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诸多南北对峙分裂的时期,要说持续时间长和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想必是东晋十六国与南宋金元这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虽说相隔近千年,但有不少相似的历史特征,今天说的便是东晋和南宋这两个朝代。它们同样是偏安一隅、同样是汉人政权、同样与外族势力进行对抗,但对外战争的结果却大相径庭。是什么导致了东晋与南宋“同命不同病”?笔者在这里浅谈一下。
自从衣冠南渡以来,东晋政权就像逼到死胡同的丧家之犬,既然无路可退那就只能奋战到底,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进行着积极抵抗。从一开始的祖逖北伐、扎稳脚跟,到淝水之战、力挽狂澜;从剿灭成汉、安抚后方,再到桓温北伐,克复中原,东晋可谓是越战越勇,一派回光返照的模样。反观南宋,对金朝的三次北伐非但无一成功,更是消耗了帝国大量的元气,国力逐渐削弱,后期与元朝的拉锯战竟成为了勉为其难的亮点。导致二者北伐结果的迥异,我认为应该从内因和外因两个角度去考虑。
所谓的内因,即东晋和南宋本身所体现出的特点,首当其冲的便是两个朝代的权力中心,这是问题的本质。东晋有着士族门阀制度,而南宋则宰相独裁,说白了就是皇帝说话不顶用,但二者仍有区别。东晋的政权是皇帝与士族共同掌权,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最接近君主立宪的时代。那些世家大族光鲜亮丽的脸面下,是靠着土地、人口、财力这些实打实的王牌支撑的。他们有着比肩皇帝的权力但也模糊了他们私有财产和国家财产的界限,所以外族对东晋土地的入侵伴随着更多的伴生风险,那即是剥夺了世家大族的私人财产,这一点最终在军队战斗力上表现出来。王导、谢安、桓温的强硬源于家族与国家的直接挂钩,这就使得北伐的行动远大于形式。
而南宋的封建官僚体系已是非常完善,官员有着严明的俸禄制度,而在此基础之上发展的宰相独裁,使得宰相在享有比肩皇权的同时不担有私有财产被剥夺的风险,家族与国家的脱钩,使得独裁统治完全由党政和私欲组成,秦桧、韩侂胄、贾似道都是如此。战与不战对宰相独裁来说只是党政枪口而无实际意义,使得北伐形式大于行动。
(东晋空前绝后的“王与马共天下”)
第二,便是军事因素,主要体现在军队制度。东晋的军队采用的是募兵制,例如著名的“北府兵”就是招募北方流民所组建的,而负责招募军队的人往往又是世家大族,这样一支军队实际上就是私人部队,装备、粮饷都要自给,所以在考虑到成本最小化的过程当中,军队作战效率即战斗力成为重要指标。
反观南宋,国家军队在初期也是属于募兵制,比如有名的“岳家军”,但是在重文轻武的政策主流和与金议和的间歇之下,逐渐恢复了北宋时期的军事制度,重建了禁军。为了防止武官将领的权力过大,禁军的三帅有握兵之重却无发兵之权,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使得军队动员效率下降。禁军还实行“更戍法”,使禁军的屯驻地点几年更换一次而将领不随之更换,造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的局面,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
第三点便是经济因素,以及以其为根源导致的统治者北伐态度。纵观古代中国,经济重心经历了由黄河中下游南移到长江中下游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开端节点与结束节点,正是东晋与南宋:东晋的永嘉之乱和南宋的靖康之乱。对于东晋来说南方仍是远不如北方发达的地区,偏安于此的世家大族在想办法开发土地的同时,更要想如何夺回北方富饶的故地。东晋曾有一项名为“侨置郡县”的户籍制度,即为了管理自北方南渡来的侨人,暂时借地重置了他们的原籍州郡县,仍用旧名,你之前在北方是青州人,那么现在到了南方你还是“青州人”,尽管此青州与彼青州早有虚实之别。虽说这个制度为东晋带来了不少弊病,但表现出了统治者层面的对北方故土的态度,所以北伐处心积虑、把握时机、势在必得。
而南宋时期的中国,经济重心已是长江中下游一代,领土面积比北宋少去一倍的南宋,最高粮食产量竟比北宋还要高出一倍,首都临安已是花团锦簇,“直把杭州作汴州”看起来也没什么为题。在此经济基础下,收复失地更多的是民族情节而抛开了生死存亡的底线,使得“北伐”逐渐成为了党争的口号,成功与否相比东晋已是不那么重要了。
说完了内因,再聊聊外因,即东晋和南宋各自的敌人是怎样的,一言以蔽之的话:金、元帝国的实力要远远强于十六国,南宋的军事压力要远远大于东晋。十六国是五胡乱华的产物,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一方面在积极学习汉人官僚制度和文化,但另一方面奴隶社会的部落组织仍根深蒂固。有一些诸如前秦的国家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雏形但也无法根治基层组织的部落特征,军队对土地仅仅处于征服占领的程度。因此十六国均是短命、割据的小国,东晋稳步发展各个击破,北方便无法招架。
而南宋面对的金朝、元朝,是和南宋一样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帝国,抛开了所有的奴隶社会的部落特征,实打实的成为了封建帝国。它们有着完善甚至比宋朝更加严明的制度与体系,得以运营国家的赋税、组建强大的军队,使得金朝、元朝对土地除了征服占领外更多的是行政管理,这大大增加了南宋的战争成本,比东晋的北伐难上几个level。
(上图为前秦骠骑兵,下图为元朝的军队制服。)
综上所述,东晋、南宋由于各自所处的时代不一样,基于所处的时代特征引发了相应历史行为及结果,远不是一个“偏安南方”或“北伐成败”就能草草定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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