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阿拉伯—波斯人在泉州”的故事

阿拉伯—波斯人在泉州展厅导览稿1

宋元时期的泉州是阿拉伯、波斯商人在东方最大的商业据点和聚居地，穆斯林侨民们在这里自由经商、传教和生活，甚至定居下来繁衍后代。这一历史渊源为泉州留下了丰富的伊斯兰文化遗存，成为今日中国与中东各国相互沟通的纽带。您现在所处的“伊斯兰文化陈列馆”便由阿曼国王、沙特阿拉伯国王、摩洛哥政府捐赠，福建省、泉州市两级政府共同投入兴建。
2 丰富的伊斯兰文化石刻

“阿拉伯-波斯人在泉州”展出伊斯兰教石刻200多方，是中世纪阿拉伯-波斯人来到泉州后留下的遗存，大部分为清真寺建筑石刻和穆斯林墓葬建筑石刻。
这些石碑刻有鲜明的伊斯兰图案与花纹，还有不少阿拉伯文、波斯文及中文的记录。它们对于研究伊斯兰教的传入及其在泉州的历史，外国穆斯林在泉州的生活、从事的职业以及对当时泉州社会、经济和海外交通贸易兴衰所起的重要作用，都是珍贵的资料。同时，还帮助我们获知当年来泉州的穆斯林与中国人相互通婚、中外文化相互影响渗透以及回族形成与汉化的过程等。 3 蕃客墓

这方石刻上部阴刻6行阿拉伯文，下部用中文刻着“蕃客墓” 3个大字。中文写得并不漂亮，且有两个错别字，“客”字下面的口多了一点，“墓”字草头下面的“曰”写成了“田”，很可能是出自初学汉字的阿拉伯侨民之手，透视出那个时代文化交流真实而生动的一面。
“蕃客”是宋元时期泉州人对“外国客人”的客气称呼。这一称谓历史悠久，公元834年，唐代皇帝下诏，令广东、福建和扬州的地方官员时常关心“蕃客”，鼓励他们自由买卖。明代以后，“蕃客”不再前来，但大批泉州人出洋谋生定居海外成为华侨，于是“蕃客”的含意发生了变化，成为泉州人对出洋在外华侨的称呼。 4 侯赛因·本·穆罕默德·哈拉提墓碑石

根据伊斯兰教徒的取名习惯，我们可以通过墓主的名字判断远航来到泉州的穆斯林的身份与祖籍地。
这方石刻的主人侯赛因，其姓哈拉提（Khalat），是中亚古国亚美尼亚的首府，今天亚美尼亚共和国的南部。他祖籍应该就是亚美尼亚。他卒于公元1171年，是泉州海交馆收藏的伊斯兰教徒墓碑石刻中年代最早的一方。 5 格兰脱·特勤墓碑石

“这是可爱的青年格兰脱·特勤·伊本·苏丹·侯赛因的墓碑”。
“特勤”源于波斯文，是指有王子或贵族头衔的人，古时中亚突厥人也常用此衔。“苏丹”是部落王、首领的音译。“汗”在波斯文中也解释为首领或地方总督。因此，格兰脱很可能便是一个出身于贵族的人。 6 潘总领塔式墓盖顶碑石

宋元时，常有外国人在华当官的例子，如担任承信郎的蒲罗辛、市舶司提举的蒲寿庚等。这方碑刻的主人“潘总领”应该也是一位外国人，改了汉姓。南宋“总领”官职是因为军事需要而设置的，是武官，专管钱、粮、税收，权利相当大。 7 法蒂玛哈通墓碑石

此方碑刻上的阿拉伯文记载“这是亲爱的、善良的母亲——著名的法蒂玛哈通之墓。她是阿里·特勤·库尔甘尼的女儿”。“哈通”为波斯语或突厥语，之后在阿拉伯语中也通用，意指“女士”“夫人”或“乐园中的皇后”。从“特勤”一词可以判断这位女士也出身于名门望族。墓碑上还将中国的龙年称为鳄鱼年。 8 艾密尔·赛典赤·杜安沙墓碑石

这个墓主在墓碑上使用了全名“殉教者：艾密尔·赛典赤·杜安沙·本·赛典赤·奥姆尔·本·赛典赤·艾米兰尼·本·艾米尔·易斯法哈沙莱尔·杜尔必克尔，布哈拉人”。依序为本人名字、父名、祖父名及姓氏组成。这正是阿拉伯人全名的构成，一般用于正式场合，平时往往采用简称。
“艾米尔”阿拉伯语意为首领、贵族、总督。“赛典赤”是圣裔所特有的尊称。“杜安沙”（Toghan-shah）是一个突厥、波斯语混合的名字，意为“鹰王”。“易斯法哈沙莱尔”（Isfahsalar）是波斯文或突厥文，即军队的“将领”。显然，杜安沙的曾祖父，是一位将领，他的家族享有圣裔的称号。其祖上曾定居于中世纪著名的商业城市布哈拉（Bukhara）。 9 奉训大夫永春县达鲁花赤墓碑石

