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人类史上永远避不开的主题

《战争论》是一部在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军事名著，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并对后世西方乃至世界军事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战争论》作者克劳塞维茨不仅是一位经过战火洗礼的职业军人、一名锐意改革的普军将领，更是一个潜心学术的军事天才。

1818年，38岁的克劳塞维茨被任命为普鲁士军事学院院长后，不愿卷入无聊的权力争斗，于是潜心军事学术研究当中。每天清晨，克劳塞维茨就坐在写字台前执笔写作。他先后研究了1566－1815年间的130多个战例，写了许多评论战史的文章，并整理了亲身经历的几次战争的经验。

1830年春，克劳塞维茨调到炮兵部门工作时，《战争论》尚未修订完毕，直到他因霍乱猝然离世都没有机会再整理。

克劳塞维茨死后，他的妻子玛丽整理出版了《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遗著》，共分十卷，《战争论》是其中的第一、二、三卷。克劳塞维茨在书的自序中提出：“科学的概念不仅仅或者不是主要存在于系统和成熟的学科之中，这在今天已经无须争论了。表面上看，读者在本书中是根本找不到体系的，这里没有完整的学科，只有一些素材。”

尽管《战争论》并没有真正完成，但是这并没有影响这部军事巨著所蕴含的巨大的军事价值和划时代的意义。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战争到底是什么？《战争论》开篇便提出了这个问题。对此，本书给出了一个答案：“战争无非是政治以其他手段的继续。”

这一回答，被世界军事理论界视为最为重要的理论发现之一。而且这个论断在当代越来越有它的现实价值。

这个论断告诉我们必须要反对单纯的军事观点，而是要从政治的角度认识和指导战争。

我们都知道，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了抗日战争的大方略，那么你知道毛主席是怎么研究的么?

在《论持久战》中，毛主席首先从政治上把中日进行了比较，中国进步、正义，国际形势有利，而日本退步、反动，国际形势不利，所以政治上的对比决定了中国必胜。

但是因为中国军事上弱小，所以就使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来得尤其漫长，由此体现出来的战争形态就是持久战。因此，我们的战略就应该是持久战略。

战争行为的本质是政治工具

战争不是消遣，不是追求冒险和赌出输赢的纯粹娱乐活动，更不是灵机一动的产物，而是为了达到严肃目的而采取的严肃手段。战争由于时机的变化，由于激情、勇气、幻想和热情的起伏而表现出的一切，都只不过是这一手段的特殊表现而已。

战争中，交战双方的任何一方都可以根据对方的特点、组织和设施、状况以及各种关系，按照概然率法则来研判对方的行动，进而自己采取行动。既然是根据具体人和具体条件进行概然性计算，作为战争最初动机的政治目的也必然会成为很重要的因素。

作为战争最初动机的政治目的，既成为衡量战争行为应达到何种目标的尺度，又成为衡量应该使用多少力量的尺度。但是政治目的不能单独地成为这种尺度，它必须同双方国家联系起来。

民族战争，特别是文明民族之间的战争，总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的，而且只能是由某种政治动机引起的。因此，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

只有战争真的像按纯理论推断的那样，是一种完善的、不受限制的行为，是暴力的绝对的表现时，它才会被政治引起之后，就好像是完全独立于政治以外的东西而代替政治，才会排挤政治而只服从战争本身的规律。

由此可见，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其他手段的实现。

如果说战争有特殊的地方，那只是它的手段特殊而已。无论这样的要求对政治意图的影响有多么大，仍然只能把它看做是对政治意图的修改而已，因为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没有目的的手段永远是不可想象的。

战斗中“绝对胜利”要素

任何战争，必分胜败，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胜利和失败这对范畴作了专门的探讨。

胜利的总概念主要包括三个要素：

一是敌人的物质力量的损失大于我方。克劳塞维茨把这种作战双方在相互杀伤和破坏过程中，通过摧毁对方的物质力量所直接获得的利益，称之为“绝对的利益”。

二是敌人的精神力量的损失大于我方。战争除物质方面损失外，还必须考虑秩序、勇气、信心、内部联系和计划等精神力量方面的损失情况，特别是在双方物质力量损失相等的情况下，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就是精神的力量。

三是敌人放弃自己的意图，公开承认以上两点。在克劳塞维茨看来，在战斗过程中，无论是衡量物质力量的损失，还是衡量精神力量的损失，总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他认为，“在许多情况下，只有一方放弃战斗可以作为另一方获得胜利的唯一确凿的证明”。

在这里，克劳塞维茨仍特别看重在战斗中胜利的精神效果对整个战斗结局的影响，如果战斗胜利震撼了敌人的精神，它会使得失败者在精神上瓦解，进而完全丧失抵抗能力。

中国借鉴——民众武装的力量

毛主席不仅对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作过较深人的研究，而且注意批判地汲取其中有用的东西。他结合《战争论》指出战争的目的即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具有盖然性的特性，称之为“盖然性的规律”。毛泽东则通过把握战争的不确实性和确实性、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辩证统一，阐明战争规律的可知性，得出与克劳塞维茨完全不同的结论。

他认为，战争的确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战争指导者不但要善于透过战争的偶然现象去认识必然规律，而且要善于充分估计到战争中各种偶然因素及其作用，利用一切有利的偶然因素，避免或削弱不利因素的影响，以夺取战争胜利。

另外，在战争目的问题上，克劳塞维茨虽然认为，消灭敌人军队和保存自己军队是相互联系的，但又过分强调消灭敌人军队的作用，认为消灭敌人军队永远是最高的目的。毛主席则改造了这种论点，明确指出：“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并进而阐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

写在最后

克劳塞维茨生活的年代，正值欧洲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迅速崛起的拿破仑横扫欧洲，虽然法军所到之处如摧枯拉朽般沉重打击了各国封建势力，但法国对外推行民族压迫和掠夺的政策，必然遭到被占领国家及其人民的强烈反抗，终究以失败而告终。

耶拿会战、1812年俄法战争、1813—1815年普鲁士解放战争，克劳塞维茨都是亲历者。他根据自己的战争经历，对历次战争进行了深入思考，先后研究了历史上130多个战例，批判地阅读了大量军事理论文献，系统地总结了战争经验，创造性地建立了完整的军事理论，从而写出不朽巨著《战争论》。

《战争论》的无穷魅力在于，它既凝聚了此前历代的战争智慧，又呼应了那个时代的军事变迁，而那个时代又是现代世界的发端。这部巨著问世以来，已被译为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广泛流传，被推崇为近代军事理论的主要经典著作，作者本人也被公认为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鼻祖。

时过境迁，随着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现代战争的作战方式与技术手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战争论》所阐发的战略思想与军事原则并没有过时，至今仍有借鉴与指导意义。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是，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做好防备，从《战争论》中汲取智慧。“战争并不可怕，但是战争不应该由我们挑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