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万禁军不敌10万蕃兵，宋夏陕西三大战役，为何一败涂地？

公元1038年（宋仁宗景祐五年)，原隶属于北宋统治集团的夏州政权的党项族在李元昊的带领下叛宋另立门户，建立"西夏国"，择日登基称帝。元昊自立之后，为了和昔日的大佬"北宋"平起平坐，随即写下奏疏，遣使者前往内地觐见北宋皇帝，希望北宋统治集团能坦然面对这个即成现实，认同西夏国的合法地位和与北宋拥有平等的权益。面对昔日小弟的背叛，又登门挑衅，此举等于是重重地打了北宋统治集团上层一记响亮的耳光。

随即：帝怒，欲遣兵讨之。史曰：

"诏削赵元昊官爵，除属籍，揭榜于边，募人禽元昊，若斩首献者，即以为定难节度使。" 《续资治通鉴》

至此，一场跨越数年之久的陕西之战，由此为触碰点引燃了宋夏战争的导火索。北宋与西夏之间相继爆发了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等三次规模较大的战争，但这场为了侵略和为了抵御侵略而爆发的战争最后都是以北宋军事全面失利而告终。

李元昊为了侵略北宋统治集团，历经多年的精心筹备，一直在不断地探寻着踏入北宋关中要地的切入点。所以，自公元1034年开始一直到公元1039间，持续不断地派出小股军事力量屡屡在宋夏毗邻的边境线上实行高频率的试探性侵扰。

面对西夏的这种不大不小的军事行动，北宋曾有不少的大臣深为担忧。而北宋明相、时任枢密副使、太子中允、《富郑公集》著作者，也是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郑国公富弼"曾言道：

"变起仓促，事无准绳，众皆谓之忽然，臣则知其有素"。《宋名臣奏议》

奏疏原文如下：

"自与通好，略无猜情，门市不讥，商贩如织，纵其来往，盖示怀柔。然而迹稔则容奸，事久则生变，故我道路之出入，山川之险夷，邦政之藏否，国用之虛实，莫不周知而实察。又比来放出宫女，任其所知，元昊重币市之，绪诸左右。不惟朝廷之事为其备祥，至于宫蔡之私亦所窥测。西鄙地多带山，马能走险，翰海弥远，水泉不生，王旅欲征，军需不给。穷讨则遁匿，退保则袭追，以追扰为困人之谋，以迟久为匿财之计。元昊恃此艰险，得以猖狂。复知先朝加兵于我，而终弃灵、夏，况我强盛百倍往时，今若称兵，必能得志。顷年灵州屯戍军校郑美奔戎，德明用之持兵，朝廷终失灵、武。元昊早蓄艰险，务收豪杰。故我举子不第贫贱无归，如此数人，自投于彼，元昊或授以将帅,或任之公卿。推诚不疑，倚为谋主。彼数子者，既不得志于我，遂奔异域，观其决策背叛，发愤包藏，肯教元昊为顺乎，其效郑美必矣。西北相结，乱华为虞，自古间之，于今见矣。顷者，元昊援契丹为亲，私自相通，共谋寇难，缓则指为声势，急则假其师旅，至有犄角为奇，首尾相应。彼若多作牵制，我则困于分张，盖先已结大敌之援,方敢立中原之故。《续资治通鉴长编》

在《历代名臣奏议》之《宋史.田况传》中记载道：

"自昊贼弄兵侵噬西蕃开拓封境，僭叛之迹，固非朝夕，始于汉界，缘边山险之地三百余处，修筑堡寨，欲以收集老弱，并驱壮健，为之入寇之谋。

而宋朝十大名将之一的，宋仁宗麾下名将武威郡公曹玮在早年间就曾说道："元昊必反，请为边备。"《续通志》

镇戎军屯田员外郎张亢，曾奏议："赵德明死，其子元昊喜诛杀，势必难制，宜亟防边。"《续资治通鉴》

说什么来什么。就如同北宋朝廷诸臣所担心的那样。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在通过一番充分的筹办之后，针对宋朝策划了一连串的大规模武装进犯。

