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曾经真的认真考虑过，与希特勒和谈？

在1940年5月，温斯顿·丘吉尔的行动、言谈、以及最后所做的决策，改变了英国与欧洲的命运，也改变了他自己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但是， 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激烈争论、怀疑、内心挣扎、恐惧、绝望以及摇摆之后，他是如何做出这个正确的决定的呢？

他如何在那之后很快就找到完美的语言来对全国国民解释他的思考、信念与感受？

首先提一下一般认可的说法。这种看法基本上认为，当丘吉尔明确表明，如果对方能提和谈的条件他将会“十分感激”，或者当他同意“考虑”和谈条件时，他只是说说而已。他只是为了换取时间，是在玩一个精心策划的游戏，并不是认真要和谈，他从未犹豫或动摇。如果他让战时内阁感觉起来是认真的——如主流的看法所认为的那样——那只是为了要哄骗哈利法克斯，只是为了争取他的支持，以免他在此时辞职可能拖垮内阁政府。他必须非常逼真地施展这个手法，才能让精明狡诈如哈利法克斯与张伯伦者感到信服。

但是这种解读有不少弱点。

第一是没有证据，全都是学者的猜测。如克利斯多夫．希钦斯所指出，无需证据就能提出的主张，也可以不用证据就能予以排除。

丘吉尔从未揭露过他在玩一个宏大的欺骗游戏。不只事件当时不曾，就连战后当他有很多时间提这件事、甚至可以获得重大名声的时候，他也没这样说过。如果以为丘吉尔是出于谦虚，所以才把犀利骗过对手哈利法克斯这件如此关键的事件隐藏起来，以免载入史册，那么这太挑战我们对他人格的理解了，因为不论从什么角度来看，他的人格在自恋量表上得分都很高。揭露这个故事不但不会损害他神话一般的形象，反而还有所增益。而且，如果有人怀疑他是因为无意经营自己的历史遗产，那么请记住他曾说过一句俏皮话：“各方都将觉得，把过去的事情交给历史是比较好的，特别因为我打算要写那部历史。”

第二个说明缓兵之计设想不成立的理由是：这种看法没能恰当考虑到，丘吉尔在这段危机的高峰里，不论在个人、政治与军事方面，都承受到庞大的压力：被入侵的威胁是多么急迫（军事顾问相信几天之内就会发生）；英国人民的防卫缺口是多么的大； 英国陆军在法国是多么寡不敌众（如果部队能从敦克尔克全数救回的话兵力比例是一比十，救不回来的话就变一比一百）；欧洲在德国的攻击之下崩溃的速度是多么吓人；以及哈利法克斯所提出的论据是多么理性、合乎道德以及明智，而且还受到张伯伦与其他众人的支持。

所有压力中最大的，还是哈利法克斯辞职的威胁；这只能让丘吉尔停下来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的立场。一个像哈利法克斯这样的人，如果不是完全确信自己的主张正确且温斯顿的看法错误，是绝对不会以拖垮新政府为要胁的。对这样一个人所坚信的事，你无法轻易不当一回事。

在这样极端巨大的压力下，而且当可采取的选项又如此有限，哪一个神智清楚的人不会认真考虑和平谈判，而一定要选择几乎确定的全盘毁灭？

任何反对“犹豫”或“动摇”论的人，一定得设定一个几乎是疯狂的丘吉尔，把他当成一个对战场上极其可怕的现实全然无动于衷、对自己在加里波利曾有的悲剧性失误毫无记忆、连自己仅仅数星期前在挪威造成的军事挫败也想不起来的人。事实上温斯顿从未忘记他在加里波利得到的负面教训（虽然他确实试过抹掉这些教训，否认自己感到任何内疚，后来还说他为那些战死者的英勇而感到喜悦）。

