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历史上号召诸侯共讨董卓的，不是曹操，而是桥瑁（《演义》中作“乔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英雄记》说得明明白白：“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陈（董）卓罪恶，云见逼迫，无以自救，企望义兵，解国患难。”
其次，历史上参与讨伐董卓的诸侯，并无“十八路”之多。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除了曹操于中平六年（189年）十二月率先起兵之外，初平元年（190年）正月同时起兵的有十个州郡长官：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
另据《后汉书·袁绍传》，参与讨董的有十一家（未算曹操），比《武帝纪》所记多出广陵太守张超（张邈之弟）。此外，《三国志·吴书·孙破虏传》明确记载了长沙太守孙坚参与讨董之役的经历（《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和《后汉书·袁绍传》之所以未提孙坚，可能是因为孙坚当时对袁术有某种依附关系，《后汉书·献帝纪》就有“袁术遣将孙坚与董卓将胡轸战于阳人”，“袁术遣将孙坚攻刘表于襄阳”的记载）。综合以上资料可知，历史上联合讨伐董卓的诸侯，总共有十三家。
再次，历史上的刘备与讨董之役的关系，仅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英雄记》中有这样一句：“会灵帝崩，天下大乱，备亦起军从讨董卓。”而《先主传》正文及《关羽传》、《张飞传》均无一字提及此事，可见刘备等人当时地位卑微，仅仅是追随他人参与讨董，在整个战役中并未建立什么值得称道的功绩。
最主要的，是会盟的情况与史实不符。据《后汉书》和《三国志》记载：各州郡起兵后，驻扎在不同的地方：袁绍、王匡屯兵河内，孔伷屯兵颍川，韩馥屯兵邺县，袁术屯兵南阳，张邈、刘岱、桥瑁、袁遗屯兵酸枣，并没有像《演义》所说的那样，都在洛阳外围会合。这年春天，刘岱、孔伷、张邈、桥瑁、张超等五人在酸枣会盟，广陵功曹臧洪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将要盟誓时，刺史、太守们互相辞让，谁也不敢先登坛主盟，都推荐臧洪，臧洪便整衣升坛，歃血宣读盟词。他辞气慷慨，涕泣横下，闻其言者，无不激动。
臧洪所宣读的誓词，与《演义》所记的誓词基本相同，字句只有微小的差异，可见《演义》取材于史书，而又用移花接木的手段，把主持盟会的人偷换成袁绍了。本来《后汉书·袁绍传》说：在酸枣会盟时，袁绍并不在那里，众人“遥推”袁绍为盟主；而《演义》却写道：“绍整衣佩剑，慨然而上，焚香再拜。其盟曰：（盟词略）读毕，歃血。众因其辞气慷慨，皆涕泗横流。”其实这都是臧洪的事，是和袁绍毫不相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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