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1920: “共产共妻”谣言是如何生成的？ | 文化纵横

石岩 | 北京大学历史系《文化纵横》微信：whzh_21bcr

【导读】共产主义的早期意识形态包含许多前卫、激进、理想化的内容。这些理念在当时相对传统的社会中，尤其是传播到还处在前现代社会的农村地区时，就产生了许多误解与谣言。“共产共妻”就是其中之一。“共产共妻”一开始只是俄国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的一则布告，但在美国人的传播中被错安到了共产主义身上。这则谣言传入中国后，由于其新鲜生猛的想象，在民间获得了强大的传播能力，并且一度被各种势力刻意宣传，用于污名化政治对手，最终成为国民党污蔑共产党的说辞之一，甚至到了50年代仍有人如此造谣。本文对于这一生命力顽强的谣言的来龙去脉做了细致分析，揭示出谣言在历史进程中不可小觑的力量。文章原载《苏区研究》2019第1期，经“东方历史评论”授权，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一

“共产公妻”是一个流传甚久的说法，“共产”和“公妻”时而连用，时而分开，“公妻”有时又被“共妻”所取代。要从语义上对传闻中的“公妻”作出清晰的界定几乎是不可能的，“公妻”像一只筐，承载着各种荒诞不经、不讲道理的说法和想象。仅举一例：1932年，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因离婚与再婚，被时人批评：“名目虽是成就一夫一妻制度，其实就是打破一夫一妻制度，若再进一步说法，就是公妻了，因为弃妻再娶，非但法所不禁，并且视为当然，大家乐得丢了家中的黄脸老婆，再去寻个年轻貌美的摩登女子来尽尽义务。”

人们通常认为，“共产公妻”之说是国民党及保守势力用以污名化共产党的说法。 其实此说之流布早在共产党建立之前。 1913年12月，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在政治会议的训词中说： “自辛亥革命以来，共产共妻之说腾诸国人之口。 ” 那时，“共产共妻”被视为共和派、维新派、改良派的主张。 到1920年代，“共产公妻”之议达到顶峰，且与革命挂起钩来。 张申府在1927年底至1928年初观察到，“自从 俄国革命以来，继之以中国革命，而世人所呶呶不已的，却是公妻一层。 ”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公妻”成为共产党的“专有”污名，在抗战期间、国共内战之时，乃至1949年之后，不时引发小规模的骚动。 1938年，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三营进驻江宁，路过葛庄时，被该村五百多名赤膊露胸的大刀会众拦住 去路，听说新四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他们要与新四军决一死战。 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四川大足县前半个月，乡民因惧怕“共产共妻”，争相嫁女。 大足县的轿夫从早忙到晚。 有的新娘十七、八岁，有的才十三、四岁，“路远的一天抬七、八个，路近的要抬十个以上。 大足县一天至少也得抬上好几百人”。 1956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学生赵明义因“鸣放”被打成 “右派”。 赵妻受胁迫与村干部发生性关系并与赵离婚，这让赵明义想起1949年之前广为流传的“共产公妻”一说，遂在同学中牢骚，散布: “共产党 的基层干部都在搞‘共产共妻’。 ”此时距1949年已有六、七年的时间，“共产共妻”之说还存留在一名本该“不语怪力乱神”的大学生的印象中，并在激愤状态下被唤起，可见当年这一说法流布之广，进入人们潜意识之深。

与“共产共妻”之说共存的是辟谣的声音。李大钊写于1918年的《再论问题与主义》，《新青年》杂志1921年刊登的《俄罗斯研究劳农俄国的妇女解放》等文，都曾为“布尔扎维主义”实行“妇女国有”辟谣。1934年，红军政治部翻印的《俘虏工作须知》，亦曾专门指导战士如何驳斥“共产共妻”传闻。

