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中央重拳出击，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集团。
“四人帮”在被审查期间，被羁押于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的几个不同的地点。为了保证安全，在此期间，8341部队按照战备要求，采取了地上和地下相结合的多种措施，确保审查工作顺利进行。
8341部队的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亲自坐镇一线，轮流在总值班室值班，“四人帮”的每处隔离点都有四名战士执勤，并特制了特殊的出入证，无证者一律不得通行。部队对参与看押的战士进行了集中学习，加强思想教育，强化管理措施。羁押点内每天定时消毒、通风，保证空气清新，温度和湿度适中，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给予“四人帮”最大的人道主义待遇。
江青的隔离室中，有一张舒适的大床，一张书桌和一张扶手单人沙发。由于江青对卫生很讲究，因此她的隔离室有单独的卫生间，里面有坐式抽水马桶、脸盆，甚至还有一个大浴缸。房间的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可以说条件非常优越。
江青被隔离后，情绪波动很厉害，经常焦灼不安，动不动就发火扔东西，总是嫌伙食不好，菜太咸或者太老，而且每次吃完后拒绝洗碗，还多次说房间里面有风，很冷。她在隔离期间仍以“首长”自居，经常对看管的战士和照顾她的护士发脾气，在他们面前总是说诸如“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对我这样，一定会有报应”之类的反动言论，拒不认罪，甚至多次写信给中央，要求放自己出来。
其实“四人帮”在隔离期间的伙食待遇并不差，他们吃的是小灶，生活费保持在师级干部的标准，早餐有牛奶、鸡蛋、稀饭和馒头，午餐和晚餐都是荤菜和素菜搭配，要吃稀的还有面条、馄饨可以调节。
“四人帮”中最抗拒的是张春桥。他并不像江青那样大吵大闹，而是对自己的罪行全部否认，在组织找他谈话时经常一言不发。其实张春桥的心理压力很大，他在隔离点吃得很少，以至于战士有时会认为他是在绝食。在隔离期间，张春桥做的最多的事就是看书，主要是看《毛泽东选集》，看得很仔细，不时用笔在上面标一些记号。
四人中最“没心没肺”的是姚文元。他在隔离时的胃口一直很好，特别能吃。他每天晚上吃完定量后，都要加饭，很多还把加的饭留到晚上吃一顿宵夜。姚文元不但能吃，也能睡，能聊，他特别期望有人和他说话，经常借故找看管他的战士聊天。虽然战士们有纪律，不搭理他，姚文元就一个人说。
时侯
“四人帮”在羁押期间的表现，每天都会被8341部队以简报的方式上报中央。随着审查的深入，“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被查实，中央决定结束审查，将他们押解秦城监狱，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1977年4月7日，时任中央警卫局长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约与公安部长赵苍璧、副部长于桑、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吴德、司令员吴忠和8341部队政委武健华，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研究了移交工作的步骤和方案。
秦城监狱位于昌平区小汤山附近，前身是曾关押国民党战犯的功德林监狱，位于德胜门外功德林庙街1号，专门关押重要犯人。它距中南海75公里，沿路两侧大部是开阔地，如何确保押送过程中的安全，是中央最为关心的问题。
为了保密，押解工作仍交由8341部队负责。每位押送小组的成员都被集中统一指挥。指挥部为他们配备了手枪和冲锋枪及手榴弹，为押送小组还配备了红旗防弹保险车，让他们对“四人帮”分批逐个押送。
1977年4月9日零点，王洪文被押上防弹车，成为“四人帮”中第一个踏上秦城监狱之路的人。王洪文坐在防弹车后排当中座位，两边各有一名押送队员，这辆红旗防弹车的前后，各有一辆警备车护卫。车辆由中南海东门而出，经沙河镇直奔秦城，一路安然无恙。到达秦城后，押送人员为王洪文办理好相关手续，王洪文被带进牢房，换上犯人穿的衣服，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罪犯。之后的二十四小时内，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也分别被押解至秦城监狱，开始了他们的铁窗生涯。
1977年4月12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京的全体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接见了执行粉碎“四人帮”任务的全体同志，并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宴请了这些有功之臣，庆贺粉碎“四人希”斗争的重大胜利。华主席和叶帅勉励大家说：“你们为党做了一件大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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