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新政”的政治纲领，浅谈出自内阁之手的明世宗“即位诏”

引言

正德十六年（1523）三月，武宗驾崩，由于他生前无子，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在张太后的支持下，依据“兄终弟及”的祖训，迎立兴献王之子朱厚熄入继帝位，是为明世宗嘉靖。四月癸卯（二十二日），世宗举行了登极仪式，并颁布了“即位诏”。这份即位诏在历代众多的即位诏书中显得格外突出，并对嘉靖朝的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新君即位，以“即位诏”的形式革除前朝弊政，是历代的惯例，它们是新皇帝的施政纲领，诏告天下以显示兴国安民的决心。只不过大多数的“即位诏”，尤其是守成之君的“即位诏”是何等类同，无非是一些减免赋税，大赦天下的官样文章，这种口号式的诏书使“即位诏” 失去了应有的作用。明世宗的“即位诏”之所以显得与众不同，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它包含了更多的实际内容，真正发挥了即位诏书应有的指导作用，被视为嘉靖初期“新政”的政治纲领。

一、明世宗“即位诏”的出台背景

明世宗“即位诏”长达80条，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条目之多， 涵盖之广，一方面反映了正德时期弊政的严重程度，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杨廷和等人非常强烈的改革要求，和他们对新即位的世宗皇帝所抱有的极大期望。

明武宗正德在统治的16年中前期沉湎声色，不理朝政，宠幸宦官，国家政权掌握到了以刘瑾为首的宦官集团手中，他们党同伐异， 胡作非为，朝政一派混乱。后期宠信钱宁、江彬，四处出巡，民不聊生。藩王两度兴兵，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政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明王朝各种社会问题逐渐积累恶化，土地集中，吏治腐败，传乞无度， 冗滥丛生，宗支日广，国库亏空。面对这些危及朝廷安危的弊端，朝堂之中的很多人认识到，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才能缓和矛盾， 扭转危局，但是他们的改革设想，在武宗时期没有付诸实行的可能。

明武宗

正德皇帝的去世，对改革派来说无疑是一个契机。

早在嘉靖帝由安陆抵京途中，杨廷和等人在清除江彬余党，稳定京师局势之际，就迫不及待地利用“遗诏”形式开始了改革的初步尝试，如“罢威武团练营，官军还营，各边及保定官军还镇；革各处皇店管店官校并军门办事官旗、校尉等各还卫，其各边镇守太监留京者亦遣之；哈密及土鲁番、佛郎机等处进贡夷人俱给赏还国；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和尚，各处随带匠役，水手及教坊司人，南京马快船，非常例者，俱放遣”。这些当然都是“中外素称不便”而急待解决的问题，但是离“望治已久”的改革者革除弊政的真正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在此情况下，杨廷和等人把还没有来得及或没有权力解决的问题， 都寄托到世宗登极时颁布的“即位诏”里。

杨廷和

首先，“即位诏” 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布的，是国家级的文件，具有法律效果，在以后的执行过程中阻力会比较小。另外，当时嘉靖皇帝还在进京的路上，其实并没有参与这份以自己口气颁发的诏书的拟定，不管新即位的君主会不会是个好皇帝，这都是杨廷和等人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进行改革的最后的机会，诏书一经正式颁布，对所有人包括皇帝都有强大的制约作用。再者，经过“遗诏”的尝试，取得了令人兴奋的成效，改革派对前景充满希望，即位的嘉靖又尚且年幼， 他们企图以“即位诏”的形式将新君的施政方向纳入他们理想的轨道。 因此这份冗长杂乱，几乎无所不包的“即位诏”，是正德、嘉靖之际复杂局势的投影，是改革派复杂心情的体现，也是他们的政治革新的指导思想和改革目标。

