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限制的“榷场”——探析隆兴和议后宋金表面友好下的贸易战争

引言

1162年，宋高宗将皇位传给养子赵昚，是为宋孝宗，孝宗素有恢复中原之志，在完颜亮南侵之时，就曾主动提出要领兵杀敌。继位后，他不顾太上皇赵构和部分大臣的反对，发动了“隆兴北伐”，宋军在取得了几次小规模胜利之后，大败于宿州。在金军的强大压力面前，南宋与金签订了“隆兴和议”。此后，双方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基本停止，宋金双方维持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局面。

在此期间，双方在经济、政治、外交等领域的交流不断扩大。而作为双方经济贸易交流的象征，榷场的设立为双方之间的贸易往来提供了渠道。但围绕“榷场”贸易，双方也展开了一系列的看不见的“战争”。

一、宋金双方对于榷场贸易的管理：从法律层面约束和限制贸易行为

所谓“榷场”,即“与敌国互市之所也。皆设场官,严厉禁,广屋宇以通二国之货,岁之所获亦大有助于经用焉。”由此可见,成立榷场的目的就是要盈利。为此,宋金两国都制定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以规范贸易行为,保障国家税收。

榷场往往是和则开，战则止。为了便于管理，南宋与金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约束和限制榷场中的贸易行为。为了从金国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南宋先后在盱眙军、光州光山县中渡、随州枣阳、安丰军花靥镇、天水军等处设立了榷场，金国也在蔡、泗、唐、邓、秦、巩、洮州、凤翔府等处设立榷场与南宋贸易。

为了达到“通二国之货，岁之所获亦大有助于经用”的目的，南宋千方百计地谋求在榷场贸易中获得利润。南宋为了在贸易中赢利，规定：南宋商人货物价值在百缗以上的，不允许去金国榷场，必须留在本国榷场中与金人贸易。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将大宗的对外贸易限制在本国之内，以增加税收。

货物价值在百缗以下的商人，先要在本国榷场中留一半货物，之后再以十人为一保赴金国榷场贸易，而且，“五日一次，遇有过淮客人，具人数姓名赴措置司，每名请牌子并空名关子各一，赴本场批凿货物名件，付客人收执，侯过淮，从本渡拘收牌子，赴军回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两国贸易中，南宋有意制造贸易顺差，在放任本国中小商人与对方自由贸易的同时，将大商富户限制在国土范围之内，来吸引对方商人过界交易。金国也是如此宋孝宗时就曾有人指出：“北界商人未有一人过襄阳榷场者”。

为了加强对榷场的管理，南宋曾规定：“总领兼提领官、知军兼措置官、通判兼提点官。榷场置主管官二员，押发官二员。主管官系朝廷差注，押发官从措置官辟差。”乾道三年（1167）六月二日，宋孝宗下诏：“盱眙军改兼措置榷场，通判改兼提辖榷场，自是守悴依此”。金国商人携带货物到达南宋榷场后，“令主管官斟量，依市值估价，通放过淮。每贯收息钱二百，牙钱二十，脚钱四文。牙钱以十分为率，九分官收，一分均给牙人，其脚钱尽数支散脚户。”南宋榷场所征收的税额占商人货物总值的五分之一，加上牙钱和脚钱，盘剥可谓沉重。金国情况同样如此，南宋商人去金国贸易，“大约一人往彼交易，非将见钱三贯不可。”然而，由于两国贸易中存在着巨额利润两国商人之间的贸易仍然络绎不绝。

此外，南宋为了获得自己需要的商品，不惜由政府出资，高价在榷场收买。隆兴二年（1164）二月二十一日，宋孝宗下诏：“令四州总领所措置桩办钱一百万贯，招诱商贩干姜、绢、布、茶货、丝麻之类，增直收买。仍委宣抚司同本所措置，于近边置榷场博易军须等物，应付支用。”乾道三年（1164）三月十一日，南宋政府曾下令将随州枣阳镇榷场移至襄阳府邓城镇，“总领官司、漕臣提领措置，依例支降本钱五万贯，于湖南总领所支拨，令用博易物色匹帛、香药之类，从朝廷支降，付场博易”。这种大宗的经济同样刺激了两国的商业贸易。

针对金国在贸易中的诱惑行为，南宋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应对。南宋政府规定，南宋商人“前去泗州榷场博易，每甲不得过十人，货物不得过三百贯。”还规定：“商贩长引茶，水路不许过高邮，陆路不许过天长，如愿往楚州及盱眙界，引帖输翻引钱十贯五百文，如又过淮北，贴输亦如之。”南宋企图通过缩小贸易额、增加商人贸易成本的办法来减少金国获得的利润。然而，这两种违背经济规律的行为没有从根本上遏制两国商人的交往，由于利益的驱动，商贩敢于铤而走险，蒋州之西有个地方叫郑庄，走私活动最为猖獗，“以岁计之茶不下数万引，牛不下六七万头钱宝则未易数计。”为了杜绝走私活动，增加国家税收南宋政府“累降指挥，禁止沿淮私渡博易物色。’’。然而，“几禁虽严而民之犯法者自若也’’，走私活动相当猖獗。

