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垂象，圣人则之”——聊聊占星术对唐朝的施政和社会影响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天象的观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中国又是世界上最高进行天文观测的国家之一。《易经》有云：“天垂象，圣人则之”，古人认为天象与人类发展和人世间的万物都有着必然的联系。

唐朝的天文机构主要有太史局、浑天监和司天台等部门组成。其中的太史局和司天台分别是唐朝前期和后期最重要的观星机构。

唐代太史局有太史令二人，太史丞二人，书令史四人，“掌观察天文、稽定历数，观日月星辰之变，风云气色之异，并率其属而占候。”这里的“观察天文”有两层意思，一是对天文的观测与记录，二是对观测到的天象进行了预测和解释。正所谓“天文者，所以察星辰之变，而参与政者也”，观测天文的最终目的，是为帝王参政提供依据和方向，这才是唐代天文的主要职责和目的。

唐代天文观测与记录的范围十分广泛，所有的日月运行、星辰分野、日食月食、五星凌犯、客星占主、妖星冲牛等等都在观测与记录之例。特别是一些异常的天文现象，太史局不但要进行观测，还要进行解释，揭示这些异象背后的意义，以便统治者将这些意义与国家大事相互参照。

从保存下来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唐代的太史局观测和记录到了多次天文异象，并对这些异象进行了解释。比如大历二年三月，太史局观测到“绿火犯井”的天文异象，并作出了星象的解释：“夏不益时，乞宽刑狱”。也就是说，上天用“绿火犯井”的天文异象，提醒统治者要宽大刑狱，自然可以免除灾祸；否则上天会对其进行惩罚。

太史局每年的观测报告，要在年终时全部移交给中书省，由中书省秘书监写进帝王的起居录。在皇帝的起居录中，这类天象往往会和当年的灾祥、收成、水旱灾害放在一起记录，最后修入史书。也就是说，天文观测结果会与社会上的种种现象相挂钩，某种意义上成为评判当年统治者执政是否符合上天的旨意的标准，对帝王的自律和反省起着一定的作用。

从武则天执政时开始，太史局并入浑天监，唐肃宗时又在浑天监里将观星的职能独立出来，成立了司天台。但是不管机构如何变化，人员如何设置，它们的职责并没有太大改变，仍属于唐代帝王借上天的星象进行施政指导的观星机构。

封建社会里，占星是一种与上天交流的方式，代表的是皇权天授，一直都是皇家的专利，政府是不允许民间出现私人占星的。所以一切有关天文和观星的资料，唐代都进行严格的管理，不允许流传到社会上。对民间的一些天文学的资料和书籍，也是一律收缴，私藏者是会被治以重罪的。

天文学在封建社会被视为“帝王之术”，学习的人比较少，具备观星能力的顶尖人才更是稀缺。唐代统治者想方设法将这些人才全部招揽至太史局或者司天台，并统一管理，避免他们在民间私自观测，散布占星结论。

对于一些天文学上的人才，统治者也是视若珍宝，倚为亲信。《新唐书-李辅国传》就记载了韩颖、刘恒两位民间的观星大家，被唐肃宗招至司天台，并兼任待诏翰林，成为皇帝的私人顾问，深得皇帝的信任。

为了保证天文观测的准确性，唐朝对天文观测人员的要求很高，“苟非其任，不得与焉”。太史局、浑天监和司天台里的每一位官员都有自己相对应的职责，不允许他们参加自己职责范围之外的天文活动，甚至与自己职责无关的天文器材也不能碰。唐文宗时期，还规定“观生不得读占书”，将天文观测者与天文解读者分离，防止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唐武宗时，更是将星空分成春夏秋冬中五个区域，每位观星者只负责自己划定的一块区域，最大程度实现了“苟非其任，不得与焉”的原则。

观星者最重要的一条禁忌就是不得与朝官交往。开元十年，唐玄宗规定“卜相占侯之人，皆不得出入百官之家”，将他们与文武百官隔离开来，防止一些野心家利用天象制造事端，扰乱统治。

观星者如果观测到异常天象，他们写出的报告可以绕过中书省和门下省，直接送达皇帝本人。《大唐六典》中规定：“所见徵祥灾异，密封闻奏，漏泄有刑”，这是因为古人对天象十分迷信，天象具有极大的神秘性与权威性，一旦泄露会引发社会上的骚乱。如果有观星人员泄露这些秘密，按《唐律疏议-泄漏大事》款，可以判处“徒一年半”的刑罚。

