它不急，急死了也没用。

天热就把煤炉放在走廊间屋檐下；冷天就把煤炉放到住房里，做饭取暖一举两得。那时候大家从来不忌讳什么“二氧化碳”、“一氧化碳”废气伤害身体......

老式煤炉 图源网络

我家居住条件相对较好，有专门的厨房，但是冬天也和没有厨房的住户一样，把煤炉子“请”进卧房，因为老百姓冬天取暖全靠煤炉。那时，家用空调连做梦都没有见过，廉价实用的电暖器烤箱也没有问世。

人们家中的炊具呢，简单得只有小煤炉、饭锅、炒菜锅和烧水壶。炒菜锅饭锅水壶有了洞眼或开裂，就花点小钱让走街串巷的补锅匠来补，像花鼓戏《补锅》城里青年伢子李小聪中学毕业后自愿当补锅匠，正是源于现实生活。

六七十年代，建起水泥砖混结构居民楼

∨

五十年代末，“工农桥”还在规划之中，市政府在识字岭街口西南角一大片区域建有四五幢红砖三层居民楼。其结构是从两端进入楼房，中间为两边门对门住户的共用走道，大白天里走道都是黝黑的，这种楼房被后人称为“筒子楼”。

同一时期许多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也建有相同类型的宿舍楼。这一类住宅楼系砖木结构，较之街巷那些原来私人所建的简陋房屋，无疑提升了一个档次。

老居民楼 摄影/彭苗苗

至六七十年代，市政府在经济力量十分有限的条件下，为解决城市人囗不断增长和市民住房日益困难的矛盾，规划建设了“解放新村”、“朝阳新村”、“人民新村”等区划性的居民点。此间，在臬后街、浏正街、东牌楼沿蔡锷路、北正街等处，建起居民楼。

原臬后街六十年代所建居民点楼房，开始闱档拆除。

这个时期的楼房多为三四层的水泥砖混结构，质量好于先前的砖木结构。房屋的格局：楼房坐南朝北，每户居室前后两间，南边为东西贯通的公共走廊兼阳台，楼梯半层处一个很小的公用厕所。

今人“羡慕”的邻里关系

∨

与红砖筒子楼一样，各户没有单独的厨房，每家把小煤炉和小木桌搁放在对应的走廊位置。其实，“锅碗瓢盆交响曲“中，亦不乏不和谐的音符：谁家动用了谁家的酱油盐醋，哪家私下拿了哪家的藕煤……燃煤、食用油、食盐可都是计划供应物资，相互争执吵闹也就在所难免。

*图源网络

今人听传闻而“羡慕”的邻里关系——吃饭时，这家的人端着碗去那家夹一筷子豆豉辣椒，那家的人走过来品尝几片胡罗卜，如此的所谓融洽与随便，不能以偏概全的成为后人的一种赞赏。

走廊成了公共厨房 来源/腾讯图片 摄影/吕光伟

随后，这种住宅楼就改建成户与户之间隔断式的了。其实每家人有自家的私密空间，无可厚非。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今天，你家里做好了虫草炖鸡，别人总不能不请自来地去戳一筷子吧。

“找房子比找堂客都难”

∨

改革开放以前，居民们的居住条件居住环境之差是现在的人们不可想象的。记得那多年长沙市民中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找房子比找堂客都难”，确实，人口不断增加，国家财力非常有限，住房“欠账”太多。

青年男女因双方家里都腾不出房子，在屋里搭个床铺拉块布帘，或在楼梯下面的三角型空间放张竹床结婚，一点也不奇怪。结婚照张黑白合影，同事朋友来了招待糖果花生瓜子，婚纱照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不允许，也没有，鲜花彩车不知在何方，婚庆公司的名字从未听说过。

筒子楼过道里办宴席 图源网络

1969年，我在地质队从事流动性质的工作，家中只有退休的老父亲和继母，我出于孝心给两位老人买回一台“红星牌”五灯收音机，让他们排遣寂寞。

谁知，1967年以造反名义强占房东王家私宅的三户人家，对我家的住房打起了歪主意。他们先是去街道办事处投诉“两个老人住两间房不合理”（他们每家都是3-4个人仅住一间房）要求互换，街道办事处没有理睬其要求。

于是，他们趁1970年春上的“一打三反”运动之机，从政治上来下毒手，无中生有地检举揭发我父亲和继母在家里“收听敌台广播”...... 经街道办调查核实，我父亲系革命干部，我父亲和继母两位老人一贯遵守法纪，且是街邻公认的老实人厚道人，不可能收听敌台广播。