如：宋夏战争第一战、公元1040年发生在今天的陕西志丹县南部地区的"三川口之战"。

如：宋夏战争第二战、公元1041年发生在今天的宁夏隆德县西北地区的"好水川之战"。

如：宋夏战争第三战、公元1042年发生在今天的宁夏固原县西北地区的"定川寨之战"。

宋夏之间的这三场战役均已北宋统治集团大败亏输，三战三败，赔了夫人又折兵而收场。尤其发生在三川口的战役中，北宋镇守于边镇要寨的整支军队全军覆没。而好水川一战中，北宋的军队折损万余，十几位统兵之将以身殉国。

最后，宋夏第三战"定川寨之战"是在 公元1042年(宋朝仁宗庆历二年)，在北宋叛徒，元昊谋臣张元的怂恿下爆发。当时，北宋统治集团的百万禁卫军中骁勇善战的绝大部分兵力都囤积于宋夏针锋相对的边境线上。

此时，北宋政权中原地区之关中要地的武装防御力量就显得异常虚弱。张元为元昊献"声东击西"之计，其意为抽调西夏一部分军事力量羁绊北宋边陲地区的驻军，让北宋边疆驻军自顾不暇，使北宋上层的忽略关中地区，继而出一支精锐之旅出其不意地直捣黄龙，长驱直入地进攻关中平原。如果顺利的话则可以一举攻克长安(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

李元昊采用了汉人谋士张元的计策，抽调了一支10万人的西夏劲旅，分兵两路浩浩荡荡地向北宋出发。其中一路西夏精锐之旅自宁夏隆德发起攻击，另一路西夏劲旅自宁夏固原东南启程向宋秦凤路治所纵马杀去。

时任泾原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渭州的"王沿"获报后，急调遣泾原路招讨、经略、安抚副使葛怀敏等大将统兵增援。北宋援军在定川寨(宁夏固原西北地区)误入西夏精锐的伏击圈，北宋驰援大军遭到重创，以葛怀敏为首的诸将战死沙场，近万援军捐躯疆场。

西夏另一支劲旅在甘肃镇原遭遇到了北宋驻军的伏击而被全部歼灭，无一生还。李元昊奇袭关中之梦由此瓦解冰消。

宋夏之战，北宋军事失利原因，我认为主要集中在以下诸个方面:

第一方面，将帅无能累死三军。我们通过试析领导这三次战役的地方军事统帅来看，范雍、夏竦、韩琦等人都有一个雷同的弊端，那就是文官带兵。

人尽皆知，自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宋朝之后，就奉行"重文抑武"的国策，间接颠覆了战乱纷争时期以武为主的用人纲领。史曰：

"儒臣委西路，不能身当行阵，为士卒先，至于选择大将，乃其职也"。《续资治通鉴长编》

可以说，特别是范雍、夏竦二人简直就是"尸位素餐"志大才疏。

范雍在延州，屡贪小利，贼遂激怒其众，执以为辞。《续资治通鉴长编》

我们暂且不论范雍因为贪图小利而制造边境事端的出发点是为了什么，单就这个问题而言，元昊则是有理有据，从而占据了话语权，也为西夏兴兵侵扰北宋有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借口。所以说，范雍就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庸才。

那么，作为三川口之战的最高统帅范雍对宋军战场失利又要负有哪些责任呢？

其责之一、时任延州知州、环庆安抚使的范雍作为一方统帅，却是一个胆小如鼠、只知道自保的一个"不舞之鹤"之辈。因此负有病态固执、领导不力，一意孤行、指挥不当之责。

其责之二、由于范雍的军事部署毫无章法可言，又加上其错误的战术，间接地导致了一连串的军事失误，也直接加快了北宋边境驻军的惨败。因此负有决策不明、行为导向杂乱和执行不力之责。

其责之三、由于范雍的误判，让元昊的诈降诸蕃族顺利的进入了金明寨。当时，李士彬建议其将这些西夏投降部落族民悉数迁至南疆，而范雍独断专行致使这些人留在了边境各寨，留下了一颗颗定时炸弹，为李元昊顺利攻克金明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负有遇事不查、独裁专断、督查不力之责。