是什么力量让“公妻”之说广为流传？从1910年代起，《申报》要闻版常见军政要人讨伐政敌实行“共产”，该报副刊版的“游戏文字”则常见“共（公）妻”的不经之谈，这样的呼应关系提示我们：“公妻”是“共产”的花边，其功用是发酵、膨大公众对于“共产”之荒诞与恐怖的想象。因其荒诞不经，“游戏文字”极易成为坊间谈资，让“公妻”从“文字”到“口传”，获得更大的传播半径。比“游戏文字”的传播半径更大的是谣言。从1910年代起，不断翻新的谣言让“共产公妻”家喻户晓，成为巨变时代的人们对于革命的诸多魔幻想象之一。

▍二

从清末到民初，“共产共妻”的帽子曾被扣在无政府主义者、共和派、维新派、改良派的头上。政治人物、舆论领袖对这一污名的随意使用造成了人们将“共产公妻”与新兴政党和新派人物挂钩的思维定式。

无政府主义者所理解的女子与“共产”的特殊关系在一篇文章中写得更加清楚:“女子私有制度之起源，与奴隶制度之起源，同一时代，均共产制度破坏之时代也，故群婚制度与共产制相伴而生，掠夺婚姻制度与奴隶制相伴而生”，“今日之一夫一妻之制，无异于买卖结婚，均掠夺结婚之变相……处现今之世，欲图男女自由之幸福，则一切婚姻必由感情结合……然欲感情之发达，必先废金钱……故女界革命，必与经济革命相表里……何谓经济革命？即颠覆财产私有制度，代以共产”。

在1910年代，“共产”和“公妻”在《申报》上有两副面孔：“共产”现身要闻版，多是这样的消息：“近据各处呈报孙文黄兴之徒捏造谣言、巧辟邪说、印刷册单，由海外潜寄内地，希图煽惑扰乱治安，请饬查禁等情。溯自辛亥革命以后，广东、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福建等省全在乱党势力范围，托名共和，实行贪暴，其所举动无非敲诈绅商、残杀良民，谬解平等自由之学说，倡为公妻公产之妄谈，顚倒是非，造言惑众。” “公妻”则以副刊“自由谈”为舞台，刊登很多关于“公妻”的游戏文字。1912年6月13日，好事者在“自由谈”的“游戏文字”栏目为“岭南公妻会”代拟简章：“凡黄花闺女、青年嫠妇、以及广田自荒之姬妾、要需面首之健妇，均得入会为会员”，“凡欲租妻者，既经选定以后，当立承租约一纸存会。如一夫租数妻或数夫租一妻均可”。

1913年12月26日，一篇署名“东尘”的文章提议财政部“颁布命令，凡民间女子年在十五岁以上三十岁以下、略有姿色者，悉数收归国有，行全国皆妓之制，聘请各埠著名乌龟、老鸨，教之以歌舞、导之以媚术，三月学成，派往通商口岸……行社会主义，开世界公妻之制，所得皮资国家收其半而以其半给还民间”。在这篇“游戏文字”中，“公妻”已经跟“社会主义”挂起钩来。

对“共产公妻”的戏谑之词在激发公众荒诞不经的想象之余，或许让人们觉得，“共产公妻”并不可怕，因为太不着边际，谈资耳、笑料耳。但如鲁迅所言，“吾国更有据一二小说所言为之信史者”，戏说也是耳濡目染。在政治人物和报刊文人的挪用和衍生之下，“共产公妻”这一污名的“打击面”从一开始就是游移不定的，兼有奇谈和戏谑的面孔，这正是滋生谣言的温床。

▍三

1918年的夏天，美国和欧洲各大报纸上纷纷出现这样的头条：“禁止组建家庭，布尔什维克公妻”“苏维埃实行群婚”“社会主义令卖淫合法化”。这些说法很快就被指为谣言。1918年8月17日，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为“布尔扎维主义”实行“妇女国有”辟谣：“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所以一听人说他们实行‘妇女国有’，就按情理断定是人家给他们造的谣言。后来看见美国New Republic登出此事的原委，知道这话果然是种谣言，原是布尔扎维克政府给俄国某城的无政府党人造的。以后辗转讹传，人又给他们加上了。”

