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生淮北则为枳”，从南北差异探析在北方水土不服的一条鞭法

引言

作为嘉靖新政的一部分，嘉靖九年，内阁大学士桂萼提出了新的赋役政策——“一条鞭法”，并于次年试行于南直隶和浙江省，其后至隆庆年间逐渐向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北直隶、山东、河南等省推广，期间在江南地区的几个省份执行的较好。万历九年（1581）年，作为张居正改革的一部分，一条鞭法作为法定的赋役制度被通令全国实施。可以说，一条鞭法是古代赋役制度的一项重要变革，它简化了赋役项目和征收手续，实行赋役合一，也为清代实行摊丁入亩打下了基础。

桂萼：首推“一条鞭法”之人

数百年来对于一条鞭法的评价大多不吝褒奖之言，不可否认，一条鞭法确实是对原有产品集中分配方式的改革，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一条鞭法在全国推行之前多在南方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试行，因而是带有强烈地域色彩的赋役制度，将这一带有地域性政策一成不变的推行全国，必然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在北方，一条鞭法在施行中就出现了诸多问题。

一、明代赋役制度的演变和一条鞭法的地域特征

“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

以上是《明史》对于“一条鞭法”的记载，简单来说，就是赋额按照田亩计征，其核心内容为“量地计丁”和“一体出银”。赋役合并，折为银两，分摊田亩中征收。取消力役，将户丁征派改为丁粮征派，赋役一律征银，取代了征收实物和力役的做法，由地方官吏直接办理征税解运，差役由政府用银雇佣。

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的基础：鱼册

明代的赋役制度是以里甲制度为基础的，明代初年，江南地区里甲组织的确立既是对宋元以来该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制度的继承，又是明太祖对于江南地区基层组织的改造和发展。通过打击江南的豪强势力，调整江南土地的关系，扩大官田，以国家强大的干预力对基层组织进行渗透，以期达到收入最大化的效果。

明代户口簿：黄册

明代初年的赋役制度沿用了唐代开始的两税法，洪武十四年（1381）政府编赋役黄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摊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这项制度，是以户为单位、人口与财产相结合的户籍管理体系，目的是帮助政府征收钱粮徭役，所谓“纳粮当差”。随着全国的统一，里甲制度也随之推广到全国各地区，成为明代赋役制度的基础。

明代的土地“官田皆宋、元时入官田地。厥后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皇庄，牧马草场，城需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军、民、商屯田，通谓之官田。其余为民田”。一般来说，官田主要由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佃种，而民田大部分为地主官僚所有。

明代的里甲制度

因历史原因，“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季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洪武十三年，命户部裁其额，亩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减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征三斗五升，其以下者仍旧。时苏州一府，秋粮二百七十四万六千余石，自民粮十五万石外，皆官田粮。官粮岁额与浙江省埒,其重犹如此”。以里甲为单位的徭役征派更加沉重，不仅两税由里甲催征，而且里甲人户逃亡，税粮依旧征收，由里甲赔偿。甚至天子玉食及军国所需的供办物料等，均由里甲负责。尤其是江南一带里甲科派更为严重，由于对一些官绅的优免，贫富的差距严重，加之里长在科派存在的中饱私囊的现象，导致徭役的分派严重不均，农民的负担沉重。

针对江南地区重赋的实际，在推行一条鞭法以前，该地区已经出现将按户承担的里甲正役等部分摊丁入亩的改革。早在宣德时期周忱便在苏、松地区创制出了以“折征”为主要内容的“平米法”，开创了明代赋役改革的先河，其后又相继出现了应天府的“里甲粮”、浙江的“均平银”、福建的“纲银”，成化时期的“均徭”等赋役改革。此后，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等东南地区，又出现了将均徭友里甲轮流承担改为将一县丁粮，重新均分为十段，十年一次轮流承担的“十段锦”等。之所以一系列的赋役改革都在江南地区进行，其主要原因是江南地区自唐宋经济中心南移后，不仅是全国的经济中心，而且也是粮食作物的主要产地。自迁都北京后，江南地区又承担着南粮北运的沉重负担。正统以后，随着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原有的赋役制度逐渐破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江南地区在重差和重赋发情况下，赋役改革势在必行。而以上这些赋役改革的尝试，都为“一条鞭法”的改革奠定了基础。这些赋役改革，都是针对江南地区的特点进行的，因而带有强烈的江南地域色彩。

二、因南北差异，时朝廷有识之士对一条鞭法在北方地区推行存在异议

一条鞭法等赋役制度是明代针对江南地区赋役制度的弊端，结合实际情况所进行的改革尝试。但北方地区的情况与江南是迥然不同的。北方部分地区土地沙化、贫瘠的现象严重。与南方相比，北方地广人稀。人均占有土地，北方远远高于江南地区。南方人精耕细作，北方则较为粗放。

“东南有可耕之人，而无其田；西北有可耕之田，而无其人”。

“天下农民之病，自江而南，由粮役轻重不得适均，自淮而北，税粮虽轻，杂役则重”。

因而在一条鞭法之前，赋役征收以里甲为主，均徭、杂税依据里甲编定，编审的原则是按照户的等则来进行。因此人丁、资产两项所占的比重，南北差异很大。北方以人丁为主，南方则以户等为主。

