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思维的收缩：从战略角度出发探析一战是如何全面影响英国的

引言

1918年11月，一次大战以协约国的惨胜而结束，大战对英国的损伤是致命的。它不仅造成了极大的人员伤亡，极大地破坏了英国的经济，还使得英国经济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内始终处在一种衰落以及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工业发展的速度与效率都大幅度下降。与此相对应的是，由于战争的胜利，大英帝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本就虚弱的经济背负了过于沉重的帝国负担。与此同时，大战还极大地影响了英国的社会心理，人们充满了对战争的恐惧与担心，防止大战的再一次爆发就成为战后英国普通民众所追求的重要目标，和平主义运动也由此而生，并迅速发展壮大。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英国决策者的对外战略思维也发生了潜移默化似的改变。

一、一战之后的二十年，英国经济始终处于缓慢的恢复阶段

1918年11月，持续四年之久的一次大战终于以协约国的惨胜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在德国的袭击之下，英国丧失了原有船只的70%，1913-1918年间，英国的出口贸易减少了一半，贸易逆差猛增。

在战争期间，为了应对高额的战争支出，英国在战争期间变卖了10亿英镑的国外投资，同时在国内外大举发行公债，其中，国内公债剧增了10倍以上，由战前的7亿英镑急升至70亿英镑，同时还欠下美国9亿英镑的债务。此外在战争期间，英国还向其盟国提供了大量的战争贷款，其中俄国欠英国7.57亿英镑，法意两国欠7亿英镑；这些战争借款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迅速归还，俄国甚至还在十月革命后宣布废除一切外债。巨大的战争支出严重削弱了英镑的国际地位，并由此动摇了英国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逐渐被美国所取代。

20年代伦敦街头

此外，在战争期间，由于战争的需要，英国国内的企业纷纷将重点转向国内的军需生产，对海外商品的输出也随之大量减少。在此期间，英国的海外市场被美日等国趁机渗透和控制，英属殖民地也趁机纷纷发展本国的民族工商业。一战的结束并未使得英国重新占领这些市场，而新获得的殖民地由于落后贫瘠根本无力取代原有市场的作用。

战后的英国经济并未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迅速复兴，在战后的20年间里，英国经济进入了波浪式的“无规则时代”，1919-1920年以及1927-1929年是英国经济繁荣的年代，而1922-1927年则是跌落、危机的时期，直到1929年，英国工业总产值还只超过战前（1913年）5.7%，而1930年后则是世界性大危机影响下的跌落、危机以及萧条时期。不仅如此，英国工业的发展呈现出地区的不平衡性，“在英格兰的南部和中部，工业在兴起，而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北部，工业则在衰落”。

20年代英国工厂

战后英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恢复速度上的，更重要的则是其大工业的生产效率出现了退步的趋势。从1913年到1936年，英国煤炭工业的生产效率总共只提高了10%，而相比较而言荷兰提高了112%，德国提高了81%。1921年的英国只有28%的煤矿实现了机械化，而刚刚恢复的德国鲁尔煤矿在1927年的机械化率达到了80%。而在其他工业部门，如钢铁、棉纺织、造船业等，英国依然是墨守成规，采用老式的作业方式， “1930年英国的棉纺织机器的42%，还是19世纪70-80年代以前的产品”，大大降低了生产效率。在两次大战之间 20年里，在主要工业国家中间，英国的工业生产指数增速仅仅略高于法国，远远低于期间的速度发展的日本与苏联，“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由1913年的14%下降为1929年的9%”。

伴随着经济不景气而来的就是失业，“到1920年12月，失业人数就已达100万，6个月之后，增至250万。1933年，几达300万”。就失业率而言，战前10年英国工人的失业率仅为2%-5%左右，而在20年代，平均每年的失业率高达12%。失业又带来了一连串的贫困、犯罪等社会问题。

20年间世界及主要国家工业生产能力年度指数（1920-1938）

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英国的工业生产指数从危机前的最高点到危机中的最低点，下降了23.8%”，“1932年失业率接近300万，失业率达到了22.2%”。同时，受此次经济危机的影响，英国的出口贸易下降了50%，1931年英国的国际收支首次出现了1亿英镑的赤字。

经济萧条背景下的英国失业情况

总之，在一战后的十几年里，英国经济始终处在一种衰落以及不稳定的状态之中，英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早已没有了战前的辉煌。依靠这样一个经济实体所支撑起来的大英帝国，其战略思维不可避免的受到局限，在缔造战略上，支撑传统的强硬与霸权外交也就失去了基础。