继李大钊之后，刊登于1920年第8卷第6期的《新青年》上的《劳民俄国底婚姻制度》再次辟谣。此文由日人山川菊荣撰写、李达译。山川菊荣考证说：“妇女国有”的消息最初出自美国人阿里夫塞拉的《劳农视察记》。阿氏记录了伏尔加河畔小城萨拉特夫的无政府主义者发布的“妇女国有”的布告，后被以讹传讹，将“妇女国有”归于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这一传闻的流布极广，许多报纸都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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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0年代末到1920年代初，因俄国革命的成功，本是戏言的“共产公妻”一说，因知识阶层的讨论和苏俄信息的传入，变得越来越真切。“妇女国有”“共产公妻”的污名渐渐成为达成政治目的之利器。例如，1920年11月，陈炯明电邀陈独秀赴粤主持教育。初到广东，陈独秀声名甚隆。短短4个月之后，广东高师学生却向省议会提交了驱陈议案，指斥陈独秀主张讨父、仇教、公妻、妇女国有。然而参阅同时期的《申报》，陈独秀为粤教育界所不容，似另有原因：“粤人之伦理观念实较强于各省，故办教育者必须道德纯洁，始足起一般社会之信仰”，“谈新文化者必以实学为根底，若无实学则最沦于思想破产而为智识阶级所轻视”。民党老人黄子凌（黄钺）认为：“陈独秀来粤已及两月，考其成绩不过在报纸上说两句大话”，“以其主义既无彻底之研究，而浮嚣之气已输入于一般青年之脑海，无穷祸害令人悚惧”。连曾经力促陈独秀来粤的汪精卫也公开说：“今日所谓新文化，注重哲学而不注重科学，专从思想改造未免倚于一偏。须知我国以哲学改造社会已有两次教训：如晋尚清谈、尊老庄，造成一种玄学，卒启五胡十六国之乱；宋人以禅宗参入儒学，造成一种理学，亦不能御女真蒙古之侵入。则今兹之提倡新文化若不于科学注重岂不危险？”也就是说，陈独秀在广州遭驱除与其激进的主张有关，与保守人士认为他有道德瑕疵有关，而“讨父、公妻、妇女国有”之说，只是用来攻击他的手段而已。

从陈独秀离粤前后纷纷扰扰的舆论可见“公妻”谣言的“新动向”：与民初政客把“公妻”张冠李戴给一个面目模糊的群体（维新派、改良派）不同，到1920年代初，这一污名开始针对具体的人，并且增加了“妇女国有”的新内容。按照传播学的理论，“谣言的力量之一是它的不断重复，人们今天从这听到，明天从那听到，说法不断在变化，添油加醋，去粗取精，越传越像回事”，“谣言和人一样，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它是一个复杂的造物，来自历史，影响历史，更解释历史”。“公妻”及其新说“妇女国有”所体现的或正是人们在大变动前夜所特有的“嗅觉”。

▍四

“妇女国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或属子虚乌有，但在1920年代的苏联，主张女性性自由的“杯水主义”是确实存在的。1923年，布尔什维克政府公共福利人民委员、全俄党的妇女工作部部长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发表了一篇名为《三代的恋爱》的小说。女主角盖尼亚是坚定的革命者，其情爱观是：“恋爱是非有工夫不可的”，“在这种一切时间都被夺去了的革命时代”，“我们偶然碰到，两个人感到幸福的时候，我们就尊重了这个时间”，“这是谁都没有责任的”。当盖尼娅“身上燃起激情时，她决不拒绝生活向她发出的灿烂的微笑……双双外出几个星期，在爱的杯盏中痛饮”，“当爱的杯盏倒空后，她将毫无痛苦和遗憾地将它扔掉，回到自己的工作中”。“爱的杯盏”大概就是“杯水主义”的由来。