然而在推行一条鞭法时，北方的官员却完全照搬了江南地区的经验，鲜少结合本地的特点来进行赋役的改革，因而一条鞭法在北方试行的时候便备受质疑和反对。

隆庆元年（1567）四月，户部尚书葛守礼上疏公开反对在北方推行一条鞭法，在他看来，“直隶、山东等处，土旷民贫，流移日众者，以有司变法乱常，起科太重，而正派不均也。”“以江南之法行之河南，按地科差，始将租庸调之征并之于地，有家、有身者皆不与焉。于是农民嚣然，丧其务本之心，地愈多者，苦愈甚。富者贫，贫者逃，而田卒污莱，弃为萑莽。”其法“南方曾行之，南方十年一役，北方岁岁有差，何可比而同也？”

隆庆四年六月，给事中贾三近也针对北方的官僚不能因地制宜，盲目照搬一条鞭法，给当地农民带来沉重负担的事实，上疏要求废止一条鞭法。

贾三近

“务本者，孑立之身，并应租庸；逐末者，不占一役。”

“是以强者共相啸聚，而弱者竞展转于沟壑，民不堪命，坐阽危亡”。

万历年间的户部给事中光懋则认为“其法哉江南，犹有称其便者，而最不便于江北”。

明代江南地区商业发达，实行一条鞭法后，商贾无田或者少田，赋役负担远轻于农民，还可以以银代役，劳役由政府雇人承担，能够更多投入到商品经济的流通中去。而北方地区人口密度不及南方，商业发展也不及南方，实行将户丁役和人头税摊丁入亩的赋役制度，一味地将适宜南方的政策一成不变地推行到北方，必然会使北方农民的负担更加沉重。

明代中后期江南发达的商品经济

南北经济差别悬殊，是一条鞭法在北方受到非议的一个重要原因，“统论此法，便于南者多，便于北者少。便于粮者多，便于差者少”。

一条鞭法的优点之一，是将差役合为一条，统一征收，理论上可以使地方官吏不易舞弊，从而减轻农民的负担。然而这样不分土质特点的均平赋役，其结果却又导致“民之奸弊百出矣”。容易人为造成胥吏舞弊，坑害农民。

北方一条鞭法局部施行图

葛守礼认为，“谓旧法当以户则为轻重，书手得以上下舞弊，一条鞭则庶可以革弊。是见一面尔，……岂能尽革也？且谓书手作弊者，不过为卖富累贫也，一条鞭则明宽富累贫矣。”而且一条鞭法在实际推动中，由于官吏贪污，导致“条鞭之法，有司分外又行增派，扰民殊甚”，“不才有司条鞭之外巧立名色，科索烦重”。嘉靖年间，山东武城县，甚至出现了力差所编“一两至费数十两”的事情。在葛守礼等人看来，将这样带有浓郁江南地域色彩的赋役政策照搬到北方，必然成为扰民之举，担心“按地征银，农民丧其无计可脱田亩，将来畿内荒芜，必可立见”。

葛守礼

在中国古代，历来是“明税轻，暗税重、横征杂派无底洞”。明代中后期，官吏贪墨成风，“一条鞭法行，钱粮经有司之手，重收而取羡余，加派在其中矣。”黄宗羲认为，一条鞭法“是银力二差又并入于两税也。未几，而甲年之值年者，杂役仍复纷然，其后又安之，谓条鞭，两税也，杂役，值年之差也。岂知其为重出之差乎？使银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

明政府在征收赋役时，也犯了北宋熙宁变法一样的错误，编外有编，条外有条的加赋，普通农民即使缴纳差役银，也依然照样派役。天启、崇祯年间先后加派辽饷、剿饷、练饷，农民负担苦不堪言。

三、商品经济发展导致的货币白银化也对北方推行一条鞭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得益于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的发达，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市场，白银逐渐取代了铜钱、宝钞成为市场上实际流通的主要货币。而“一条鞭法全面折银，导致白银货币化最终完成”。但是当以银代役，“一概征银”为特征的一条鞭法推行到北方时，遭到抵制的另一个原因出现了，那就是北方的白银货币化远远不及江南地区普及。

明代的白银

江南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且有乡村副业补助收入，加之商业化程度和货币化经济的发展均高于北方，因此江南地区适合雇役，而北方却不具备江南地区的经济基础，更缺少海外贸易的地缘优势，比较适合力役。因此在北方实行赋役货币化，农民必须以白银交税，必然导致农民将农作物以各种形式兑换成白银货币，以应赋役，然“银贵谷贱，而民有征输之困矣……又贵买以资用，民穷财匮”。“便于富户，而不便于细民，便于市井通衢逐末之辈，而不便于穷乡僻壤之穑夫。”可见一条鞭法在推行过程中，不利于货币白银化的北方农民，而且普通农民在兑换白银的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谷贱伤农”的事情，迫使农民典当自己的土地去完税，进一步加重了北方农民的负担。

结语：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实际上，张居正在推行一条鞭法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将区域政策一成不变的推向全国可能引发的矛盾，其自身也认为一条鞭法“在南方颇便”，“条鞭之法，有极言其便者,有极言其不便者，有言利害半者。仆思政以人举，法贵宜民。执此例彼，俱非通论。故近拟旨云，果宜于此,任从其便。如有不便,不必强行。”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地方官员为了向上报功邀宠，一味照搬，加之在推行过程中部分官员的腐败，鞭外加派，无形中加重了北方农民的负担。

张居正

总之，明代中后期推行的一条鞭法为赋役征收的一元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由于政策在推行过程中的盲目和武断，不能因地制宜，以及地方官在执行过程中的刻意盘剥，使得这种进步的赋役政策，尽管适合当时的南方地区，但在北方地区执行时，就变成了“名虽一条鞭，实则杀人一刀刃也”，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大抵如此。

参考资料

《明代赋役制度史》

《明史》

《明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