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作宾,民国日本大使,1935年5月中日两国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后,奉命赴日履新,向日本天皇裕仁递交国书。
就在这次履新之旅中,他意外地听到裕仁以一国之神的身份,亲自向他就“侵华事变”进行道歉。
只是,事后他应日方要求,对此事进行了严格保密。直到若干年后,后人看到他的日记。
蒋作宾,1884-1942
据2011年出版的《民国勋臣蒋作宾及其子孙们》一书载,当年6月20日,51岁的蒋大使抵日后,日方派来了比以前接待更多的人和车来接待他。
见到日本天皇裕仁后,他和以往一样,照样用日语与他寒暄,但他没想到的是,34岁的裕仁一张口,说出了下面一席话:
“日本军人在贵国的所作所为,实在对不起贵国人民,本人深感遗憾。”
一旁的日本外相广田弘毅闻听,立马脸色大变,惶恐不安。递交国书仪式结束后,没等蒋作宾出门,广田就急忙上前,用几乎“低声而近乎哀求”地说:
“刚才天皇陛下对阁下讲的几句话,你出去后,千万别向外面宣扬,否则,我们日本军人会发起逼宫行动,甚至引起流血惨案。”
蒋大使当场允诺不外传。
他认为,日军在中国所犯罪行,“不怪裕仁”,为了怕天皇遭刺,他觉得有义务对这一道歉进行保密。
递交国书时的蒋(中)
然而,蒋大使守口如瓶,不负重托,对起了日本,日本却没有对得起中国,2年后爆发了全面侵华战争。
他也许更没有料到,这次裕仁亲口说出的“对不起贵国人民”,是他一生所说的最为直接、最为明确、最为肯定的一次道歉。
几年后随着蒋作宾的去世,再没有中国人能听到日本天皇亲自就侵华问题,这么直接明了地道歉了。
后来的历史中,中日宣战、日本投降,两国建交,在裕仁1989年去世前,一共见过2个中方代表人物,都曾委婉表示侵华道歉,但都没有这一次来得直接、大胆。
1935年的裕仁
这2次含蓄的道歉,一次是在1978年10月23日,裕仁在皇宫正殿“竹间”会见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公夫妇时,说了一段没有列入事前提纲的话:
“在两国悠久的历史中,虽然其间一度发生过不幸的事件,但正如您所说,那已经成为过去,两国之间(现在已经)缔结了和平友好的条约,这实在是件好事情。今后,两国要永远和平友好下去。”
事后,日本共同社对裕仁此番谈话评论道:
“陛下首次会见中国最高领导人时,使用了‘不幸的事件’这一措辞,是从天皇的战争责任这个角度,间接地向中国人民表明谢罪之意。”
配图:晚年的裕仁
裕仁的另一次道歉,更是含蓄而“短命”。
1980年5月27日,中国华总理应邀到日本正式访问。据当时裕仁的侍从小林忍所写日记载,会见华总理前,他曾与小林商量,“希望向对方表达对日本侵华战争的遗憾之意,但(宫内厅)长官、式部官长以事到如今为由,欲加反对。”
这个在2018年由日本共同社报道的小林日记还说,小林本人也是赞同天皇道歉的想法的,但是怕引起右翼的不满,最终将此事封存。
据新华社和共同社当年的报道,27日的会见和29日的晚宴上,裕仁只字未提历史事件,此次道歉也就夭折腹胎。
3次道歉,分别出现在裕仁34岁、77岁和79岁,后两次之所以含蓄或夭折,是因为战后的天皇本身脱离政治,新宪法规定他禁止谈论与政治有关的言论。
另外,战后的裕仁一直为战争责任所困,先后多次向身边不同的侍从提出退位的想法,战争的问责令他紧绷神经,挥之不去,“刻骨铭心”,所以道歉主观上有担忧,客观上有掣肘。
裕仁晚年
而34岁时的那次道歉,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退出国联,军部正与政府内阁斗得火热,不到一年就发生了改变日本历史的二二六兵变,军部彻底控制内阁,所以这次道歉明显是出自“天皇主政”的个人意愿。
对中关系上,广田弘毅外相提出对华新政策,打出“和平”“亲善”牌,升级大使馆,企图通过外交努力解决事变。这也是裕仁道歉的一个背景。
然而,天皇的直抒胸臆,还是违背了日本军方狂热派的侵华主张。上任不到10年的裕仁,明显是在对军部的控制上,心余力绌。
正如广田所说,如果道歉传出去,就等于对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日本军部打了一个耳光,这不仅暴露了日本内部的矛盾,有违之前对事变的定论,也是对裕仁本人极其危险的。
这就是3次道歉,均传不到中国人耳朵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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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张锋《民国勋臣蒋作宾及其子孙们》团家出版社2011年
人民日报《日媒:昭和天皇晚年为战争所困》2018.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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