郑超麟们到达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时候，正是《三代的恋爱》发表之时。现实与小说实高度吻合。东方大学对中国学生的小资产阶级出身充满警惕，认为他们身上有很多体现为家庭、乡土、民族观念的旧观念、旧习惯。这些旧习都以感情为纽带，而党要“打破感情的结合”。因此，共产党旅莫支部禁绝恋爱，但不禁绝性要求，强调革命者可以有性无爱，且允许相当的性自由。陈碧兰回忆录记录了在1925年举行的一次关于革命家的恋爱观问题的座谈会，会议的主旨是把“小布尔乔亚的恋爱观与革命家对两性关系的态度分别开来”，摒弃恋爱至上。

在苏联，“杯水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容许的时间并不长。1927年，柯伦泰的小说成为禁书，但“一杯水主义”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1927年，刘仁静在莫斯科学习时，苏联正风行“一杯水主义”，“许多同学接受莫斯科姑娘的追求”。陆立之1927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29年秋回国。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929年我20岁，沉沦在‘一杯水主义’的初恋中……在当时的学校宿舍里，并没有‘家’这个概念。男女间一拍即合，由学校当局提供同居铺位。在大厅堂中安排十几对床位，像船上的统舱一样：两床之间有一小书柜，这是一对野鸳鸯；隔邻的床位用布幕相隔，但生息相通……‘一杯水主义’风行在莫斯科，也很自然地在学校中沿袭了。”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身体力行“杯水主义”的时候，柯伦泰的作品被译介到了中国。当时有人认为，恋爱自由和性爱自由，已不能满足革命青年的需求，提出：“将性交与性爱的必然联署关系打破”,“强制一个人除了爱人之外不跟别人发生性关系，是今日性爱诸种病态之一”,“性爱不必强求只限于一人”。有人主张，“恋爱只是玄学的产物”，而事实上，“恋爱不是神秘的、神圣的、更不是灵的”，“人间的伦理从唯物的历史的解释，皆源于经济的条件”。有人更进一步：“性生活的基础应该从经济制度下脱离开，应该从个人的狭窄范围内脱离开，应该扫除资产阶级所遗存的痕迹，我们应该无产阶级地建立起集团化的性生活。”这些观念与1920年代初的“恋爱自由”有近似之处，但已经走得更远，恋爱本身都已被革命青年视为落伍，恋爱自由在他们看来就更是一个过时命题。

与《新女性》激进程度形成参照的是同一时期的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5月14日，该报刊出一篇名为《革命青年的恋爱观》的文章，作者提出“废妻”理论：“一天也好，二天也好，一年也好，一生也好，时间的久暂问题，视乎恋爱能否继续下去而定……两人间任何一方对于对方失掉了恋爱的时候，不必经过离婚的手续就可以自由离婚了。这样的恋爱才是真正的恋爱。”“废妻”之说固然耸动，其实质不过是民初无政府主义者“不结婚论”的回响。

大革命时期，各种来源、各种激进程度的性自由主张，在报刊上公开“争鸣”，自苏俄传入的“杯水主义”在此间起到了催化作用。在苏联，革命过后，专制秩序建立，柯伦泰的小说成为禁书。大革命失败后，柯氏的小说却在中国不断被结集出版。在《新女性》译本之后，夏衍翻译了柯伦泰的中篇小说《姐妹》和另一部小说，将其与《三代的恋爱》合编为“恋爱之路三部曲”。1930年代，“苏联的性文学”在中国已形成谱系：《三代人的爱》《姐妹》《新俄大学生日记》《右边的月亮》……流风之及，“杯水主义”也进入了左翼作家的创作。

