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假期｜重庆鱼洞：厂区虽衰落，愿伴清风放风筝

【编者按】

2020年寒假因新冠疫情而延长许久，相比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新闻记者的亲历见闻，被隔离在家的普通人经历的是轻微但持续至今的生活脱节。在这漫长的假期中，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2017级学生及西南大学地理学院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2018级学生记录了一些“脱节生活”的细节和对家乡的思考。城市漫步栏目将选登其中部分篇目。本文作者从家乡的地名说起，将小镇厂区和区级商业、政治中心的变化娓娓道来，并融入了作为一名未来规划人的思考。

“大家好，我来自重庆市巴南区鱼洞。”

“啊，你们那里是有很多鱼洞吗？”

每当我这样自我介绍的时候，都会有人这样问我，以至于我也很好奇，从我家出发步行十分钟的长江边是否有很多“鱼洞”。但事实证明，鱼洞没有“鱼洞”，只有带着小朋友玩沙的父母和斗地主、晒太阳的老人。

窗外的大江厂区。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拍摄并提供

我的父母都在大江厂工作。大江厂是老牌的军工国营企业，于是父母的工作也就成为传统意义上的“铁饭碗”。不成想，它最终在内外部环境的影响下逐渐衰落，一批一批的工人被迫下岗，原本被独享的一个园区被分割得支离破碎。下岗的工人也开始各谋生计，有的做起了小生意，有的继续到他处做着老本行，有人的命运就此改变，有的还是一成不变。可以说，在这个小地方，大部分人的生活都与这个国营企业有关，它的“消声”影响着这个以“大江”命名的区域（称之为区域是因为它既不是镇也不是社区）。

我家有一个比我小1岁表妹和一个比我大3岁的堂哥，我们都在南区学校上学。这所学校只要你不想离开，就可以从幼儿园读到初三毕业。它原本是属于重庆大江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一所九年一贯制子弟校，取名叫“南区子弟校”，随着时代的变迁，更名为了“重庆市巴南区鱼洞南区学校”。当老师说“大家都没有上过子弟校嘛，我们这辈小时候都读的子弟校，在家属院长大的”，只有我在疯狂点头，我也读过子弟校。

小学时候的重庆市巴南区鱼洞南区学校。

现在的重庆市巴南区鱼洞南区学校。

小时候和哥哥在江边放风筝。

我的高中校门。

高中三年，每年我们都会举办初中同学聚会，一般有四分之三的同学会来；但高中同学的聚会我却不敢想，因为大家都来自更远的地方。现在，每次从西南大学坐上两个小时的轨道交通回到鱼洞这个小地方的时候，我又有另一番感受，它没有变，但又像哪里变了。

上大学前，我的主要娱乐范围就是鱼洞南区-大江-铜锣湾。小时候，过年期间大江会挂很多彩灯、灯笼和生肖灯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灯饰统统取消，大街上再无热闹喜庆的氛围，过年时的街道反而多了几分寡淡。

小时候，平安夜的铜锣湾会有众多人群聚集，拉彩带的、喷雪花的、放飞气球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概是因为禁止过洋节，圣诞节的铜锣湾再无人聚集。铜锣湾也让人觉得越来越小，越来越不起眼，直到在铜锣湾边上建起了一个商场。在那之后三五年，这里又成为了鱼洞的中心，是人们娱乐消遣的地方。因为去了新的商场太多次，我有点想不起它曾经的样子。

铜锣湾广场。

龙洲湾近年来的发展的确令人刮目相看。随着万达广场的兴建，周边的汉海海洋公园、水上乐园等设施也跟着发展，不仅吸引了巴南区本地的市民，还引来了重庆市各地的市民前来游玩。龙洲湾连接着重庆市的城中区（南岸区、渝中区、江北区等），便利的交通为它的发展提供了帮助。

龙洲湾不仅取代了鱼洞铜锣湾商业中心的位置，政治中心也同样迁移了。老区委和区政府坐落于鱼洞，现在都搬到了龙洲湾。一时龙洲湾成为了巴南区的中心，鱼洞曾经的辉煌不再，只是一个还有些许人气的地方。我曾跟一个朋友提起，家附近的火锅店啤酒不要钱，或只收一块钱，住在九龙坡区的他满脸惊讶地看着我，“现在这个社会，哪里还会有这种？”是呀，这里大家的消费水平都不算高，又抛不开重庆人爱吃、乐吃的天性，孕育出来的经营模式就是这样令人称奇。

新民街口。

来谈谈疫情当下的鱼洞。大年三十，我们一家老小都回到了隔壁区江津老家过年，虽然也有新冠疫情的消息传出，但不成想会掀起轩然大波。正月初二，听到多地封城的消息，我们连夜从老家赶回鱼洞。没多久，小区就开始了封闭管理，每家每户每三天只能有一人外出采购。

作为家里唯一的男性劳动力，老爸成了唯一一个有机会外出的人。听老爸回家报告，最早的时候街上还有些许不戴口罩的人，但这类人群也渐渐减少；农贸市场慢慢开始凭票进场；摊贩也有意回避现金交易；药房采取排队购药和信息登记……种种的措施看来，重庆管控得相当严格，因此才有了近三十天“无新增病例”的成果。原本应当作为党员上“前线”的我，也因为疫情之初就惹上感冒发烧，把家人吓得不轻，不让出门。

闭关一个月左右，大家的心开始“躁动”了，午后楼下聚集了更多的老人、小孩，他们谈论，他们玩耍，小区的保安多次制止，但效果也像猫和老鼠一样，你走我来，你来我走。直到最近，重庆正式解除小区管制，所有人都可以外出。这时上街，我们看到更多的人自觉地戴了口罩，自觉配合公交车站的体温监测，进入公共场所自觉登记。

这场瘟疫带给我的除了悲伤，更多的是思考。人们是否会从现在开始更加注重饮食，是否增强了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是否养成了饭前洗手的习惯，是否愿意使用公筷……同时，这场瘟疫也让我们小时候笔下的未来得到了些许实践的机会，例如在家办公、线上学习、服务到家等。

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些快速上线的项目，终究有它不适合时代发展的一面。突然被放大的网络学习功能，让我们既欣喜于可以边吃早饭边上课，又无奈于缺少与老师的直观沟通，这样的学习方式不仅令学生头疼，更是逼疯家长。值得思考的是，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究竟是网络教育融入教室，还是网络教育走进家庭？我想，实体校园存在的必要性又再一次得到了印证。

老妈在看新闻的时候提到一个问题：“武汉拿出了那么大两块地来建火神山、雷神山，从哪里找到的地？”这大概也是我们在城市规划中要去努力“维护社会公平、保障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的方面，我们不能一味地在土地上填满各种各样的功能，还需要给它留出自由发展的空间，留下可以进退的战略预留区。老爸回答说：“如果疫情在重庆暴发，重庆也可以马上拿出一块地建医院。”是的，给自己的城市留条后路也是我们规划人要做的。

我在鱼洞这座小镇生活了17年，未来还会在这里生活。它承载了我童年和青春的美好记忆，我也见证了她的变迁。无论沧海变桑田，还是繁荣成衰落，她还是那座小镇，让我想要伴着清风放风筝的小镇，让我想一直探究是否存在“鱼洞”的故乡。

（作者王雅洁系西南大学地理学院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2018级学生。指导教师：相欣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