二、一战给英国人造成的心理阴影——畏战的社会心理

作为有史以来英国所面对的最大战争，其破坏性与伤亡情况对于英国人民来说也是史无前例的，英国军人死亡72.3万，伤者达170万，海军70%的舰队毁于战争，战后海军丧失了“双强”优势，英国为战争支出了124.54亿英镑，相当于国家收入的44%。除了经济大受影响外，大战所带来的惨状也使英国人记忆犹新，战争后所遗留下来的困苦与折磨，也使得英国人民对战争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厌恶，英国的社会心理由于战争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巴黎和会

战后的英国涌现了大量的回忆录、小说以及诗歌，这些文学作品纷纷强调堑壕战的恐怖以及英国青年在战争中的牺牲。他们谴责毫无意义的战争带来的恐怖景象，充满了对战后世界的危机感，爱尔兰著名诗人W.B.叶芝在其著名诗作《基督重临》中就描绘了战后整整一代人的焦虑不安：“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血色迷糊的潮流奔腾汹涌，到处把纯真的礼仪淹没其中，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坏蛋们则充满了炽热的狂热”。

W.B.叶芝：一战后英国和平主义运动的代表诗人

这种思想发展到30年代，英国的大部分精英都已经认为一战是没有胜利者的，所有的参战国都是失败者。这样导致人们认为，在一场未来战争中也不会有胜利者，因此英国政府必须尽一切可能来避免战争；更糟糕的是，持这种观点的人还设想其他强国也不再将战争视作政策的工具，如果提议合理妥协它们就会避弃战争。

20年代的英国街头

在这样的思维逻辑下，和平主义运动应运而生。英国战后的和平主义思潮源自于一战所带来的经济与心灵上的创伤，代表人物有谢波德、庞森比、罗素以及兰斯伯里等人，他们从各个角度来反对战争，基本特点是用道德的力量来反对战争，认为战争是邪恶的，用战争的方法结束战争是以一种邪恶的手段结束另一种邪恶，因而是不可取的。避免战争，反对军备，成为和平主义者的愿望。“不仅永远不应发生另一次战争，而且永远不再能发生另一次战争，这也成了一个信条了”。

罗素

此外，一战的爆发使得英国民众不再信任外交专家，认为阻碍外交灵活性的正是那些人员刻意制造的情绪，由此在一次大战中间产生了民主监督联盟。联盟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和平主义者，他们认为外交上的失误促使战争的爆发，一是由于英国的调停不力，二是那些居心叵测、指望从战争中谋取私利的人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因此认为公开外交是和平的保障，这样外交事物的控制权就会掌握在爱好和平的人民手中；而国际谈判则必须由国际组织来进行，因为国际组织中的大多数国家在出于利益的考虑下也是赞成和平的。一战的灾难历程暴露了国际社会之间由于妒忌、军备竞赛以及秘密外交等行为的后果，也使得英国公众比以往更容易接受道德政治和国际和睦。

三、不对称的战略地位——一战后的大英帝国版图空前广阔

与战后缓慢恢复的经济以及畏战的社会心理不同的是，由于战争的胜利，英国的战略地位在反而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提升。

“英国在世界上拥有的相应的势力和影响，并未因大战而减弱”。“德国已经战败，法国已经虚弱并全神贯注于欧洲大陆事务，美国战后又退回到孤立主义传统，苏俄则专心于内部事务，日本仍然只是一个地区性大国……只有英国具备全球帝国的实力，而且海军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帝国的防御”。

英国在战后获得了德国的大量殖民地，土耳其在中东的崩溃致使美索不达米亚的石油被英国控制，由此英国在中东和非洲成为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强大的英法军事同盟关系并未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终止，国际联盟创立后，英国又在其中居于领导地位。从这一点上来说，英国在战后仍然拥有强大的综合实力；尽管经济破坏严重，但英国在国际市场上仍然保持着比较牢固的传统财政金融联系，支配着庞大的殖民帝国资源，并保持着对欧洲盟国的债权国地位。

一战后各国瓜分了德国的殖民地

从英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来说，在欧洲层面，在一战以前，英国在大部分时间内对欧洲国家几乎不承担具有约束力的义务。而在战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由于英国在一战中履行了国际义务，战争的结束并未使得这一义务解除，战争使得英国由局势的旁观者、亦或调停者变成了参与者。1917年后，英法承担了对德战争的主要任务，俄国则由于革命而暂时退出了欧洲的争夺，美国对于欧洲事务的干涉显得还不那么明显，“欧洲依然是欧洲人的欧洲”，至于意大利的作用则可以忽略不计。这样，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英国和法国就成为负责处理德国问题的两个大国，即使在20年代中期关于欧洲安全的洛迦诺会议上，英国依然要担负起对欧洲安全负责的角色。从帝国层面而言，随着凡尔赛条约关于英法等国对战败国殖民地的接收与托管规定的出台，大英帝国从规模上来说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大英帝国的疆土从亚洲延伸到欧洲、非洲、大洋洲以及南北美洲，成为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

