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半生居江南，另半生入北朝，42岁成了他人生和创作的转捩点

庾信出身于南朝的文学世家，他的创作之所以能在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除了自身具有非凡的天赋和深厚的累积外，还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文学环境紧密相连。

他年少才高，很早就以绮艳的宫体诗闻名于梁朝宫廷，但他个人在文学创作上的真正成熟，应是在北迁后。此时，他的作品才更接近于“完成品”。

他半生居江南，另半生入北朝。他出使东魏时，因梁亡而被迫羁旅北朝，成为粉饰政教的工具，从此有去无归，被迫流落异乡。

亡国之痛、羁旅之苦，再加上子女夭折之悲，使得庾信后期的作品，风格为之一新。他的文风不再绮艳，而转变为迥然不同的苍劲、高古、悲壮、雄逸。

庾信青少年阶段，刚好是萧梁国力全盛之时，天下承平，文风盛行。

他出身贵族，生长在书香门第、文化气氛浓厚、生活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庾肩吾是当时太子萧纲的老师，因此，他能够享受到宫廷中的特权——教育、社交和政治方面的特殊待遇。

优质的教育，再加上本身天资聪颖又能博览群书，为他日后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琅琊榜》中的“梁帝”以梁武帝为原型

《北史》说庾信“尤善《春秋左氏传》”，从他的文学作品中，可以发现他运用各类典故纯熟自如，便可知此说并非虚语。

这样的文学家庭，给予他很深厚的文学根底和学识修养，在少年时代，他就已经开创了自己的文学道路。

梁武帝大通元年，庾信十五岁，被选为昭明太子的东宫讲读。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萧纲继位为皇太子，他又与父亲肩吾、徐摛父子一起选为文德省学士。

他真正的文学之路，应该是从这一年开始的。因为像《奉和泛江》、《奉和山池》这类与萧纲唱和的诗，都是其诗早期的代表。

当时在梁朝宫廷，他与徐陵并为东宫抄撰学士，生活在宫廷文学与帝王恩宠的中心，恩礼莫与之比。两人文名早着，每有一文，众人无不竞相传诵，而两人当时所写许多淫靡绮丽的宫体诗赋，世称之为“徐庾体”。

庾信在南朝，仕途一帆风顺，官职累迁，由学士而尚书度支郎中，而通直常侍、正员郎等官。

庾信雕像

他因为“容止可观，文学优赡”而担负使命，在三十二岁那年出使东魏，果然不负所望，顺利归来仍为东宫学士，此时的皇太子萧纲就是后来的简文帝。

萧衍、萧统、萧纲和萧绎父子四人，乃一代风雅之君，而当时歌舞升平、政局安定，所谓“五十年中，江表无事”，可以说，东宫时期是庾信一生之中最平顺、得意的阶段。

“侯景之乱”前，庾信的仕途生活是平静而得意的。但这无忧无虑的纵乐生活持续不了多久，在他结束东魏之行返回萧梁后仅三年，他就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国家陷入灭亡之灾。

梁武帝太清二年，侯景乱起。一个叛离东魏投奔萧梁的将军，直接导致梁朝的覆亡，也改变了庾信的命运。

东魏司徒侯景欲率河南十三州降梁，梁武帝不听反对意见，并封侯景为大将军、河南王。隔年，侯景便起兵造反。梁武帝笃信佛教，三次舍身礼佛同泰寺，武备不修，所用非人，武帝诸子侄各怀野心，坐观时变，侯景很快兵临梁朝的都城建邺。

当时庾信任建康令，奉命率兵防守朱雀航，结果梁都失守，他临阵脱逃，未战先奔，这也是他一直被后世所挞伐的地方。

《琅琊榜》中的“梁帝”以梁武帝为原型

“侯景之乱”，对萧梁王朝、庾信一家、乃至庾信个人来说，都是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转折。