徐訏注意到：“在北伐的时代，革命的动乱，性观念又有很大的改变，苏联在革命时代所产生的‘一杯水主义’，也在那时传入了中国。”“中国在北伐时期，性的观念变化与性的行为演变也是很复杂很有趣的。它呈现出最放纵的‘一杯水主义’以及最落后的‘姨太太主义’的现象。北伐的武装同志在革命战争中，大家‘一杯水’，革命胜利，情有所钟，或若是珠胎暗结，乃谋久合，这是常事。有许多是从北方跑到南方去革命的与女同志恋爱难解难分，可是因为他们在北方家里已有个发妻，等到北伐完成，发妻重会，家有老父老母，岂容随便离婚，女同事也就屈居姨太太了。”

在1920年代，“共产”与“公妻”成为军阀间互相攻击的武器。孙传芳指责张作霖“任令其子学良小胜而骄妄，以五官中郎将自命，与三五新进少年、绿林枭桀，广招最犷之匪卒，杂以异种之犬羊，蹂躏中原、被同征服、倚官为盗，实行绑票、共产公妻”。张学良的手下胡毓坤指责冯玉祥“丧心病狂宣传赤化、用夷变夏，所谓社会主义、所谓共产公妻，......倡言不讳”。

北伐既起，“共产公妻”成为“南方赤党”专属的罪名。吴佩孚对日本记者发表讲话，称他与张作霖的联合实为阻挡“赤祸”的蔓延：“彼辈口中之所谓共产，实一种赤色的帝国主义，专共人之产不能与人共产。更进一步倡为公妻邪说，破坏伦纪莫此为甚。此种赤祸若听其蔓延全国，则不特我国之自促灭亡，而各国亦将协以谋解决之法。”1926年9月，浙闽苏皖赣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发出布告：“南方赤党竟敢师出无名，共产公妻主义强迫湖南实行，强夺商民财产、利权划归党人。”面对士兵，“孙联帅”说得更加通俗：“我们为什么要打倒蒋中正，因为他赤化。打倒蒋中正，就是扑灭赤化。何以要扑灭赤化？因为……赤化讲公妻。何谓公妻？就是你的妻，便是我的妻，亦便是他的妻，亦便是天下人的妻……”同一时期，直鲁联军宣讲队张贴的标语这样写道：“你们第一要晓得蒋介石是害人贼；赤党要来抢你财产了，大家赶快起来挡着他；无父无兄与共产公妻，试想世界上行得通么；你的财产，你愿被共产贼党用强抢的手段共了去么？你的妻女，你愿被共产贼党掳掠了去，作他们的公妻么；讨赤即是救国，因为赤党是苏俄的走狗。”

对常见诸报端的“共产公妻”之说，时人常抱这样的态度：“什么‘煽惑’，‘共产’，‘公妻’，‘杀人放火’，‘洪水猛兽’……呵！呵！红帽子多得很，随便拣那一顶戴在他头上就得了！真的，这些都是自孙传芳时代以来的万应杀人良药，是百试不爽的。”“万应杀人良药”说的正是“共产公妻”这一污名的效力。王奇生就注意到：北伐时期，北方的讨赤宣传“用的多是一些大众化的白话，讲的是反对‘共产公妻’的简单‘道理’。这些‘共产公妻’的‘道理’尽管很荒谬，但在当时普通民众的头脑中，可能比南方的‘打到（倒）帝国主义’，‘打到（倒）军阀’之类的口号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也可能更深入人心”。