但是历史不是一个人完成的。1915年8月的一个下午，当丘吉尔在画一幅风景画时，他放下了他的心防，对诗人兼外交官威尔弗里德·斯科恩布伦特说：“我这双手上的血比颜料还要来得多”。这是他难得一见的心理脆弱的时刻，而且甚至更难得一见的是，他对自己伤痕累累的人性展现了深刻的体认。愧疚感必然产生自我怀疑，而自我怀疑必定在1940年5月最后这几天狠狠袭击了丘吉尔。如果你过去犯下如此可怕的错误，那么在类似的情境下，你不可能再度如此自信。

一名英军在加里波利向战死的袍泽致敬。

正如前面所提到过的，历史学家大卫·卡纳迪尼曾说丘吉尔的性格“同时是单纯、热切、无害的，且完全无法欺骗或暗算”。如果是这样，那么为什么硬要说他一连多日进行了欺骗与算计，尽管不论在此事之前或之后，都没有任何纪录显示他能如此欺骗与懂得算计？

对此一般的反应似乎是，不相信这位伟人也跟常人一样会自我怀疑。然而，困惑并不是罪恶。相反地，我会主张：能产生怀疑，进而能把互相冲突的构想加以综和，最后能做出兼顾各方的决策——这才构成一个真正的领导者与真正的领导能力的根本定义。

因此，这本书提出的是一个更大、更复杂的丘吉尔面貌，而不是把他变得更贫乏。

所以让我们假设，温斯顿在辩论这些关键议题的时候，所说的话实际上是当真的； 他也知道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正被写进会议记录里，不带反讽，也为了让后人查考。

战时内阁在5月末的这些会议记录不免让人怀疑，在一段时间里，当情况显示英国可能要损失其九成士兵时，丘吉尔渐渐地被说服，只要英国的独立地位得以确保，认真跟纳粹德国探讨和平条件是有意义的，不论这件事是多么地让人反感。他知道希特勒的要求将相当可怕：中欧与法国要永远纳入纳粹统治；此外，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丧失的部分殖民地也要还给德国。这是骇人听闻的代价，但是跟英国被纳粹入侵、被占领、纳粹党徽可能高挂在白金汉宫与英国国会上的结果比较起来，和谈显然开始被视为一个更好的选项。

任何人仔细研究丘吉尔在5月末的这些争论中使用的语词，一定会得出一个鲜明的印象：他原先战斗到底的立场逐渐破碎，对于和平谈判的建议则逐渐感到兴趣。我们不要忘记，在那些日子里，他在多次会议上曾正式说过，他会“考虑”一项和平协议、他乐于“讨论”这样的协议、在关键前提被确保的情况下，如果英国能跳出当前困境，他会“十分感激”，即使“代价是要出让部分〔英国〕领土〔马耳他与部分非洲殖民地〕”， 以及（如同他对战时内阁所说的那样）即使和谈意味着允许希特勒“成为中欧的霸主”。事实上（如同他对国防委员会所做的建议），他曾对法国表示，如果对方提出和谈条件， 只要法国不成为德国进攻英国的跳板，那么法国可以“接受”这样的协议。

丘吉尔表示，如果条件符合，他会“欣然接受”和平协议。为了证明他准备“欣然接受”，他批准哈利法克斯与意大利大使巴斯蒂亚尼尼在伦敦进行一次英义秘密会议，前提是消息不能被公开。这个会谈进一步厘清了与希特勒和谈的事实，并以墨索里尼担任协商的中间人。在这次会议之后，丘吉尔又正式准许哈利法克斯起草一份给意大利大使的备忘录，以进一步讨论可以把英国与法国一起纳入的和平协议的条款。

就一个先前从未把和平谈判视为选项的人来说，这些是显著的让步。

在5月27日这一天，他们关于和平协议的主要歧见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何时的问题。丘吉尔认定，他的政府可以在纳粹入侵并被英国击退之后得到最佳条件；哈利法克斯与张伯伦则认为，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机，因为现在英国仍然拥有一支军队。在这令人焦虑与不确定的几个小时里，这场争论即将决定世界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