庾信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死于兵祸，建康陷落，他九死一生，西奔江陵。

萧纲之弟萧绎在江陵建立了一个与侯景对抗的朝廷，庾信一路上颠沛流离，备尝旅途风霜，又目睹沿途地方残破，心中感慨万千。他在《哀江南赋》中对这段经历有相当传神的叙述：

庾信逃往江陵之后，梁元帝承制，他重新入朝辅佐梁元帝，并与其父庾肩吾相逢。原本是战乱重逢的喜悦，却因庾肩吾不久即逝世，而使庾信顿失父怙。

这一连串的挫折，使庾信尝到世态炎凉的滋味；而遭父丧，更为庾信提示了人世的无常。

庾信至此才逐渐面对人生艰苦的一面，而这些遭遇，恐怕不是在东宫时期所能预料和想像的。

江陵时期的庾信，虽然对生命有了新的体会，但在仕途上的发展，仍与东宫时期相差无多。

昔日在金陵时，宾客盈门；失势后，宾客尽去，门可罗雀；在江陵就任新职后，宾客复至，逢迎巴结唯恐不及。

梁元帝萧绎画像

当时梁元帝为了巩固江陵小朝廷的统治地位，亟欲改善与西魏的关系，由此想到庾信曾出使东魏，颇有外交才能与经验，遂派他出使西魏。

东宫时期的庾信，出任使臣，不但为梁室赢得外交上的胜利，也为自己博得更高的声誉。然而，谁也没料到，江陵时期的庾信，担负出使西魏的任务，却无法顺利完成。

西魏之行，非但没有对南北国谊有所贡献，反而将自己的命运推向最坎坷、最不堪的处境。

庾信奉命出使西魏，在此期间，形势的发展急转直下。

梁元帝承盛三年，宇文泰以梁请据旧图以定疆界，又连结于齐，言辞悖慢无礼为衅端，遣宇文护、于谨等人南侵。不久，西魏军攻破江陵，梁王朝又一次陷入皇室内部无休止的谋杀和背叛中，梁元帝被杀，群臣或死或被俘，百姓被掳者不计其数。最后，西魏另立新主于江陵，梁朝覆亡。

在出使期间江陵既破，庾信遂无法南归，他以梁朝使节的身份，被强留在长安。

庾信羁留北朝，虽是万不得已，但至少得以幸免身为俘虏的屈辱。假若魏兵陷城之日，庾信身在江陵，以当时负有盛名的一般文士之遭遇而论，他恐不免长安一行。

当时被俘至长安的盛名文士人数不少。因为庾信本是江南名士，西魏实际当权者宇文泰对他早有耳闻，因此不仅把从江陵俘虏来的家属、部下送还给他，还让他作持节抚军将军、右金紫光禄大夫、大都督这样的高官。

宇文泰剧照

然而，这种楚囚相对的情景，徒使庾信更觉悲痛。

庾信流落北国之初，人地两生，在政治上、经济上处境皆相当困难，归无常处，如木梗之随波逐流，背井离乡、望南兴叹，加上钱粮两空，生活无着，他不但有眷恋故国之悲，低首异国之耻，而且水土不服，一时适应不了严寒的天气，度日如年，生活维艰。

因为他目睹了现实的动乱，所以视野开阔了；因为他长期被留在北方作官，丧失气节的行为使他深深感到内疚，所以对故国和乡土的怀念，使他的感情变得深沉起来，从而使得他后期作品，在思想艺术上达到了新的境界。

庾信作品的内容和前期迥然不同，一反往日那种欣然自适的情调，而变为抒写愁苦悲痛的情怀。

此时，他虽也写过一些华丽空虚的应酬之作，但多数作品有比较充实的内容，而抒写“乡关之思”，则成了其中的最重要主题。其风格也由华丽、轻靡，一变而为沉郁、悲凉。他的代表作《小园赋》、《枯树赋》等，都作于这一时期。

北朝君臣一向倾慕南方文学，庾信又久负盛名，因而他既是被强迫，又是被器重地留在了北方。而后北周伐魏，他遂被羁留长安。

陈武帝陈霸先

不久，梁敬帝禅让给陈武帝，陈有天下后，与北周通好，曾交涉将南北流落之士归还故国。然而，庾信却不得回南方。

当时南返的人，基本上都是陈氏宗室、陈氏故交与幕僚，以及有亲人在陈朝为官者。这些人之中，有人以地为赂，有人以子为质，但北朝方面遣返与否，主要是从政治角度去考量的。

庾信既无力以地贿赂，又与陈非亲非故，陈氏所建立的政府对庾信而言是陌生的；

而北周爱庾信文才，留之以为粉饰政教的工具。

故庾信一方面身羁北朝，被尊为文坛宗师，受皇帝礼遇，与诸王结布衣之交；另一方面又深切思念故国乡土，为自己身仕异国而羞愧，因不得自由而怨愤。

他南归的愿望，遂散入消逝的时光中，成为永不能挽回的往事前尘。如此至老，死于隋文帝开皇元年，卒年六十九。

庾信流落关中，怀才难展，而江南故国又面目全非，江陵已无归路，建康已异其主，家书无地可寄，因此可以说，庾信的乡国之思，在很大的层面上是与梁朝兴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正是他后半生朝夕忧虑、郁郁寡欢的重要原因所在。

庾信一生历梁、魏、周、隋四朝。江陵覆灭时，庾信四十二岁，此时是他人生和文学创作的转捩点；四十二岁以后，他做了北朝的官，先仕西魏，后又仕北周，在北朝历任二朝五帝，度过了二十八个年头。

庾信半生居江南，另半生入北朝。前期居承平之时，他的生活视野比较狭窄；后期为亡国羁旅，流落北国，处境相当困窘。

他经历了客居异朝、不许南归的痛苦，也失去了原来君臣情趣相投的生活环境，而且家产荡尽，亲人死于战乱，生活发生重大变化。

正是这些，造就了他迥然不同于早期以绮艳为主的另一种文风。此时的创作得以全面展现他的才气，既能以绮艳之笔抒欢愉之情，又能以苍凉之笔诉悲痛之苦，更能融柔婉宏壮之风，成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