从碑刻上的残存字迹可知这是“艾密尔”的墓碑石。“达鲁花赤”即蒙古语的“长官”。在元代，县以上的正衔，一般由蒙古人担任，少数为色目人担任。碑文的复原应当为“奉训大夫永春县达鲁花赤”，即永春县县令。永春县当时属于下县，依下县级别，达鲁花赤为从七品。但这位永春县达鲁花赤艾密尔，却拥有“奉训大夫”的文散官名，这是从五品的级别，可见这位来自西方的永春县官，级别比一般高。
10 艾哈玛德墓碑石

这方碑刻一面刻着中文，另一面混刻着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它出土于泉州津头埔，是“刺桐城”即为泉州的重要物证。
碑刻上用阿拉伯文记录墓主：“艾哈玛德·本·和加·哈吉姆·艾勒德死于艾哈玛德家族母亲的城市——剌桐城”。它以明确的物证证实那个中世纪风靡世界的“刺桐城”即该石刻的出土地点“泉州”。墓主艾哈玛德的波斯先辈娶了刺桐女子为妻，家族数代居住泉州。这是波斯人与泉州人通婚的见证。
从碑文还可知，艾哈玛德的儿子阿含抹，十分谙练汉文，并深受中国传统习俗的影响，采用中国传统的方法撰写碑文。 11 奈纳·穆罕默德墓碑石

碑刻一面刻着中文，另一面刻着阿拉伯文，是阿拉伯后裔“孤子吴应斗泣血谨志”的。
宋元时，不少蕃客迷恋这块东方乐土，索性定居下来，娶刺桐的女子为妻。他们从南边海上航行而来，被称为“南蕃”；其出生于泉州的后代被称为“土生蕃客”或“半南蕃”。吴应斗是个独子，标准的“土生蕃客”，也或许是个混血儿，名字已经完全汉化。
伊斯兰教徒一般不重视出生时间和年龄的计算与记载。但是这方碑的波斯文详细记载了死者的生年与年龄，可见吴应斗家族深受中国传统习俗的影响。 12 黄公墓百氏坟墓碑石

此方墓碑的正面上方竖刻两行汉字：“黄公墓百氏坟”，下面刻三行阿拉伯文、波斯文的混合文字，背面全是阿拉伯文。这是元代到泉州的一对波斯穆斯林夫妇合葬的墓碑，应属于第一代“蕃客”。
无论是吴应斗、黄公与百氏，还是展厅中展示的“潘总领”、艾哈玛德的墓碑石，都反映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宋元时居住在泉州的外国侨民取中国的姓氏，是风尚和时髦。中华文化是当时深受仰慕的先进文化。姓氏的转换也许意味着这些人已经定居下来，建立家庭，并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13 伊斯兰墓盖石刻

泉州海交馆收藏的宋元时期伊斯兰墓盖石刻多达100余座，分别陈列于展厅和陈列馆外的草坪上。
依据穆斯林的葬俗习惯，死者下葬时应先挖一个长方形的墓穴，四壁用石或砖砌成。死者裹白布，置于穴中，脸部朝西。穴上横铺石板，板上放置石墓盖。泉州发现的伊斯兰教石墓有两类：一是须弥座式石墓，墓盖是用整块或数块石头琢成，数层，如等腰形的宝塔，称塔式石墓盖。另一类是须弥座祭坛式石墓，正面为长方形祭坛式石座，石座背后就是墓葬。 14 古吐不拉·耶阿孤白墓盖顶石

“古吐不拉·耶阿孤白·本·凯里姆拉·本·哈基·贾杰鲁米，一位著名的将领。”他来自波斯贾杰鲁姆城即今天伊朗霍拉桑省西北部的城市，卒于公元1310年。这座墓盖石的顶石中部雕刻着菱形的披巾，并装饰有六角形、梅花、如意双环等图案。雕刻着这种独特图案的伊斯兰石墓盖在扬州也有发现。这座墓盖石的底层是莲花瓣图案、第二层是卍形连续几何图案。我们虽然不知墓主是谁，但看得出来，他的身份必定也很高贵。 15 清真寺碑刻

