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宋灭亡的变局，看宋高宗时期的中枢军事体制的改革

宋高宗赵构在位时正位于两宋之交这一战争频发的特殊时候，在宋朝历史上极为重要，这种重要不仅指北宋灭亡、南宋建立，而是腐朽的北宋王朝灭亡、新生的南宋王朝必须进行改革免得“重蹈覆辙”早早再度陷入腐朽。北宋初期建立的一些制度在中期已经出现问题，引起有识之士的重视且进行了几次挣扎努力的改革，但无论怎么改革、无论谁改革，党争的攻讦始终困扰限制着他们，使其未能成效。北宋末年，政治军事经济问题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如同一块烂肉必须要割去，可没等到北宋统治者壮士断腕忍着痛去改革，金人就大军南下，强制他们退场。

从根本上看，北宋的灭亡是内部因素导致的，金人入侵不过是加快了其灭亡进程。但凡事有利有弊，有积极的一面有消极的一面，两宋之交的战争的确对当时的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同时也引起相关制度的瓦解，对社会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战争对军事上的影响，北宋末年的大宋贯君早就腐朽破落、不堪一击，南宋新军队在铁与血的战争快速发展壮大，与之对应的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也重新建立，虽说没有彻底消除旧军队的影响（重文轻武，强干弱枝），但也让其变得更加实用，军事体制运转更加有效率，统兵将领们的自主权也扩大了许多。下面我们将以南宋高宗时期对中枢军事体制的改革成果作为典型，去了解两宋变局下的中枢军事体制的改革。

中枢军事机构的草创异变

宋高宗赵构时期的军政建设虽说是南宋军事体制的初创，却也是塑造了在其之后的军政框架。南宋军队和北宋军队的建立是不同的，南宋军队是建立在北宋灭亡之后的重新整合及因战争不断壮大的，而北宋军队来自于并不激烈的兵变，它由原后周军队直接转变过来，不是推翻重建，只是简单地淘汰选拔将领和组织结构改造，使其直接成为新王朝的军队。北宋末年徽宗赵佶在位时，国之根本的中央禁军因频繁的对外战争减员严重，内部的贪污腐败更造成其缺额严重，导致北宋军队在金人南下战争中一败涂地。由此教训，宋高宗的军队建设自然得另起炉灶，虽说在制度结构和管制设置有着北宋军队的影子，但实质性的东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靖康元年十一月，康王赵构在相州得宋钦宗诏书开大元帅府，史书记曰：“命上为大元帅，汪伯彦、宗泽副元帅，速领兵入卫。”也就是说相州时，赵构开始领兵，作为北宋勤王大军的最高统帅。虽说是建立在北宋军政体系和宋钦宗诏书下，然而这支部队事实上与北宋军队关系不大，已是南宋军队的源头。赵构开大元帅府，招揽溃军义兵和地方勤王部队，将其分为五军，由武显大夫陈萃充兵马大元帅府都统制五军兵马。都统制统领全军，下设五个统制，分领各军，实行五军制。这是赵构进行的军队建设的初次改革尝试。

随着金人的追杀和依附将士的越来越多，这种简单的统军机制出现许多问题。靖康二年正月，大元帅府中枢发生了一系列的变法：“上（即赵构）以便宜除汪伯彦显谟阁待制，充元帅，而黄潜善为副元帅。”原先的副元帅宗泽因不在赵构身边，不再是军事中枢的成员，这一时期的军队成分十分复杂（贼寇、义军、溃军、地方军等），派系林立，相互没有关系不统属，各自领军不听号令，名义上说是归于大元帅府的领导，实际上独立性特别强。

当时北宋已灭亡的差不多了，大元帅府是实际上的军事机构中枢，作为最高军事机构中枢，由于赵构初期地位不高和紧张的战争局势，大元帅府组织机构不够严密，权威不高，领导能力差，但也为岳飞、宗泽、张俊等将领打退金人、为赵构赢得民心声望和建国相对安全的外在环境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帮助，不用再像那些前辈一样干什么事都束手束脚，连战连败。

建炎元年五月，赵构于南京应天府登基称帝，重新建立宋朝，改元建炎，史称“南宋”。具有临时军政机构性质的大元帅府也随之退出舞台。当时赵构身边围绕的纯正文人、资历老和有才能的大臣没几个，只能从矮子里面挑高个：以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同知枢密院事。这意味着新生政权南宋的中枢军事机构枢密院得以重建，之后的首要大事就是进行具体的军政建设：“以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趣赴行在；杨惟忠为建武军节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罢诸盗及民兵之为统制者，简其士马隶五军。乙未，以兵部尚书吕好问为尚书右丞。命中军统制马忠、后军统制张换率兵万人，趣河间府追袭金人。丙申，以吕好问兼门下侍郎。丁酉，以黄潜善兼御营使，汪伯彦副之，真定府路副总管王渊为都统制，鄜延路副总管刘光世提举一行事物。”

