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创办的上海卫生试验所：沪上防疫推动者

落成之初的上海卫生试验所

自近代以来，传染病防治一直都是政府在公共卫生方面的重要职能。进入民国之后，随着西方医学理念不断引进，各级政府也开始设置相关机构，以履行卫生防疫相关职能。作为近代中国最繁华、也是受西方影响最广的城市，上海在这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从公共租界工部局消毒所，到上海时疫医院，再到如今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上海市传染病医院）的前身中国公立医院，各种功能不同的机构，共同构成了当时的上海卫生防疫体系。在这当中，上海卫生试验所无疑同样占有一席之地。

南市初建 闸北渐兴

上海卫生试验所由上海市公所于1925年创办。同年10月，孙传芳驱逐奉军占领上海，并于1926年设立淞沪商埠督办公署，卫生试验所也在当年8月被督办公署卫生局接收，成为后者的下设机构。1927年春，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后，孙传芳势力遭到驱逐，南京国民政府接管上海，卫生试验所转而隶属于新成立的上海特别市政府卫生局。

从1925年到1928年年初，创立伊始的卫生试验所租借南市大南门外企云里民屋办公，楼上、楼下一共5间屋子，规模十分有限。其中一楼两间屋子为化学检验室，二楼三间分别是病原检验室、饮料细菌检验室和办公室。虽然条件简陋，设备有限，但卫生试验所的工作依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持续开展的水质检验，对预防霍乱贡献良多。在病原检验方面的准确高效则令其获得了不少医疗机构的欢迎，至1928年年初，其每月接收、完成的病原检验数量已超百例。

1928年2月，卫生试验所迁入毛家弄市卫生局内办公。同年8月，上海特别市政府拨出闸北虬江路广东街一处房屋供卫生试验所使用。办公、试验条件的相对改善，令乔迁新址的上海卫生试验所逐渐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自创立之初就开展的检验业务在这一阶段仍然是卫生试验所的工作重点，这当中具体又分成两块：细菌检验和化学物质检验。

细菌检验主要针对的是血液、小便中的菌落种类、数量等。卫生试验所除了按照自身计划开展相关研究之外，还承接全市各类医院、诊所的血液、小便检验需求。当时，前者在上海多处都设有样本收集处，雇人每日三次上门收取血样、尿样，并送回检验报告。1928年，卫生试验所全年细菌检验共1193次，至1935年，这个数字已达26893次，20余倍的增长无疑是其这一阶段业务快速发展的写照。

与细菌检验一样，化学物质检验同样是上海卫生试验所重要的业务内容。值得一提的是，1929年2月，出于资源优化配置的考虑，上海卫生试验所曾与当时同处上海的中央卫生试验所开展合作，前者专门开展细菌检验，化学物质检验则交由后者负责。1932年，中央卫生试验所迁往南京，上海卫生试验所遂恢复化学物质的检验业务，成立化验部，开展对“食物”“药物”等的检验。

食物方面，水、牛奶、酱油、糖果以及其他各类饮料是其关注的重点。20世纪30年代，越来越多的上海民众开始饮用牛奶，为确保产品品质，避免变质牛奶成为霍乱等传染病传播的载体，相关人员每天都会将牛奶送至卫生试验所进行检验。与此同时，卫生试验所还对当时上海华界的两大自来水公司——南市水电公司、闸北水电公司的卫生情况进行监督，每周进行水质检测，一旦有害物质超标，即不许其继续向居民供水。

药物方面，重点检验诸如阿司匹林、金鸡纳霜之类的药物是否成分达标，有无偷工减料。据记载，当时的检验结果表明，多数药物所含成分与标记的都存在偏差。除此之外，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厉行禁绝烟毒期间，卫生试验所还承担了对涉嫌吸毒者进行小便化验的任务。

从细菌检验到食品安全，从药品成分到毒品检验，难怪当时有媒体将上海卫生试验所称为“细菌的警察局、食品的立法院、烟犯的公证人、药物的监察员”。

除了上述种种，卫生试验所还有一项如今听来已十分稀罕，但在当时却颇有价值的检验，这就是对乳母的体检。在那个奶粉喂养尚未普及的年代，雇佣乳母是很多家庭在产妇产乳不畅时的首选。卫生试验所每日上午提供对乳母进行采血检查的服务，一次收费5元，重点排查后者是否患有梅毒、肺结核、沙眼等传染病，并对其乳汁进行化验，从而确保婴儿的健康。据统计，1935年9月至12月，卫生试验所总共为257位乳母做了检查，其中梅毒检查呈阳性者就达59人。此举之必要，可见一斑。