宋元时期，伴随着大量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到来，伊斯兰文化也传入泉州。1350年，吴鉴为泉州清净寺撰写碑文，记录当时泉州建造的清真寺已经增加到六七座。至今仍完整保留的是涂门街北侧的清净寺，原寺名为艾苏哈卜清真寺。其余清真寺虽已消失，但遗留下不少建筑构件，从现存的建筑碑刻中可知：公元1131年，波斯撒那威人纳只卜·穆兹喜鲁丁创建了南门清净寺；12世纪，一位也门人建筑了津头埔的“也门教寺”的大门和围墙；元代，来自波斯的穆罕默德建立了南门穆罕默德寺；公元1322年，纳希德·艾斯马尔·穆萨丁建了东门外东头村教寺的大门，并翻新了原寺建筑。
16 穆斯林后裔家族

宋元时期，有部分来到泉州的阿拉伯、波斯人与汉人通婚，甚至数世居留，并逐渐汉化，取汉姓、汉名，使用汉字，但仍保留伊斯兰教宗教信仰及生活习俗。明朝，政府强迫穆斯林与汉人通婚，不许自相嫁娶，以杜“种类日滋”。于是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回回人说汉语、穿汉服、改汉姓、跟随汉俗的历史性大变化，居住在泉州的阿拉伯、波斯人也进一步被同化。
目前生活在泉州的阿拉伯、波斯人后裔，大约有六七万人之多。他们从明代中期开始修撰谱牒，回族谱牒记载了穆斯林逐步汉化的踪迹。目前生活在泉州的阿拉伯后裔家族主要有金、丁、夏、马、郭、葛、蒲、卜、哈、铁等姓。 17 丁氏宗祠

穆斯林家族的汉化还体现在修筑宗祠上。宗祠即祖庙，是供奉祖先神位的地方，是汉族祖先崇拜的表现。穆斯林一般以“清真言”为信条，不建宗祠祭祀祖先。但泉州的穆斯林家族却像汉人那样兴建祠堂，作为加强和维系家族制度、进行祖先崇拜的场所。汉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结合得十分有趣和与众不同。你看这座丁氏祠堂，外观是当地传统的建筑风格，但建于石砌四方平台上的正厅，周围却由廊庑环抱成“回”字形，使这个家族的回回民族属性显得突出和明确。 18 丁氏“聚书衍派”家族

在泉州的穆斯林家族，人数最多的是晋江陈埭的丁氏家族，有两万人之多。丁氏于明代修谱时，认宋初的名人河南开封祥符人丁顗（yǐ ）为其始袓。丁顗（yǐ ）生性好藏书，曾倾其家产买了8000卷书，说：“我家聚书这么多，以后必定会出好学的子孙。”陈埭丁氏的族号叫“聚书”，就来源于此。但是家族中的高级文人于明代修纂族谱时又隐约提出，他们乃是元初著名的政治家，曾任陕西、四川、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的赛典赤瞻思丁的后代。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经过学者考证，他们既非宋初那个聚书8 000卷的丁顗的后代，也不是元初那个功勋卓著的赛典赤瞻思丁的子嗣。丁氏的一世祖中文名字叫丁谨，宋末元初从苏州来泉州做买卖，便定居下来，娶陈大娘为妻。丁谨是来华的第一代阿拉伯侨民还是侨民的后代？同样无从考证。但这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去研究这个阿裔家族的发展史。 19 海蛏养殖

丁家到第四代丁善，他的妻子庄氏出了个好主意，说大丈夫应该开发土地，注重生产才是根本之计。于是，丁家毅然从城内搬到10千米外的海边，即陈埭，在那里开基拓野，筑陂围田，并充分利用大片滩涂，搞起了大规模的蛏苗养殖业。显然，丁家的农垦业和滩涂养殖业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到了清代中后期，他们已成了晋江县南部望族，号称“万人丁”。 20 郭氏家族

惠安县百崎乡是郭氏回族族人的主要聚居地，素有“九乡郭”之称，至今人口近两万，都是被称为“德广公”的波斯人伊本·库斯·德广贡的后代。德广贡于元代定居泉州。族谱记载其子郭子洪，是明初的七品荫生。后世子孙有不少迁居东南亚和台湾，成为广布于海内外的大家族。
明清时期，郭氏家族也像汉人家族那样编纂族谱。他们自称为唐代著名将军、汾阳王郭子仪的后代，硬是把这个阿裔家族挂到“汾阳衍派”上。这种攀附历史上的显赫人物当始祖以示血统高贵的现象，在汉人家族中也不鲜见。
惠安百崎郭氏的伊斯兰教信仰虽已淡化，但其逢遇丧事，仍要请阿訇念经，并断猪七六或四十天不等。若无处请阿訇，也要租一本经陈设几天。 21 回族民居

