桀骜尚武 安史之乱前后党项人的内迁与叛附活动

在新旧《唐书》中，对党项均有明确记载。《旧唐书》中记载，党项分八部，

“细封氏、费听氏……拓跋氏，而拓跋氏最专为强族“。而且是“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

各部最初居住在今天的四川西北部，甘肃西南部以及青海东部地区。

游牧生活注定了这是一种不稳定的生存状态，在恶劣的高原自然环境中，党项各个部落间为了生存生活，其内部免不了劫掠、战争、仇杀，而这种弱肉强食、靠武力生存的彪悍作风，也使得党项人长久以来是叛附不定。从唐朝初年开始，党项人是生活在唐帝国和吐蕃、吐谷浑之间，一边是大唐的招抚，另一边先后是吐谷浑和吐蕃的威胁。

唐朝建立之后，其在西部的主要目标最初是吐谷浑，为了削弱、瓦解吐谷浑的力量，唐朝对还是吐谷浑附庸的党项进行了招谕安抚，这时的党项仅仅是唐朝征服吐谷浑的一个环节而已。《资治通鉴唐记》中记载：

“公元六三五年春，正月，党项先内属者皆叛归吐谷浑。三月，庚辰，洮州羌叛入吐谷浑，杀刺史孔长秀。”

此后，唐军频频出击，先是635年“闰四月，癸酉，任城王道宗败吐谷浑于库山”，此举也迫使党项酋长拓跋赤辞不得不归附唐朝，唐朝政府：“以其地为懿、嵯、麟、可三十二州，以松州为都督府，擢赤辞西戎州都督，赐氏李”， 实行羁縻统治。至此，这些党项部落，像棋子一般，散落在唐朝西北边境地区。

龙朔三年（663年），吐蕃人取代了吐谷浑在青海湖地区的地位。但后来唐朝对吐蕃的进攻性战略受到了挫折，也使得党项人的生存空间受到了影响。处在唐蕃夹缝中的党项因无法承受这种压力，以拓拔部为代表的党项部落“请内徙，始诏庆州，置静边等州处之”，其故地逐渐被吐蕃吞并，一些部落沦为吐蕃附属。

项内迁图一

《资治通鉴》中记载，唐朝自武德年间以来，开拓边境，地连西域，设置了大量都督、府、州、县。到开元中期，又设置了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等节度使进行管辖，可以说形势一片大好。但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大量边兵精锐挥兵中原支援平叛后，各藩镇领地被吐蕃趁虚而入，以至于后来“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

内地的变化引发了蝴蝶效应，唐朝边地的党项、回纥、吐谷浑等少数民族本来在和平时期就同中央政府联系不够紧密，随着大量的羁縻诸州因战乱失控，这些少数民族部落离心倾向日趋加重，不愿再接受唐政府的管理，各部开始时叛时附，并恢复了“掠夺”的本性，对邻近的唐朝州县发动了袭击和掳掠。

《旧唐书》中记载，唐肃宗至德时期，一支党项部落“在西北边者……常为吐蕃所诱，密以官告授之，使为侦道，故时或侵叛，寻亦底宁。宝应初，其首领来朝，请助国供灵州军粮，优诏褒美”；另一支党项部落“在泾、陇州界者，上元元年率其众十余万诣凤翔节度使崔光远请降”。

翻开《资治通鉴》，检索可以发现，自安史之乱爆发后，有关党项趁虚入寇的记载是接连不断，仅在唐肃宗上元年间有记载的来犯次数达8次之多，以至于“逼扰京辅，天子旰食”。这些有记载入侵行为，并非是吐蕃人裹挟，而是党项人独立成军，为了防御党项侵犯，唐朝政府还专门设置了针对党项的招讨使负责此事。

乾元元年（758年）“七月，党项羌寇边”，九月“丙子，招讨党项使王仲升斩党项酋长拓跋戎德，传首”。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七月，“吐蕃入大震关……尽取河西、陇右之地”。

十月“吐蕃寇泾州……过邠州……寇奉天、武功……” 。

这次吐蕃入侵打了唐代宗个措手不及，京城大乱，人心慌慌，只好外逃。这次敌兵规模有多大，都由哪些人组成呢？《资治通鉴》中记载“至咸阳，吐蕃帅吐谷浑、党项、氐、羌二十余万众，弥漫数十里”。不难发现，其中，跟随吐蕃入侵的有党项人的身影。紧接着，仆固怀恩“反唐”开始，又卷入了回纥、吐谷浑、党项多个民族。

据《资治通鉴》中的记载，自广德元年开始至永泰元年间，党项同吐蕃、回纥、吐谷浑、奴剌等坑壑一气，大规模联合进犯有6次之多，一路劫掠，焚毁官府、民居而去。

《新唐书》中记载，永泰元年（765年）时，失去兵权的郭子仪因“党项、吐谷浑部落散处盐、庆等州，其地与吐蕃滨近，易相胁”曾上书唐代宗，要求分离党项与吐蕃，实行内徙、分割政策。将在关内道的党项一分为三，分别安置在灵州、夏州之东和银州之北以及绥州和延州。这是党项历史上一次规模的定点迁徙，随着安史之乱的结束，党项大部被迁到了黄河“几字弯”以南地区。