除了开展各类检验业务外，自1928年起，上海卫生试验所还开始进行疫苗的研制、生产，先后研发出霍乱、伤寒、脑膜炎、狂犬病等疫苗及牛痘苗。

以霍乱疫苗为例，1929年全年产量为4820mL，1931年时，产量就已扩大到760000mL。1932年，全国多处暴发霍乱，上海卫生试验所霍乱疫苗产量也骤增至140900mL，不仅满足上海地区的防疫需要，还能供给全国各地，对防疫工作助力良多。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疫苗销售已成为上海卫生试验所重要的经费来源，在实现良好社会价值的同时，也为卫生试验所开展各项业务，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侨商捐赠 江湾建楼

进入20世纪30年代，上海卫生试验所持续快速发展。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卫生试验所被迫迁入公共租界，租借仁济医院和静安别墅等场地继续开展业务，一旦战事结束，仍迁回原址。慢慢地，闸北虬江路广东街这里的房屋再次不敷使用，择地建造新楼，开始被提上议事日程。

自1929年肇始的大上海计划，是南京国民政府为建造新上海、扭转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垄断城市中心局面而制定的城市规划方案。以江湾为新的市中心区域，规划了包括市政府在内的大量公共建筑，上海卫生试验所新楼也被选址于此。

由于包括市政府大楼、市立图书馆、博物馆等项目，已经耗费大量资金，卫生试验所新楼的建造经费一度无着落。关键时刻，东南亚侨商、有“万金油大王”之称的胡文虎出手相助，承担了全部费用。

胡文虎，原籍福建永定，1882年出生于缅甸仰光，其父胡子钦早年在仰光开设永安堂中药铺，所售“玉树神散”清凉解暑，颇受欢迎。1908年，胡子钦逝世，胡文虎子承父业，以现代科学方法，将“玉树神散”等制作成“万金油”，后又相继制成八卦丹、头痛粉、清凉水、止痛粉等产品，在华南、东南亚和印度等地广受欢迎。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胡文虎已成为华侨富翁，频频资助各项体育、卫生事业，成为当时著名的慈善家。

1935年元旦，上海卫生试验所新楼在江湾“大上海计划”核心区内奠基开工，至1936年底项目完工。1937年4月3日，上海卫生试验所新楼落成典礼正式举行，包括已经调任广东省主席的上海市前市长吴铁城、新任上海市代理市长俞鸿钧、市商会主席王晓籁、上海医学院院长颜福庆等社会名流及中华医学会全体会员千余人到场。为感谢胡文虎仗义疏财，慷慨解囊，落成典礼上同时举行了胡文虎先生铜像揭幕仪式，成为当时上海重要的新闻事件。

新落成的上海卫生试验所新楼高三层，局部四层，另有地下室一层。外形简洁，现代派风格，立面细部则有明显中式装饰，至今可见清晰的“衞生”徽记，与同时落成的上海市立医院在外形特征上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新楼旁还另建有配套平房三座，即工役间、动物饲养间、疫苗制造间，总占地面积约17亩。

新楼地下室为锅炉房。一层为所长办公室、会客室、图书室、更衣间以及培养基制造室、材料采集室，蒸汽及干燥消毒室等。二层主要为疫苗研发、细菌检验部门，包括细菌检验室、解剖室、血清室、疫苗稀释室、痘苗实验室、痘苗研磨分装室等。三层包括病理室、水化验室、药物室以及陈列室、病理室、大讲堂等。面积较小的四层则作为储藏室使用。整栋建筑配备有煤气、压缩空气、交流/直流电、高压蒸汽等，各类设施一应俱全，在当时的中国堪称一流，因此落成后，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参观。

乔迁至新楼的卫生试验所延续此前生产研制各类疫苗，开展化学、细菌检验等职能，在确保食品、药品安全，防止疫病扩散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考虑到当时江湾一带距离市中心距离较远，卫生试验所当时还在成都路修德新村设立办事处，办理样品送检，乳母身体检查、病人抽血检验以及疫苗购买事务。

新楼落成后不久，“八一三”事变爆发。11月，上海沦陷后，该栋建筑被侵华日军占用。抗战胜利后，因江湾一带受损严重，卫生试验所未迁回原址，改在汉口路223号办公，但依然继续在传染病防控方面发挥着它的作用。据记载，从1945年9月至1947年5月，上海卫生试验所共为3949人注射了狂犬病疫苗，其间还对一批病死或被击毙的疑似患有狂犬病的犬猫进行了解剖实验，为当时的狂犬病防治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位于江湾的卫生试验所新楼历经沧桑变化，在原先局部四层的基础上加建为全部四层，并配以一座中式屋顶，因此，外形较落成时已有较大改变，内部则作为住宅使用。

与此同时，上海卫生试验所在1953年同其他单位合并组成上海市卫生防疫站。1998年11月，上海市卫生防疫站又合并了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市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市结核病防治中心等机构，成立国内首个省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后者如今正是上海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工作中的重要单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