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仁天皇亲自为中国人道歉：对不起贵国人民，日方要求严格保密

蒋作宾，民国日本大使，1935年5月中日两国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后，奉命赴日履新，向日本天皇裕仁递交国书。

就在这次履新之旅中，他意外地听到裕仁以一国之神的身份，亲自向他就“侵华事变”进行道歉。

只是，事后他应日方要求，对此事进行了严格保密。直到若干年后，后人看到他的日记。

蒋作宾，1884-1942

据2011年出版的《民国勋臣蒋作宾及其子孙们》一书载，当年6月20日，51岁的蒋大使抵日后，日方派来了比以前接待更多的人和车来接待他。

见到日本天皇裕仁后，他和以往一样，照样用日语与他寒暄，但他没想到的是，34岁的裕仁一张口，说出了下面一席话：

“日本军人在贵国的所作所为，实在对不起贵国人民，本人深感遗憾。”

一旁的日本外相广田弘毅闻听，立马脸色大变，惶恐不安。递交国书仪式结束后，没等蒋作宾出门，广田就急忙上前，用几乎“低声而近乎哀求”地说：

“刚才天皇陛下对阁下讲的几句话，你出去后，千万别向外面宣扬，否则，我们日本军人会发起逼宫行动，甚至引起流血惨案。”

蒋大使当场允诺不外传。

他认为，日军在中国所犯罪行，“不怪裕仁”，为了怕天皇遭刺，他觉得有义务对这一道歉进行保密。

递交国书时的蒋（中）

然而，蒋大使守口如瓶，不负重托，对起了日本，日本却没有对得起中国，2年后爆发了全面侵华战争。

他也许更没有料到，这次裕仁亲口说出的“对不起贵国人民”，是他一生所说的最为直接、最为明确、最为肯定的一次道歉。

几年后随着蒋作宾的去世，再没有中国人能听到日本天皇亲自就侵华问题，这么直接明了地道歉了。

后来的历史中，中日宣战、日本投降，两国建交，在裕仁1989年去世前，一共见过2个中方代表人物，都曾委婉表示侵华道歉，但都没有这一次来得直接、大胆。

1935年的裕仁

这2次含蓄的道歉，一次是在1978年10月23日，裕仁在皇宫正殿“竹间”会见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公夫妇时，说了一段没有列入事前提纲的话：

“在两国悠久的历史中，虽然其间一度发生过不幸的事件，但正如您所说，那已经成为过去，两国之间（现在已经）缔结了和平友好的条约，这实在是件好事情。今后，两国要永远和平友好下去。”

事后，日本共同社对裕仁此番谈话评论道：

“陛下首次会见中国最高领导人时，使用了‘不幸的事件’这一措辞，是从天皇的战争责任这个角度，间接地向中国人民表明谢罪之意。”

配图：晚年的裕仁

裕仁的另一次道歉，更是含蓄而“短命”。

1980年5月27日，中国华总理应邀到日本正式访问。据当时裕仁的侍从小林忍所写日记载，会见华总理前，他曾与小林商量，“希望向对方表达对日本侵华战争的遗憾之意，但（宫内厅）长官、式部官长以事到如今为由，欲加反对。”

这个在2018年由日本共同社报道的小林日记还说，小林本人也是赞同天皇道歉的想法的，但是怕引起右翼的不满，最终将此事封存。

据新华社和共同社当年的报道，27日的会见和29日的晚宴上，裕仁只字未提历史事件，此次道歉也就夭折腹胎。

3次道歉，分别出现在裕仁34岁、77岁和79岁，后两次之所以含蓄或夭折，是因为战后的天皇本身脱离政治，新宪法规定他禁止谈论与政治有关的言论。

另外，战后的裕仁一直为战争责任所困，先后多次向身边不同的侍从提出退位的想法，战争的问责令他紧绷神经，挥之不去，“刻骨铭心”，所以道歉主观上有担忧，客观上有掣肘。

裕仁晚年

而34岁时的那次道歉，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退出国联，军部正与政府内阁斗得火热，不到一年就发生了改变日本历史的二二六兵变，军部彻底控制内阁，所以这次道歉明显是出自“天皇主政”的个人意愿。

对中关系上，广田弘毅外相提出对华新政策，打出“和平”“亲善”牌，升级大使馆，企图通过外交努力解决事变。这也是裕仁道歉的一个背景。

然而，天皇的直抒胸臆，还是违背了日本军方狂热派的侵华主张。上任不到10年的裕仁，明显是在对军部的控制上，心余力绌。

正如广田所说，如果道歉传出去，就等于对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日本军部打了一个耳光，这不仅暴露了日本内部的矛盾，有违之前对事变的定论，也是对裕仁本人极其危险的。

这就是3次道歉，均传不到中国人耳朵里的原因。

===========

参考文献：

张锋《民国勋臣蒋作宾及其子孙们》团家出版社2011年

人民日报《日媒：昭和天皇晚年为战争所困》2018.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