党项内迁图二

代宗将党项各部内迁后，陕北地区变成了党项的主要活动区域，这一变化不仅切割了吐蕃与党项的密切联系，也给了党项一个安定的生存环境。这里本来是朔方军的辖地，其任务是强化唐廷北境边防，根据《旧唐书地理志》的记载，朔方军的辖地中广泛分布着突厥、党项、羌、薛延陀、铁勒、昭武九姓等部族，由蕃汉混杂而成，早在唐朝开元年间，就有党项拓跋部首领作为节度副使，接受羁縻统治，为唐朝的边防安全出力。

不过，因安史之乱的变化，自唐肃宗开始，历任皇帝在以藩制藩的同时，也对各藩镇将帅充满了不信任。朔方军虽然有拥立唐肃宗即位之功，但藩镇之乱的教训结结实实地给皇帝们上了一课，加强中央集权，削除藩镇将领权力是势在必行。即使拥戴唐肃宗的朔方军也难逃削弱的厄运，其具体对策之一是分割大军镇为小军镇，以便控制。

至德元年（756年），朔方节度使兼任的关内采访使被剥离，新设关内节度使负责关内道防务。

乾元元年（758年），振武军从朔方军中分出“领镇北大都护府，麟、胜二州”；

乾元二年（759年），邠宁镇又从朔方军划出，组建了新的军事防区，领邠、宁、庆、泾、原、鄜、坊、丹、延等九个州。

这年七月，郭子仪被剥夺兵权，李光弼接替朔方节度使一职。

上元元年（760 年），又从邠宁镇分出鄜、坊、丹、延4州，另设鄜坊节度使，负责长安西北地区防务。

唐代宗广德年间，因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的反叛事件，更加剧了朝廷对朔方军的不信任。

大历三年( 768 年) ，又将驻守邠宁镇辖区的马璘所率安西四镇兵马移至泾州，分设泾原节度使。

到唐德宗即位之时，为郭子仪加号“尚父”（崇高虚衔）、增加“食实封”等，免其兵权，将朔方军兵力和驻防区一分为三，由李怀光、常谦光、浑瑊分领其任。

德宗大力分化朔方军的时期，南部凤翔镇、泾原镇、邠宁镇因承担抗击吐蕃重任而地位上升，朔方军的重心也因此南下从灵州转移到邠宁，其在西北防御和监管党项的能力大为降低，给党项势力迅速发展提供了机会。

为了加强对党项的控制、遏制其势力的壮大，唐朝政府对党项贸易往来进行了严格限制。如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年）十二月，初禁商贾以牛、马、器械于党项部落贸易”。

从乾元元年至贞元十二年间，唐朝政府先后设立了凤翔、泾原、邠宁、鄜坊、振武、天德和夏绥七个节镇，加上朔方军老巢灵盐共计八镇，形成了京西北藩镇的外围，对于朔方军而言这是一个逐渐分化、拆解的过程。

这其中，夏绥节度使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唐朝德宗贞元三年（787年），割振武军所辖的绥、银二州给新设立的夏绥镇，辖有夏、绥、银三州，西与盐、庆二州相连，东有河东相连，北面是振武、天德二军，南面是鄜坊镇。其位于各军镇包围之中，并不靠近边境，由右羽林将军韩潭为首任节度使，这一带正是后来李元昊祖辈起家的地方。

这些散居西北的党项族在后来晚唐风云巨变的过程中仍然是躁动不已。

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十月，党项引吐蕃扰泾州。唐诸军镇援兵至，吐蕃惧而退走。

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十一月，唐宪宗又命太子中允李寮为宣抚党项使。

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年）十一月，党项扰邠、宁等州。唐朝遣使安抚党项部落与盐、夏、灵诸州及泾原、邠宁诸镇百姓。

会昌五年（845年）十二月，党项扰邠、宁、盐等州界城堡。次年正月，唐朝发诸道兵出击党项部落。

到唐武宗会昌年间，党项人的足迹已经开始遍布庆州、灵州、盐州、夏州、绥州、银州、延州、麟州、云州、丰州、胜州等地。

党项内迁图三（此系列图例出自梁潇文的《七至九世纪中叶唐代党项的内迁及管制探析》）

唐僖宗乾符二年( 875 年) ，爆发了王仙芝和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广明元年( 880 年) 十二月，神策军在阻挡黄巢农民军西进长安过程中崩溃，黄巢攻占了长安，唐僖宗仓惶出逃西蜀。

中和元年（881年），宥州刺史拓跋思恭与各道节度使一同出兵勤王。是年四月，拓跋思恭担任权知夏绥节度使，八月，正式被任为节度使，十二月，唐僖宗“赐夏州号定难军”，中和三年（883年）七月，赐爵夏国公，赐姓李，统辖夏、绥、银、宥、静五州，成为活跃于晚唐时期陕北地区的一支重要力量。学界因此多把中和元年（881年）四月看作是拓跋氏世袭夏州政权之始。

乾宁二年（895年），李思恭死后，定难军推举他的弟弟李思谏为军节度使，开始了李氏世袭定难军的历史。从李思恭割据以来，经李思谏、李彝昌、李仁福与李彝超、李彝殷、李光睿，李继筠，到李继捧时，共为五代人。

当时的局势，拓跋思恭的家族成员以李姓自居，僻居西北，既无力与强镇抗衡，又无力控御唐廷，干预朝政，只有左右逢源、保全实力，谁上台就与谁称臣和好，利用藩镇混战之机发展壮大。这在唐末五代时期，与中原陷入频繁战乱相比，定难军内部则要安定得多，摆脱了兵戈之征，得以休养生息。至宋初，党项拓跋部已经成为党项诸部中势力最大的一支，成为党项的统治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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