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1年(明朝正德十六年)，面对葡萄牙殖民者的入侵和挑衅，明廷下决心用武力驱逐，严禁以后葡萄牙不得入境。当时广东的最高军事长官是张嵿，具体在前线指挥战斗的是广东提刑按察司副使汪鋐。
中葡屯门之战，和后来的中俄雅克萨之战、中英虎门之战等不一样，历史记载并不详细。这是中国和西方历史上的第一次冲突，时间太早，历史资料少且混乱。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次武装冲突的规模不大，对葡萄牙来说，也只有几百人，双方的亲历者有限。历史上记录此次战争的人很多记述都不严谨。
现在，我们把各种说法都拿出来，比较一下就会发现，真实再现这次军事冲突，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现在根据中国与外国的相关记载，汪鋐在屯门之战中获得胜利，大致有四种说法。
第一种为“凿沉说”。
支持这种说法的中方史料最多。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记载官军力战不能退敌，于是派人潜水凿沉敌船，打败了佛郎机。“海道副使汪鋐帅兵至，犹据险逆战，商人凿舟用策，乃悉擒之，余皆遁去。”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全文转录了明代郭棐纂修的《万历广东通忘》的说法：“海道副使汪鋐帅兵往逐，其舶人辄鼓众逆战，数发铳击败我军。寻有献计者，请乘其骄，募善水人潜凿其底，遂沉溺，有奋出悉擒斩之，余皆遁去。”
清代鲁曾煜纂修的《广东通志》记载：“檄海道副使汪鋐帅兵往逐，其舶人辄鼓众逆战，数发抗击败官军。寻有献计者，请乘其骄，募善水人潜凿其舟底，遂沉溺，有奋出者悉擒斩之，余皆遁去，遗其铳械。”
这种说法指出了在交战初期，汪鋐遇到了败仗；在冲突后期，他及时改变了战术，派人潜水凿沉敌船，然后力战退敌。更重要的是，提到官军缴获葡萄牙新式武器——佛郎机铳的方式，就是由敌方遗弃所得。
第二种为“火攻说”。
清代陈伯陶所纂的《东莞县志》写道：“屯门澳口与南头切近，佛郎机夷人谋据南头，众思弃庐墓避之。事闻鋐，召募海舟，指授方略，亲临敌所。藩舶大而难动，欲举必赖风帆。时南风急甚，鋐命刷贼敝舟，多载枯柴燥荻，灌以脂膏，因风纵火。火及敌舟，通被焚溺。众鼓噪而登，遂大胜之，无孑遗。是役也，于正德辛巳出师，嘉靖壬午凯还。”
相对而言，这种说法肯定了冲突发生的时间、地点，但没有将冲突分为两个阶段。汪鋐一开始就指挥若定，看出了对手的破绽，巧妙利用当时的自然条件，取胜的关键，是在准确判断敌情后采取火攻，丝毫没有提至“凿沉说”。
第三种为“火铳说”。
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肯定了“凿沉说”的同时，又附加了一种“火铳说”。该说最大的特点在于佛郎机铳取得的方式，否定了是在战后缴获，肯定了是在战役之前，通过传奇般的手段获得，使交战过程更加扑朔迷离。
它前文坚持“凿沉说”，指出：“海道宪师汪鋐率兵至，犹据险逆战，以铳击败我军，或献计使善泅者凿沉其舟，乃悉擒之；”随即又介绍葡萄牙的快船利器，和中国人是如何得到佛郎机铳与蜈蚣船：
有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机船，见有中国人杨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国，备知造船及铸制火铳之法。鋐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卖酒米为由，潜与杨三等通话，谕令向化，重加赏赉，彼遂乐从。约定其夜，何儒密驾小船，接引到岸，研审是实，遂令如式制造，鋐举兵驱逐，亦用此铳取捷，夺获伊铳大小三十余管。
因《殊域周咨录》在史料中的影响很大，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有些人为中国人获得佛郎机铳，就是由何儒偷出来的。
第四种为“天气说”。
与中国史料的多种说法相比，国外史学家的认识相对简单而且一致，即恶劣的天气帮助了西蒙·安德拉德脱逃。
英国的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中说：“最后，他遭到了一支中国舰队的包围和攻击，只是由于一阵暴风雨把船只驱散，才使他得以逃生并回到马六甲。明朝皇帝命令葡萄牙恢复先前统治马六甲的王朝，双方关系完全断绝。”瑞典的龙思泰也认为是天气的原因。他在《早期澳门史》中也有类似记载。
概括以上各种说法就会发现，无论哪一种说法都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又不全面，有经不起推敲的地方。可以肯定的是，汪鋐在屯门之战中，率领明军击溃葡萄牙殖民者，是经过多个回合反复斗争得来的，绝不会是经过一两次战斗就迅速取得的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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