在大革命的风暴中，湖北某县的农民曾无师自通地在“耕者有其田”之后加了一句“多者分其妻”，并在一个晴朗的下午，召开了一个抽签分妻大会：“去年腊尾，近郊南乡的农民已经有农民协会。农民果然组织起来了，而谣言也就随之发生。最初的谣言是要共产了，因为其时农协正在调查农民的土地。但这谣言随即变而为‘男的抽去当兵，女的拿出来公’……放谣言的是土豪劣绅，误会的是农民。但是你硬说不公妻，农民也不肯相信；明明有个共产党，则产之必共，当无疑义，妻也是产，则妻之竟不必公，在质朴的农民看来，就是不合理，就是骗人。”农民们盘算：在南乡，“多余”的或“空着”的女子不少：一人而有二妻，寡妇未再醮，尼姑没有丈夫…于是，在县农协特派员的坐镇下，南乡的农民在土地庙前开了个大会，抽签分配5个女人。第一个女人还没分完，夫权会冲来砸场。在当地，夫权会是农协最坚定的反对者。特派员见势不妙，迅速转移战场，带着抽签分妻的人打到夫权会。人们旋风一样跟着他，到了村前，把毫无防备的夫权会众全数抓住，给他们戴上高帽子游街。这场闹剧传到县城的时候，国民党县党部成员的反应形形色色。投资分子胡国光希望趁乱有所“作为”；商民部长方罗兰和妇女部长张小姐淡然地将其视为谈资；妇女协会的孙舞阳郑重地将其称之为“妇女觉醒的春雷”，“婢女解放的先驱”，并疾呼“进步的乡村，落后的城市，这是我们的耻辱”。

1927年“分共”之后，“共产公妻”成为共产党的专有罪名。从1927年到1936年，《申报》上《共党蹂躏琼崖之惨状》《江西贵溪县被匪扰害记》《赣省永丰兴国之共祸》一类的报导中，“共产”“公妻”是高频关键词：“全琼……建立苏维埃政府，实行共产公妻主义，且更大张告示：男子旅外限期六个月回家，否则焚毁家屋。迫乡民针刺‘赤军’二字于臂上，不从者杀。胁小童老妇驱之放哨、打仗，青年妇女轮流奸淫”，“稍有财产者逃命港澳南洋，贫穷者匿避山林，无家可归流离失所”。1934年6月，蒋介石以“匪区法制礼俗、摧毁殆尽、男女间尤紊乱、倡公妻邪说、相率营兽性生活”为由制定“收复区婚姻办法”。

也是在1934年，红军政治部翻印的《俘虏工作须知》专门指导战士如何斥责“共产公妻”传闻：“国民党反动派说：‘共产公妻’，这我们可换过来说：只有国民党才实行公妻。苏区里面，婚姻是自由的。在国民党军阀们，每个人霸占几个穷人的女子，强奸、卖淫都是国民党造成的。”

▍五

清末民初，无政府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在婚姻及两性关系方面提出一系列激进主张。这些主张刺激了公众对“共产公妻”的想象。在时代议题从无政府主义转移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共产公妻”的帽子先后被戴在维新派、改良派、共和派、无政府主义者和“南方赤党”头上。在这击鼓传花一般的过程中，共产党是最后一个与“共产公妻”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势力。

“共产公妻”这一荒诞不经的说法背后有一系列的观念生成，从“自由底恋爱”到“恋爱自由”再到“性交自由”，这些日趋激进的观念被日趋激进的言辞表述出来，确让社会公众有礼崩乐坏之感。况且，在大革命时期，“公妻分产大会”和激进的性行为确曾发生。此种观念及行为是刺激公众制造、相信、传播“共产公妻”之说的土壤。如果说在1910年代，“共产公妻”还是戏说、笑料，到了大刀会众赤膊阻拦新四军的时候，“共产公妻”已被人们看作实实在在的威胁。长期以来，学界共识之一是：打宣传仗，国民党不是共产党的对手。“共产公妻”之说却在国共冲突的各个时期腾播诸人之口，这实在证明了谣言在历史巨变之中不容小觑的力量。

本文原载《苏区研究》2019第1期，原题为“‘共产公妻’谣言在中国的生成与早期流布”，作者授权“东方历史评论”以原创发布，感谢“东方历史评论”授权本公众号发布。篇幅有限，内容有所删节。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