御营司在此时新设立，黄潜善担任御营使，成形式上的最高军事长官；因而当时黄潜善既是军事中枢的最高长官，也是握有实际军事实权，李纲在军事中枢多是象征意义，没有实权，但会提出一些战略思想和意见。御营使司的建立非同寻常，直接改变了南宋军事中枢机构，而其建立原因不是拍脑袋决定的，而是现实原因引发的：“靖康末，卫士仅三万人，及城破，所存无几。至是，殿前司以左言权领，而侍卫二司犹在东京，禁卫寡弱。诸将杨惟忠、王渊、韩世忠以河北兵，刘光世以陕西兵，张俊、苗傅等以帅府及降盗兵，皆在行朝，不相统一。于是始置御营司，以总齐军中之政令。”

御营司名义上统领南宋所有军队，但由于一些原因根本建立不起对全国军队的有效控制，那些御营使的亲军往往被当作宋高宗赵构的护卫部队使用。而且御营司并不纯粹，是军政合一的性质，其中一些官职不过是荣誉头衔。

御营司与三衙、枢密院之间的同存矛盾

殿前都指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分别率领禁军，合称“三衙”，互不统属，将领分别听命于皇帝本人。枢密院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佐邦治。枢密使有调兵权，但手中没有兵；三衙有兵，但无调兵权。“三司天下之兵柄皆在，其权虽重，而军政号令则在枢密院。”发兵权和掌兵权是分开的并且相互制约。过去北宋，枢密院和三衙的任职者是不能互相兼任的，就算皇帝同意，大臣们也坚决不同意，理由是：“承旨为枢密属官，权任管军，是本兵之地又得握兵，合二为一，非祖宗之制。”而御营司恰好是枢密院和三衙的合体，其很多职权与三衙枢密院重叠。

南宋学者吕中指出：“国朝兵权，隶于三卫，本之枢府，枢府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三衙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今不复三衙，而别置御营司，分委之枢府，而置御营使，其后专掌兵权，枢密不得而豫。”御营司直接把调兵权和统兵权合二为一，成为最高军事机关，暂且不论其实际影响力有多大，但在表面形式上御营司做到了独揽最高军权，这严重违背了“重文轻武，防范武人专权”的原则。这样一来的优点是适应了战争需要，提高了中央决策的效率；但缺点也同样很大很明显，使其成为宰相专权的工具，对后来南宋权相的出现埋下影响隐患。

当然了，那些集权专权说法是名义上，因为军队全在岳飞、宗泽、张俊等将军手上，御营司根本管不了，权力最大时也不过是调动皇帝周围的军队，即御营五军和护卫高宗的禁军，越到后面越像个空架子，职权和统军逐渐缩小减少，逐渐演变成“祖宗法厘正归三省密院”的还权。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连御营五军都不听御营司号令，它还握着那些权力有什么用，当时的御营司长官御营使的杜充向朝廷祈求节制御营诸将，足见其实际权力多小。

各军直接指挥机构——都督府

都督府是宋高宗时期出现，是军政合一的领导机构，一般由宰相兼任，称权同都督或都督诸路军马。关于都督府设置的原因，史料记载：“绍兴初，吕元直复相，谋进取，秦会之亦欲夺其权，乃共议令元直以左仆射都督江、淮、浙诸军事，置司镇江。”“上谕二相曰：颐浩专治军旅，秦桧专理庶务。”一是宰相吕元直想独揽用兵之权；二是宋高宗赵构相权，一人掌军，一人掌政。而都督府与中枢二府的关系是对等的：都督府主管前线所有军务，不需要向朝廷上奏。都督府专为战争而生，是前线最高军事指挥机构，服务于战事，但其在下令时，用的依旧是二府的名称和行文。

当时的宰相孟庾反应：“应统兵大小将帅并听节制，自今军期及钱粮事并先申督抚，毋得妄有申明，庶几号令齐一。”说明都督府的设立是应复杂多变且危及的战争，是对中枢二府的职权和效率补充。

宋高宗时期的中枢军事体制的改革，完全是为了应对当前局势需要所实行的，前期是应付紧张危机的战争局势，后期则是为收兵权，将杂乱独立的军队整编成国家正规军，归于中央统治之下。其核心所在，还是在战争，频繁的战争让相互制衡的军事体制不再适应，必须建立起新的军事体制，从而提高作战效率、得出高效决策，不至于在战事失利导致政权覆灭，制衡之道让步于灭亡危机。

这一系列的中枢军事改革虽然让南宋政权平安度过金兵南下的危机，确保了统治的稳定。权力失衡的结果，也带来了军权过度集中，相权随之扩大，导致南宋权相不断涌现，危及着皇权统治。凡事有利有弊，莫过于此。

参考文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