其责之四、范雍在调遣刘平、石元孙等将驰援延州的决策上发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援军奔袭土门，却在范雍的错误指挥下，舍近求远奔赴至保安，结果导致这支部队钻进了西夏军的口袋，让元昊玩了一场请君入瓮的游戏。因此负有情况不明、决策失误，主观臆断、朝令夕改之责。

说完范雍，我们反观夏竦。乃是一个平庸懦弱之辈，更还是一位贪慕美色和及时享乐主义者。

"竦在陕西畏懦苟且，不肯尽力，每论边事，但列众人之言，至遗敕临督，始陈十策。尝去巡边，置侍婢中军帐下，几致军变。"《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真可谓"手下将士在战场上与夏军打得是惨无天日，生死未知，而夏竦躲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优哉游哉，逍遥自在地纵情女色。

作为一方统帅，时任泾原、秦风路安抚使的夏竦来说，面对诸战如此惨烈的战事，竟然为了自保而不施援助之力，由此可见其是一位胆小懦弱之辈。还有纵观以往来看，夏辣更是一个无勇无谋、缺乏主见和魄力之人。

我们还可以从前沿阵地上，看那些"摧锋陷阵"的将领，诸将虽是"金刀铁马、久经沙场"，但同样也是一些战功平庸，没有啥大能力的"志大才疏"之辈。

例如：参加三川口之战的宋将刘平则是个英雄主义者，虽"胆大心雄"却心无谋略。古往今来，任何一场战争拼的是智谋而不是看谁的胆子大。

"元昊寇延安，刘平、石元孙败没，钤辖黄德和遁还，延州不纳，又走鄜州。"《宋史》

而指挥好水川一战的宋将任福"论其将帅之智，与士卒相雷同"。究其失败的原因，无非有二。一是任福过于自大，注重现实利益，中了元昊诱敌之计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明。

二是违背大将韩琦既定的军事战术部署，擅自变更作战计划，从而直接导致了好水川之战的失败。再多说一点，作为任福的直接领导韩琦在战略上也犯了兵家大忌"轻敌"的绝对性错误。

"方元昊倾国入寇，而福所统皆非素抚循之师，临敌受命，法制不立，既又分出趋利，故至甚败。"《续通志》

我们反过来再看指挥宋军激战定川寨的大将葛怀敏，则更是一位"软弱无能，奸伪狡猾"之辈。葛怀敏战败的原因，似乎是一目了然。一是，源自其战场指挥失误所致；二是，源自于各路驰援之军未能及时伸出援手所致；三是，其不听部将的良言，也是导致战败的元素之一。

"泾原副都部署葛怀敏与元昊战，没于定川寨，曹英、李知和、赵、王保、王文、刘贺、李岳、张贵、赵璘、许思纯、李良臣、杨遵、姚奭、董谦、唐斌、霍达皆遇害，余军九千四百余人、马六百余匹悉陷于贼。"《宋史全文资治通鉴》

纵观北宋三次军事失利，武将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在宋朝"重文抑武"的影响下，各别武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自保思想在作怪；二是由于参与宋夏之战的北宋军事指挥者大多属于是"空洞浅薄"之徒，因而爆发战争时失败也就是一种必然之事。

"朝廷用空疏阘茸者为偏裨，以游惰怯懦者备行伍，故大举即大败，小战辄小奔。"《宋史列传》

第二方面，兵无常帅，帅无常师。除了这种将兵分离，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因素之外。北宋军队日常严重缺乏操练，搏杀技能逐渐生疏。以未经"训练服习"之众，对训练有素、斗志旺盛的西夏精兵，其屡战屡败，是不言而喻的。

"每御敌，皆临时分领兵马，而不经训练服习，将未知士之勇怯，士未知将之威惠，以是数至败衄。"《续资治通鉴长编》

众所周知，宋朝自建国之初就实行"更戍法"。因而宋朝禁军的驻守地点，每隔几年更换一次，而将领却不随之更动，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将领与兵士相结合、军队与地方势力相结合这也是直接导致宋军失败的主要因素之一。

"以屡易之将，驭不练之士，故战必致败。" 《宋史纪事本末》

第三方面，战略战术错误，互不驰援。北宋陕西地区防御西夏的边境线延长上，以东始于麟府，向西纵深至秦陇之境，边防总长约2000余里，划分为五路统辖，共有防御州军20余支武装力量，边防堡寨200余处，这些关卡要塞每一处都需要有驻军驻扎防御。