诏书样式（非嘉靖即位诏）

二、“即位诏”内容繁多，大致可分为为冗滥、宦官、司法、经济、吏治、宗藩六方面

1、冗滥方面：裁革传升、乞升的各类文职武职官员、匠役、书办人员、法王、佛子、国师、禅师等；查革冒功、冒名、冒姓、冒籍及额外添设的各类武职、官匠等，或将其发回原卫；对奏带、夤缘、 投托王府的各类人等俱复原职或闲住。

明代官职品级及名称，一个字：多

2、宦官方面：在“遗诏”的基础上进一步惩治了正德朝为恶的宦官党羽；取回各种身份的额外新添内臣；革退内府各监局的冒名军匠和新增内使，并严禁私自净身；对内府各监局正德年问增添开支进行会计整顿，违规添建建筑一并拆毁。

明代宦官形象

3、司法方面：对在押囚犯俱从轻发落；存积案件，详审轻判； 已判案件果有冤情的许其申诉。严惩了正德朝遗奸张玺、张伦、赵真等人及其党羽。对法司的问刑条例依《大明律》进行了调整，去新增的不合祖制诸条。

大明律

4、经济方面：清丈土地，减免赋役，通过一系列减免赋役、减少各项坐派措施“以舒民困”，对抄没庄田土地进行清查。漕船水利，对漕运官军优抚体恤，规定进鲜船不得额外增设，乌龙船、黄船、黑楼等船俱收官改为他用；严惩各种破坏水利建设的行为。盐法，禁权势占中，买窝卖窝，惩治奸商，疏通盐法。

5、吏治方面：对正德朝因谏言或受宦官打击而获罪、罢职的官员重新起用，为迫害致死者正名并追恤其家属；开言路，鼓励官员上疏言事；对各级文武职官员进行考察，严格考察制度；严选法，禁纳银入监；禁文武官员私役锦衣卫校尉。

6、宗藩方面：完纳王府所缺禄米；贫而无力婚配者令有司助给； 郡王、将军革禄者复；对于投托王府的“奸人游食”，革除并“严加禁治，不许故纵容留”。

明代宗室待遇

在这些条款中，诸如大赦天下，减免赋税，缩减坐派，从而恤民困，伸民冤等条款，主要集中于司法和经济两方面，其内容虽然都最贴近国计民生，但和所有“即位诏”一样，都只是泛泛而谈，缺少实际操作步骤，也是最难取得实效的部分，仅是为新政权营造一种升平气象。冗滥问题则是嘉靖“即位诏”的精华所在，在即位诏书中如此大量而且详细地讨论各类人员的冗滥，在明代所有“即位诏”中是唯一的，这一方面表现出正德末冗滥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急待解决，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杨廷和等人对于解决该问题的重视和决心， 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了朝廷的赏罚制度能否取信于民，更主要的是直接影响到新政权的财政状况好坏。在宦官问题和吏治问题中，“即位诏” 继续了对宦官势力的打击和约束，对正德朝被打击的官员加以保护， 这在即位初对于稳定局势，笼络人心，广开言路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稍有不足之处是，“即位诏” 的出发点是针对正德弊政的，因此对历史存在的问题如镇守宦官、官吏考察、生员选拔问题都有所提及，却未能深入。至于宗藩问题，在明代后期对政治经济的影响都非常大，但诏书基本站在拉拢保护宗藩的立场，以示朝廷“亲亲至意”，并没有涉及到宗藩方面的各种弊政。这些都体现了杨廷和等人初政时缓和矛盾，不想扩大对立面的保守一面。

三、 嘉靖初年“即位诏” 的执行情况

“即位诏” 一颁布， 长期处于武宗黑暗统治之下的大明臣子“莫不延颈以望太平”。在杨廷和等改革派官员的努力下，诏书在初颁时得到了较好的贯彻执行，取得一定成效，杨廷和也因此受到朝廷中多数官员的拥护，“陛下登极一诏，痛行裁抑，宿弊尽鳌，以故察政体， 则先时纵而新政始严；酌名器，则先时轻而新政始重；量庾廪，则先时啬匮而新政稍充；计帑藏，则先时殚虚而新政浸裕。”后世把这段时期称作“嘉靖新政”，并且把嘉靖帝也称为是“中兴圣主”。