二、宋金两国榷场贸易中的交流与斗争

榷场贸易的主要商品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日用品、各地区的土特产和本国缺乏而急需的商品。如茶叶方面,“自宋人岁供之外皆贸易于宋界之榷场。”在榷场贸易中,金向南宋输出的商品主要有解盐、丝、绵、绢、药材、粮食、羊豕、兵器和马,其中兵器和马是严禁贸易的走私品。据《金史》记载：“军人有以甲叶贸易诸物，天德榷场及界外岁采铜矿，或因私挟兵铁与之市易，皆一切禁绝之。”南宋向金输出的商品主要有茶、米、丝、绢、麻、虔布、苏木、陈皮、水果、姜、书籍、兵器和人口，其中牛、兵器、书籍和人口属于走私品。据《金史》记载：“泗州场岁供进新茶千胯、荔枝五百斤、圆眼五百斤、金橘六千斤、橄榄五百斤、芭焦干三百个、苏木千斤、温柑七千个、橘子八千个、沙糖三百斤、生姜六百斤、栀子九十称。”这些只是金泗州场记载上供给金世宗享用的数额，宋金榷场的贸易额应远高于这个数字。

宋金之间的榷场贸易数额相当大，两国因此获得的税收数额也相当可观。据《金史》记载：“泗州场，大定间，岁获五万三千四百六十七贯，承安元年岁获四十万五千一百三十三贯……秦州西子城场，大定间，岁获三万三千六百五十六贯，承安元年岁获钱十万七千八百九十三贯，南宋每年获得课税四万三千贯…，数量也相当可观。

铜币作为货币，同样是宋金双方榷场贸易中主要争夺的商品。由于南宋在当时世界上是经济强国，南宋的铜钱就具有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的性质。一些国家“得中国钱，分库贮藏，以为镇国之宝。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办非铜钱不售。”

在榷场贸易中，金国十分注意吸引南宋的铜钱。金国原本没有铸币，海陵王完颜亮时始铸币“正隆钱”，但数量不多，金国主要还是使用南宋的铜钱。为了防止本国的铜币外流，金国法律规定：榷场贸易中“若以见钱入外界、与外人交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死’’。

为了吸引南宋铜钱，金国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在榷场贸易中使用短陌。南宋官方以77为足陌，金在与南宋贸易过程中，“有以60为百者”， 因此，1贯宋钱（770文）到了金国，至少可以当1.3贯使用。这对于南宋商人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乾道三年（1167），有人指出：“闻于光州枣阳私相交易，每将货来，多欲见钱，仍短其陌，意在招诱，嗜利奔凑者众”。 淳熙五年（1178），京西漕司主管官张廷筠上奏孝宗说：“闻唐邓间钱陌，以一二十数当百……乞严赐禁止。”

第二，降低物价。金国占领的中原地区盛产丝织品，由于数量多，因此价格便宜。乾道五年（1169），楼钥随团出使金国，曾问起金国绢的价格，“好绢每匹二贯五百，文丝每两百五十文，（并六十陌）”。。以60为足陌计算，,2贯500文合1贯500文足，按南宋77为陌计算，约合1.93贯，要比宋绢便宜。因此，南宋商人更愿意去买金国的绢，金正是利用这方面的优势来吸引南宋的铜钱的。

南宋为了防止铜币外流，解决钱荒问题，曾多次申明“铜钱之禁”。其一，在两淮，“严禁铜钱过界”。其二，对于泄露铜钱机密的官员，也会给予严厉的处分。史载：“（官员）如有违犯透漏钱银，事发到官，并不许引用荫赎，依无荫人断遣”。然而，“法禁虽严，奸巧愈密，商人贪利而贸迁，黠吏受赇而纵释，其弊卒不可禁”，“沿淮冒利之徒，不畏条法，公然般盗出界，不可禁止”。

在反复重申“铜钱之禁”的同时，南宋政府还下令在边境地区使用铁钱，以防止铜钱外流。乾道元年(1165),南宋政府下令,在宋金交接的两淮路、京西路以及荆门一带,以铁钱替代铜钱,作为流通货币,把江北铜钱,“悉以铁钱易之,或以会子一贯易铜钱一贯,其铜钱输送行在。”

乾道二年（1166），南宋政府又在两淮地区发行纸币，称为“淮交”。此后，南宋又在荆湖北路发行了“湖会”。淳熙七年（1180）宋孝宗又下诏：“京西州军并用铁钱及会子，民户铜钱以铁钱或会子偿之。满二月不输官，许告赏。”南宋政府费尽心思保护铜钱不向北流，但是，由于利益的驱动，铜钱北流的趋势始终没有得到遏制。

三、“榷场”贸易意义：不止于经济层面

尽管榷场贸易受到政治、军事等因素的制约，榷场的开设与关闭随双方和战关系而定，其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但从榷场贸易对于增加两国的收入、加强经济交流、维护双方和平具有积极作用，即使偶尔有商人误犯边界，也不会因此事被治罪。史载：大定十三（1173）年正月，“尚书省奏，南客车俊等因榷场贸易，误犯边界，罪当死。上日：‘本非故意，可免罪发还，毋令彼国知之，恐复治其罪”。

南宋与金之间的榷场贸易有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确保了两国之间处于一种相对稳定平和的状态当中，使得战争的紧张氛围得以弥合。在这种经济方式当中，文化的不断交流融合，使得各民族逐渐有了较为统一的文化认同感，为以后大一统国家的构成奠定了心理上的基础。

参考资料：

《宋史》

《金史》

《宋会要辑稿》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