所以说，北宋防备西夏入侵的战备防线过长，而需要据守的镇寨据点繁多，因而兵力过于分散，防御势力就会被削弱，而处于被动挨揍的局面。

同时，由于部分将领在战略上，防御思想较为消极、所以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因素，而在战术上又经常犯轻敌冒进之举。

正如史籍所言：

"兵谋战法，素不知晓"。《续资治通鉴长编》

而韩琦、范仲淹在宋夏战争之后，阐述宋军战场失利时言道：

"陕西四路，自来只为城寨太多，分却兵势，每路正兵不下七八万人，及守城寨之外，不过三万人。今泾原、秦凤两路，若更分兵守水洛一带城寨，则兵势单弱。兼元昊每来入寇，不下十余万人，若分三四千人於山外静边、章山堡以来出没，则两路援兵自然阻绝。其城寨内兵力单弱，必不敢出城，不过自守而已。如此，枉费功力，临事一无所济。况自来诸路援兵，极多不过五六千人至一万人，作节次前来，只是张得虚声。若先为贼厄其来路，必应援不及。"《续资治通鉴长编》

这段史籍，首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明了北宋援军行动迟缓，也是其军事失败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通过这段史籍所论述之言发现，其可谓是分析精准，一下子就捉住了问题的关键之要害。在元昊侵兵来犯，生死攸关之时，诸路守将却是一再延误战机，相互之间增援不利，救援行动迟缓，也是导致北宋站场失败的一个重要元素。

因而，直接导致了宋夏战争中北宋军事的挫败，这种局面让我们在侧面看到了宋朝统治集团军政制度的朽败。

"昨延州之败，盖由诸将自守，不相应援"。《阅史郄视》

第四方面，军事情报刺探不利。在宋夏战争中，北宋的军事侦察非常不得力，所获得的西夏军事谍报少之又少且又不确切。因而，宋将对西夏的军事部署情况是"茫然不解"，换句话说就是知道的少之又少。

北宋决策层在没有了情报支持的情况下，宋朝各路大军等于是"厝火积薪"，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因此这种盲目作战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还有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场战役中，宋军将领之所以"好大喜功、急躁冒进"，核心问题还是在于个人意识上的不足和宋朝军事制度上的缺陷所引发的。但主要因素还是和带兵之将对西夏大军战略部署的情况一无所知而引发了屡次失利。

如果我们再从宋夏陕西战争每一次的战役得失利弊去分析北宋军事失利的原因，或许就不难发现北宋军事失利的具体原因。

例如：定川寨之战，我们从宋朝军事部署来看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失误。北宋状元、陜西体量安抚使、泾原路安抚使王尧臣曾言道：

"定川之败，其失有四：不住瓦亭，奔五谷口，一失也。离开远堡北，不入镇戎军，由西南直移养马域，二失也。自养马城越长城壕赴定川，三失也。定川见贼不能尽死，四失也。"《续资治通鉴长编》

这段史籍则说明，北宋定川军事之所以屡次失误，显然是与北宋带兵之将葛怀敏的"好大喜功，贸然冒进"有着直接的关联，但其更为直接的问题是由于葛怀敏不知兵事所酿造的。

第五，法令不明，赏罚不信。这是将领不肯立功用命、导致战斗力削弱的一个重要因素。北宋文学家、时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在其所著的《文忠集》中是这样阐述的：

"昨关西用兵，四五年矣，赏罚之际，是非莫分。大将以无功罢者依旧居官，军中见无功者不妨得好官，则诸将谁肯立功矣。裨将畏懦逗留者皆当斩罪，或暂贬而寻迁，或不贬而依旧，军中见有罪者不诛，则诸将谁肯用命矣。所谓赏不足劝，罚无所惧，赏罚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赏罚之弊也。"《欧阳文忠集》

综上所述：宋夏战争爆发初期阶段，北宋统治政权对元昊尤为漠视所致。后因，在宋夏战争中针对战场所筹划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决策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最后导致战场全面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