虽然唐朝对天文观星的管理很严，在前期也贯彻得比较到位，但是观星这种具有极大神秘感的活动，一直在社会上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政府逐渐衰落，藩镇军阀竟相割据，他们也迫切想通过观星来预测自己的吉凶，所以观星在社会上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成为盛行于官僚和上层社会的普遍现象。

也有一些官员本身不参与占星，但他们手下豢养一些会占星术的术士，负责观测天象，对他们的官运进行预测，对他们的行为进行指导，甚至决定他们与谁结党，在国家大事上执什么样的态度。

唐代的观星术，是建立在古代“分野论”之上的。所谓“分野论”，就是将天上的二十八宿与地上的十二州和十二时辰联系起来，再对日、月犯宿、慧星冲日或者冲月、五星聚合等天象进行解释和预测的一种方法。

古代对日食的出现特别重视，不但要详细记录日食发生的时间，对日食时太阳所处的分野度数、日食时间、阴影侵入角度都有着不同的解释。不同的日食发生时间里，太阳在天空的纬度不同，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分野在某州”。如日食时太阳处在东井28度是分京师，食尾6度是分宋州，东壁1度是分并州等等。“分某州”便是某州在接下来会发生一些异常现象，这些现象有凶有吉，这就需要专门的占星者（而不是观星者）去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该怎样避免。

大唐武德六年发生过一次南斗十九度的日食，按照“分野论”，这次日食对应的是“吴分”，也就是春秋时的吴地，包括今天的安徽、江苏南部和浙江大部。按照当时占星者的解释，这次日食指示的是江南地区会发生战乱。果然两个月之后，吴地的辅公拓便盘踞丹阳自立为帝，建立大宋政权。唐军于第二年平定辅公拓的叛乱，并借机将江淮地区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

武则天神龙三年六月又发生了一次日食，占星者给出的结论是“分京师”，提醒武则天注意。果然当年七月，太子李重俊与大将军李多祚发动叛乱，杀死武三思以下数十人，虽然叛乱最终被平定，但占星者的准确预言，还是让武则天大为信服。

《史记》云：“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上修德，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意思是说，日食也好，月食也好，都是帝王失德、失政引起的，皇帝应该及时修德修政，进行自我反省和约束，才能保证统治的延续。所以古代每次出现异常天象，特别是日食之后，皇帝往往都会调整政策，对社会进程带来较大的影响。

开元七年五月，正值大唐最强盛之际，天空忽然出现了日全食，正午的长安一片漆黑，对面看不见人。唐玄宗大惊失色，在听取占星官的意见后，“素服以俟变”，并且做出了撤音乐、减膳食、查监囚、劝农课的反省。

这次日食中，占星官对唐玄宗给出的解释是“日为阳精，人君之象。若君行缓，则日行迟。人君稍逾常度，则阴浸于阳，行或失中，故应惑所至”，把日食的发生与唐玄宗行为的“失中”联系到了一起。但是只要皇帝加强德行修养，灾祸自然就会远离。所以唐玄宗一改往日奢靡之风，继续励精图治，让“开元盛世”又延长了十几年。如果没有这次日食的警告，也许唐玄宗天宝年间的骄奢淫逸会来得更早，对唐朝的危害会更大。

在中国历史上，慧星俗名“扫把星”，一直是不祥之兆。凡有彗星出现，就会预示着灾祸即将来临。所以彗星的出现，对唐朝的政治影响力更大。

大顺二年四月，“有慧星如半月，长十丈余，见于西方”，当时的司天监陈匡上奏：“当有乱臣将入宫内”。唐昭宗随即联想到天威都将军李顺专掌禁军，平时飞扬跋扈，有作战的嫌疑。于是昭宗诏李顺入宫，在银台门埋伏刀斧手，将李顺斩于门前。事后调查得知，李顺与宦官勾结，早有废立之意，唐昭宗此举除去了身边的隐患，保证了政权的稳固。

当然，占星术在几千年的过程中，经过后人的加工和改选，也存在一些牵强附会之处。甚至统治者为了统治的稳固，也会有意的对占星的结果进行篡改，达到服务历史事件或者服务统治的目的。但是做为一个历史存在，观星占星曾经是封建社会统治者施政的一个重要依据，几乎每一次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背后，都有占星的影子。占星是隐藏在古代政治斗争背后的一件工具，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它对历史事件的影响力有多大无法具体评判，但是那些天文学的先驱者的辛勤观测和记载，以及他们运用智慧对天象进行解释的努力，应该被我们后人记住。因为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现代天文学就会失去许多资料，也许现代天文学的发展之路没有这样平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