他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向我的工作单位举报我回家探亲时在家里收听敌台广播，以至把我害得好苦...... 这样的政治陷害，在阶级斗争年月丝毫不足为奇。

老居民楼内狭窄的空间 摄影/彭苗苗

由此可见那时住房紧张稀缺之严重，有人不择手段所使用的伎俩，让现在的人们简直不可思议！

改革开放后，“住房成套，独立门户”

∨

时间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平复着文革浩劫的创伤，经济社会驶入持续发展的快车道。政府为缓解居民住宅严重缺乏的需求矛盾，规划开发出前所未有的大面积住宅片区。

识字岭附近八十年代所建居民楼（有厨卫）。

我至今尚记忆犹新的是，在广济桥、长塘里、梓园路原属郊区红旗大队的地盘，呼啦啦地一下子建起近百栋居民楼，每栋楼房五至八层（国家建设部规定九层以上建筑必须配置电梯）不等，钢筋水泥混凝土结构，蔚为壮观。河西也开发了望月湖、银盆岭等住宅小区。

改革开放伊始的1979-1981年，开发建设的红旗区住宅片区（楼房多达几十栋），均为5-8层楼高。

八、九十年代建设的，典型的卧厅厨卫阳台功能齐备的居住楼。

最显著的改变，就是“住房成套，独立门户”，每套房子两间卧室一厨一卫，还有一个小阳台，户控面积为三四十平米。藉此，新建的居民住房告别了没有厨房卫生间的时代。一些拆迁户、无房户以及小工厂小商店的职工，得到了妥善安置。有条件的单位亦加快了职工住房的建设。

手中有了钱，争相翻修房屋

∨

这个时期，国家提高了各行各业职工的工资，加上实行绩效奖励制度还能拿到奖金，人们的实际收入有了可喜的增长。还有一些人工作之余从事某种经营或技术维修服务，又得到额外的报酬。

手中有了钱，那些私有简陋房屋的住户，争相重新翻修加固装饰自家的住房，有的把平房加至两层，把两层加至三层。这类加层的房子，三十多年过去，现今在小街小巷仍留下不少。部分房子遇到征地，拆建户可就成了“幸运户”：按加层后的面积，分配新的成套住房并享受拆迁补偿款。

改革开放伊始，部分市民赚了些钱（大概千把块钱吧），把私人住房“加层”。如今这样的房子，在小街巷和非主干道上随处可见。

我认识一位比我年长的人，姓皮，住在螃蟹岭巷子里的，颇有经营头脑。六十年代前期开放自由市场时，他弄到十多斤茶叶到陕西贩卖，又从陕西弄几斤天麻丹参回长沙出售，结果被当成“投机倒把分子”打击，在东区公安分局蹲了半个月班房，“非法所得”悉数没收上缴。

改革开放伊始，易手小买卖不再被限制，他赚了一千多元后，用八百多元给自家的小平房加盖成两层楼，担心政策有变，“金盆洗手”——不干了。

新世纪，雨后春笋般的商品房市场

∨

八九十年代，可以视为居民住宅楼开发建设的快速增长期。以单位职工集资建房形式，大多数单位按职工所需建了四五层、六七层高的两室一厅一厨一卫、三室两厅一厨一卫的成套住房。最显著的改观与特点是套内有较大的客厅、餐厅和大阳台，面积达到七八十个平米及百余平米。

世纪之交的前后开始，有的单位按政策建起“经济适用房”，一般为二十层以下的小高层电梯房，住户面积达到一百多平米。与此同时，房地产开发商大规模地进入商品房市场，高层住宅建筑像雨后春笋般地矗立起来，山庄别墅、江景房、学区房、复式错层住宅、地铁口楼盘，还有高级会馆楼层......各种档次与功能的楼盘迎合与满足着人们的不同需求。

地质家园高档小区的高层住宅楼（部分为中央空调和热水）。

而八九十年代的低层楼房，多数成为二手房，由收入有限的外来务工人员租住或购买，二手房和新房交易市场十分活跃，应运而生的房屋中介门店比比皆是。

六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居民的住房条件与居住环境及整体生活质量发生了巨大的令人欣喜的变化。老年人从五十年代风雨飘摇地一路走来，有着亲身经历；年轻人不知过去、不明就里，“不知愁滋味”。
我们一同回忆过去，为的是要对往昔有着客观正确的认知，在共享改革开放胜利成果的今天感恩图报，懂得珍惜！
END

*本文由城市记忆CityMemory独家发布，作者 | 郑寿山，编辑 | 明明，未注明出处图片均为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