1931 年的大英帝国及其全球利益

从以上可以看出，与经济以及社会心理上的“退步”相比，英国的战略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是，这种提升却凸显出了与经济及社会心理状况的不对称性。从欧洲角度来看，欧洲大陆的现状要求英国必须承担起战后欧洲大陆稳定的责任，但无论是从经济现状还是历史传统而言，战后英国的根本无力也不愿独自承担起这一责任。从帝国方面来看，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成为了战后英国战略家们的困扰，与欧洲责任一样，战后的英国经济根本无力承担如此规模的帝国负担。由此导致在一战后的英国，帝国政策与对欧政策又出现了某种矛盾，在当时的情况下，两者只能选择其一。在战后英国不愿插手欧洲大陆事务的社会心理影响下以及帝国利益的优先考虑下，军事战略只能优先照顾帝国，在对欧政策上只能寄希望于外交本身的效果。

四、悄然改变的战略思维：承担“有限责任”，并错误地将法国当成假想敌

早在一战之前，英国人就已经确立了一种分析帝国面临的战略和军事问题的体系。1895年，英国建立了帝国防务委员会（CID），1904年成为政府的常设机构，委员会将军事、财政、经济、外交以及政府机构等各方面的视野结合在一起，以实现一种内在的连贯和协调一致的防务政策，在这个体系的指导下，英国人成功地处理了大战爆发前十年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然而在大战中这一体系瓦解了（1915年以后委员会不再开会），战后汉基推动劳合·乔治重建帝国防务委员会，但是收效甚微。

劳合乔治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破坏对英国的战略思维与战略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于其间制定英国战略和防务政策的那些人来说，刚刚过去的可怕灾难对政策有着首要影响；甚至在英国已经投入挫败德国野心的下一场大斗争以后，对上次冲突的记忆依然给决策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英国人民思考的最多的就是此类战争绝不能再次发生，尽管战后的世界还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但是所有的威胁都已消失，英国的任务就是保持这种和平，勿让悲剧重演。民众还希望能不再受到外国人以及外国危机的干扰，因此，他们希望战后的英国能够恢复“光辉孤立”的传统。公众对于军国主义、介入欧洲大陆事务以及对力量平衡的任何关心都表现出厌倦的情绪。

一战后的欧洲

因此，在战后经济形势、社会心理等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下，英国企图摆脱战略地位赋予它的责任，回归英国本土，重新实现欧洲大陆的均势与平衡。“国务家们频频将被误导了的公平竞争和道德原则观念引入自己对国际事务的谋算”，甚至早在1920年，一贯有远见的内阁秘书莫里斯·汉基也勾销了英国对法国承担的欧陆义务。

1922年10月6日，博纳·劳在写给《泰晤士报》上就说了一句代表英国人心声的话：“我们不能单独充当世界的警察”。而在《英国战争方式》一书中，利德尔·哈特提出了“有限责任”的战略，在他看来：“英国的传统战略政策在于攻击欧陆外缘，而让盟国肩负在欧陆击败威胁的重担”；“有限责任”也成为30年代中后期张伯伦所实行的英国政策的理论来源。在拒绝承担大陆义务的同时，英国还反对法国为了防卫德国再次崛起而推行的集体安全，认为这样破坏了欧洲大陆的均势，并使得战后英国长期错误的将法国作为未来战争的一个假想敌。

结语

总之，一战后的英国受缓慢恢复的经济及畏战的社会心理的影响，其军事战略思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收缩；而受不对称的战略地位及民众的回归本土心理影响，英国的对欧政策在坚持传统的“均势”政策同时，凸显出了实力不足背景下的外交政策本身。

受这种战略思维的影响，英国出台了“十年无大战“的“十年规则”，在20年代相对和平的世界中，英国利用其多年的积淀尚能处理出现的一些问题，然而到了30年代，国际局势已经大变，英国的战略思维给重整军备以及外交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从这一点上来说，绥靖主义的产生表现在二战前夕，根源则在于一次大战。

将绥靖政策推向高潮的张伯伦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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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马丁·吉尔伯特：《二十世纪世界史（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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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

[英]伊恩·麦克劳德：《张伯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