嘉靖帝

“正德蠹政麓抉且尽，所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为数十四万八千七百，减漕粮百五十万二千余石，其中贵、义子、 传升、乞升一切恩俸得官者大半皆斥去”。

“凡新主之诏，多旋行旋格，美意不终，惟世宗初所兴降，靡不力也”，“是社稷之长利也”。

此时朝野皆以为武宗朝的危机已经过去，“中兴”的愿望深人人心，大家都在等待着一种崭新的政治局面的来临，认为“天下忻然， 庶几复见唐虞之治”。

但是随着政治上“大礼议”斗争的不断深入，“即位诏”执行的脚步也在不断放缓，后期和初期在具体执行上有明显的差异。实际上，直到嘉靖六年“大礼议”结束，推行“嘉靖新政”的改革派官员基本退出政坛之时，“即位诏” 所承诺的诸多改革条款，大部分未能实现，而改革所取得的成果也多有反复，最终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一）“即位诏”中裁革冗滥内容的执行情况

明朝中期以后，各类人员的冗滥使官僚机构变得异常庞大，消耗了国家的大量财富，中央财政已不堪重负，尤其到正德中“冒滥尤甚， 十六年四月以前在京官军、旗校、勇士、军匠人等食粮之数共三十七万三千七百余员，一岁支米三百九十八万八千八百余石，岁运四百万石之数，除海运三十五万石外，虽尽数进京，亦不能支”。要扭转国库亏空的局面，为新政权提供稳定的经济基础，就必须解决冗滥问题， 在“即位诏”初颁之时，改革者对这一举措抱有很大的决心，也的确取得了巨大成果，“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为数十四万八千七百”。这一庞大的数字充分证实了裁革冗滥的力度和成果。 但是这种状况却没能维持太久。

自正德十六年诏书颁布起， 就不停遇到来自多方的阻碍和破坏， “奈何痛愤未几，旋自踵效，随革随复，不恤反汗”，很多内容刚刚看到一点成效就被更改。“皇上嗣统首诏裁革，仕路一清，天下称快， 今乃季全、王邦奇等奏办纷纭，一日之间而复冗官九十余人。”还有许多人通过夤缘戚畹、太监，获取锦衣卫职，“初诏书查革正德中冒滥军职凡三千余人，先后奏办往往夤缘得复。”

明代官员形象

其他各种各样的乞升、传升也无视“即位诏”的约束，在嘉靖四年左右出现一个新的高潮，内府各监局纷纷请求“收人匠”，“俱有旨听许，多收者数千人，少者数百人。”

以上情况说明，“即位诏” 颁布之初，关于冗员裁革的预期数字虽不能完全达到，但在改革派官员的努力下取得了很大成效，冗滥情况有所改善。可是不久之后，就有大量的已革除者得以恢复，而且又有新的传乞、奏带的产生，这就使得本来就没有革尽的冗员数字， 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增长。

（二）“即位诏”中抑制宦官内容的执行情况

正德朝宦官专权误国，给社会造成极大危害，世宗即位时打击裁抑宦官是稳定政局，缓和社会矛盾，收拢人心的需要。“即位诏”中针对宦官弊政的诸条款，尽管并不足以彻底摧毁宦官集团的势力，但这些条款如果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也必将有力地打击宦官势力，并极大地缓解他们给国家财政及民众生活造成的严重危害。但实际上，“即位诏” 抑制宦官内容在具体执行时却遇到了比裁革冗滥更大的阻力。