这栋民居仿造的是陈埭丁氏当地的回族民居。从外观看和闽南传统汉族民居没有太大区别。他们甚至效仿汉人，在厅堂和门楣上张贴对联，对联是用中国体书写的阿拉伯文，内容为“万物非主，唯有安拉”，门口对联的内容是“除非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的，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22 伊本·库斯·德广贡墓碑石

这一方高大的墓碑上用中文刻着“元 晋坡庭 惠百奇 郭氏世祖坟茔”，碑额有一行波斯文，是死者的名字“伊本·库斯·德广贡·纳姆”。“纳姆”在波斯文中是“著名的”，因此，这行波斯文可翻译为“著名的库斯·德广贡之子”。“晋坡庭”是晋江坡庭，在泉州东郊的法石；“惠百奇”是惠安百崎乡。 23 蒲氏家族
蒲寿庚家族是泉州历史上最显赫的阿拉伯后裔家族。蒲寿庚的祖先于南宋初到中国经商，长住广州，任过广州的“蕃长”，即外国侨民头领，据说豪富甲于两广。13世纪初，蒲寿庚的父亲蒲开宗举家北迁，把贸易基地转移到刺桐这个迅速崛起的港口城市。
蒲氏家族在刺桐城的海外贸易中取得巨大成功。南宋后期，蒲寿庚官至泉州市舶司提举专管泉州海外贸易，经营香料生意达三十年之久。又因协助朝廷击退海寇，授福建安抚使兼沿海都置制使，安抚一路之兵事民政，统领海防，权力很大。宋元之战时，他投降元朝，以拥有的海舶交元军进攻残余宋师。元朝封他为昭勇大将军，闽广都督兵马招讨使兼提举福建、广东市舶，后又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泉州分省平章政事等。可谓权倾一时。 24 蒲氏家族产业

南宋末年蒲家在城南及东南郊的法石村一带广置宅院、花园，还建了一座“海云楼”，以眺望他的庞大船队。至今泉州民间还流传着不少与蒲家有关的地名典故以及他们奢华生活的故事。比如，“棋盘园”据说就来自蒲家的花园，“灶仔巷”是蒲家厨房，“讲武巷”是蒲家练武的场所，“东鲁巷”是蒲家的私塾等。 25 蒲氏后代

蒲寿庚降元后，在发展泉州的海外贸易中起过重要作用。但他曾经屠杀泉州南外宗正司皇族和数千淮兵，飞扬跋扈，激起民族仇恨，祸及后代子孙，致使他们到了明朝无法在泉州立足。明代甚至有严禁蒲姓子孙参加科举登仕的规定，所以蒲氏后人大都改姓“卜”“苗”“黄”或外迁。
蒲氏家族虽然被迫改姓迁居，但是他们经营的香料贸易世袭至今。泉州永春县达埔镇现在是全国篾香四大出口基地之一，全镇有200多家大小香厂，生产竹心香、线香、香塔等传统香品。目前，达埔镇汉口村仍有蒲姓人家20多户，基本都是做蔑香的。 26 曲水流觞石刻
这方大石板上刻着婉蜒曲折的沟，由浅至深，乍看以为是阿拉伯文图案，实际是中国古代士大夫喝酒吟诗时的用具，称“曲水流觞”。把酒杯放在沟里，用水一冲，酒杯流到谁的面前，他就得喝酒吟诗。这块大型“曲水流觞”石刻出土于蒲家花园。很显然，他们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和浸润。 27 结束语

假如有一天，你来到泉州这座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千万别步履匆匆。请你在刺桐花下歇歇脚，欣赏它烂漫的丰姿；请你沿着古朴的街市走一走，你将会惊奇地看到那镶嵌着阿拉伯式门窗和图案的建筑，闻到穆斯林特有的节日食品——油酥散发出的阵阵香味；你还能聆听到那源于阿拉伯古老乐器“乌德”而不断演化的南音琵琶弹奏的悠扬乐声，和公元1214世纪从波斯、阿拉伯一带传入的唢呐吹出的柔美声；还有那美丽芬芳的阿拉伯花卉——素馨花、茉莉花、含笑花和玉兰花等，它们被串成一个个小花圈，是妇女头髻上最漂亮的装饰；那包裹在妇女头上的“番巾”，原来是模仿阿拉伯式的头巾做成的；那人们喜爱的蔬菜——菠菜，早已从波斯传入；还有那著名的阿拉伯医药大全——《回回药方》，也早已在公元13世纪传入中国……
追寻这些交织着无数历史情结的伊斯兰文化遗存，我们仿佛又回到了中世纪多少阿拉伯穆斯林曾经住过的剌桐城。这段长达7个多世纪的和平对话与相互交融的历史，实在令人难以忘却。

文章来源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