最初，嘉靖帝对魏彬、张忠、于经、谷大用等宦官惩治的态度是鲜明的，但不久之后由于政治上的孤立。皇帝对宦官的态度由打击裁抑变成优容袒护，这些宦官被逮系后“狱久不决”，魏彬在正德年间助逆江彬，而张忠、于经等人则“排陷忠良，首开皇店，结怨黎庶” 都是些罪大恶极之人，朝臣认为“不诛此曹则国法不正，公道不明”， 但最后他们的案子仅以“贷死罚金”了结。随后，宦官们不仅凭借皇帝支持，多方乞请，增添了许多冗员，而且不顾“即位诏”禁令，以种种借口插手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

太监魏彬

宦官的这类乞请，都严重违背了“即位诏” 的兴革条款，遭到改革派官员的强烈抵制，他们纷纷上疏谏言，恳请皇帝收回成命，但世宗并没有站在改革者这一边，而是不住地偏袒宦官。到嘉靖六年， 宦官的不法活动深入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他们兼管地方，提调军队， 涉足农商，需索无厌。嘉靖帝对宦官打击和拉拢的双重态度一方面使“嘉靖新政” 时期的宦官势力与正德朝相比受到很大的打击和限制， 一方面又使这种限制变得很不彻底。

（三）“即位诏” 中其他方面的违诏情况

“即位诏”除了冗滥和宦官两方面外，其他方面涉及武宗弊政的内容并不太多。例如经济方面有少量关于漕政、盐政、马政的改革， 但这些改革成果也无一例外地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即位诏”规定了各类船只数额，不许额外增设，嘉靖元年正月 ，南京守备太监戴义请求恢复正德中例，各监局内臣也竞相请乞，皇帝折中朝臣的反对意见，许如弘治间例，而漕政之弊复矣；嘉靖三年二月，御史张景华依“即位诏”勘处团营牧马草场，清查子粒银数，清理积蔽，不久皇帝因御马监太监闫洪请求，命停止勘查，“第令仍旧”，而马政之弊复矣；己亥条；嘉靖五年元月，商人逯俊等夤缘太监，以增价为名奏买残盐，皇帝特许中两淮额盐三十万引于宣府，随后，逯俊等又请允许十六人中宣府，十一人中大同，而盐政之弊复矣。这几方面之所以政令不能如初，都有宦官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实际上还是可以并作宦官问题讨论，看作是宦官问题在经济上的反映。

明代的漕运

四、“即位诏” 执行的不彻底性及其原因

“即位诏” 颁布后，杨廷和等人以此为依据，裁革冗滥，打击宦官，在短期内稳定了新政权，挽救了已经迫近危亡的明王朝统治， 使嘉靖初期的政治较正德而言有了极大的改善，从这个意义上讲， 把围绕“即位诏”而进行改革的这段时期称为“嘉靖新政”并不为过。 但是，“即位诏”是“嘉靖新政”的改革宣言和施政纲领，新政所要维护的就是“即位诏”及其改革成果，而从“即位诏”主要内容的具体执行情况来看，“即位诏”的许多条款或未能尽付实施，或在取得一定成效后又遭到破坏，连改革派官员郑自璧也疾呼：“皇上中兴美政，其仅存者盖无几矣。从这个意义上讲，“嘉靖新政”又是明中期的一场不彻底的改革。导致这种不彻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大礼议” 事件的发生，使改革势力得不到皇帝的支持。 “大礼议”期间，嘉靖帝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到了议礼问题如何取得议礼的胜利上，而对于其他诸如社会改革之类不再关心。而且由于“大礼议”，他与推行改革的杨廷和等人不复当初的合作关系，而是变成了对立的双方，嘉靖帝在议礼问题上受到杨廷和等人的阻碍，对他们失去了信任，想方设法将这派官员排挤出政坛，以清除议礼道路上的障碍，这些原因就使得嘉靖帝对改革派官员所倡导的改革漠不关心， 甚至于横加阻挠，使政治逐渐背离了最初的方向。

大礼议事件

第二，旧的腐败势力难以根除，新的腐败势力不断产生。对于任何一场改革来说，去除旧势力的影响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随即而来的“大礼议”却使改革者们失去了这个机会。“大礼议”事发后，在几乎举朝都与皇帝对抗的情况下，嘉靖帝觉得异常孤立，意识到必须培植自己的势力与杨廷和等人抗衡，此时，他可以依靠的只有藩邸旧臣和宦官。嘉靖帝以藩邸旧臣充实锦衣卫，又给予宦官种种好处， 企图以他们对抗内阁，这些人对于孤立无援的嘉靖帝而言，的确是可以利用的自己人，但这种不受朝廷官僚体系制约的，依附皇权而产生的新势力，却同时又成为各种腐败问题重新滋生的沃土，他们在皇权的保护下迅速地破坏着改革的成果。

《大明王朝1566》中嘉靖帝影视形象

第三，“即位诏” 执行过程中，办事官员贯彻不力导致半途而废。 这种贯彻不力有来自两方面的原因，客观上的原因还得说是“大礼议”。“即位诏”是杨廷和主持起草的，具体负责执行的也大部分是杨廷和的追随者，因此他们在“大礼议”期间多数被卷入了政治斗争， 改革的领导者杨廷和在嘉靖三年被迫辞官，其他的改革派官员或罢或贬，皆不能安其位，使“即位诏”的贯彻缺少连续性。主观原因则是某些具体办事的官员对诏书执行得不够坚决，使违诏者抓住漏洞，有机可乘。“即位诏” 是一份在仓促之下起草的急救章，细节上会有不少的漏洞和考虑不够周全之处，作为皇帝文书又不允许轻易更改，很容易让投机者有机可乘，这些技术上的因素都影响了“即位诏” 的有效执行。

五、议礼派改革对“即位诏”思想的继承，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嘉靖中兴”局面的形成

以“即位诏”为纲领的“嘉靖新政”，是明中期统治集团内部面对自身危机进行的一次积极的改革尝试，虽然没能取得预想的结果， 但它致力于革除积蔽、挽救危亡，而且反因循之常态，开改革之先河， 其历史功绩是不能被否定的。而且“即位诏”对于武宗弊政和嘉靖初政治形势的分析都能切中要害。 其大部分改革措施，不仅是可行的， 而且是必行的。作为历史偶然事件的“大礼议”，一度阻止的是“嘉靖新政”的脚步，不能阻止的是改革这一必然的历史趋势。

“大礼议”结束后，朝廷中的实权人物变成了以张璁为首的议礼新贵们，而无论是杨廷和还是张璁，嘉靖初期的这些官员们都亲历武宗统治，对社会危机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们都积极地要求对社会进行全面革新。要改革就不可能脱离“即位诏”而进行，虽然议礼派为了和改革派划清界线，总想对“即位诏”提出异议，但是议礼派质疑的只是少数条款的具体措施，他们改革重点仍是继续围绕裁冗革滥、节制宦官势力、整顿吏治等问题而进行，没有因为部分政见的不同而否定“即位诏”的方向和成果。

张璁

在此基础上，议礼派官员们又进一步对“即位诏”的不足之处做了补充调整，对于宗藩问题和外戚问题，议礼派官员依靠嘉靖皇帝的支持，革除了外戚世封，裁减宗室禄米，把“即位诏”的思想继续深化。对于“即位诏”中所提到的镇守宦官问题，议礼派官员果断提出革除镇守中官，此举使“即位诏”对宦官的打击更为彻底。

有了“即位诏”的理论指导，有了改革派前期的改革基础，议礼派的改革才有可能更为顺利地进行，而且，对于诏书思想的继承和对改革的继续，也减小了来自对立一方的阻力，弱化了党派对立，为议礼派争取到一部分改革上的同盟，使议礼派在冗滥、宦官、吏治、赋税等国家重要问题的改革上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嘉靖中兴”局面的形成。

参考资料

《明武宗实录》

《明世宗实录》

《明史》

《国榷》

《明经世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