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淑英：借助哲学甄别管理研究的本质

近年来，管理研究领域涌现出越来越多以哲学为基础的反思与讨论，比如我们在2018年出版了《负责任的管理研究：哲学与实践》一书，讨论了科学严谨与有用知识的哲学基础问题。

曾荣光教授所著的《管理研究哲学》一书无疑是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相对全面且系统的著作。该书针对管理研究者所遇到的一系列关键方法论问题进行了哲学层面的审辩与分析，对于丰富管理研究的科学哲学基础，加强管理研究方法论的科学性，构建可靠的、有效的管理理论知识体系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哲学与当代科学研究的关系不言而喻。该著作将哲学和管理研究的方法论和方法联系起来，提出科学研究中的诸多议题（问题），通过纳入哲学的知识系统，对这些议题进行分析、批判和建议。哲学中的知识体系，首先是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其中，本体论分析存在的事物和关系的类型，认识论则涉及如何得到知识以及知识和真理之间的关系。

曾教授指出，研究者个人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会影响他们认为什么方法用于从事经验研究更合理，并且决定什么是对理论的有效贡献。若研究者能充分认识自己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再认识清楚被研究对象（个人或群体）的本体论，就会采取对应的哲学范式开展研究，从而更加系统和客观地看待科学研究所得出的结果和可能产生的影响。

近二十年来，中国国内管理学界在整体上经历了一场学术规范化的运动，实证主义（positivism）范式下的经验研究（empirical research，普遍被称为实证研究）逐渐成为管理研究的主流，匿名评审、文献引用等形式理性的论文发表规范也逐渐确立，大部分研究者都能够熟练地使用实证研究方法实施并完成多个研究项目。然而，研究者却通常不清楚自己的研究方法存在哪些潜在问题。当学者们宣称在用科学方法做严格的经验研究时，却忽略了支撑这些研究方法背后的哲学、方法论假定。这一“知识空白”导致方法的选择和应用上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并陷入本书所谈到的错误之中，如HARKing（根据结果提出假设），大量的忽略“核心假定”的理论检验，不明白什么是“解释”及其在理论构建与检验中的重要意义，以及在科学演进路径的选择上偏向于理论构建而轻视对现象的描述和对经验规则的识别，等等。

在众多的问题中间，最让我担心的是管理学术界对从事“负责任的科学研究”的漠视。60年前，商学院遭遇了来自外界的强有力声音的质疑。1959年，一份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和詹姆斯·豪厄尔（James Howell）撰写的重要报告批评当时美国的工商管理学院过于强调职业教育，提出商学院课程应该提高以及扩大对行为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等建议，这导致后来管理研究对于科学性的重视。通过采用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管理学在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这三十年间产生了很多重大的管理知识创新，今天管理学教科书里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这三十年里的研究成果，我称这段时期为“管理研究的黄金时代”。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管理学研究越走越偏，许多学者公认面临两个危机：一是管理研究在操作上有问题；二是管理研究与实践的相关性越来越低。

从2015年开始，来自世界商学领域的24位知名学者和4位与商学院有关的机构的领导联合起来，倡议开展负责任的研究。 我们提出了一个愿景——创造有用且可靠的知识。负责任的研究是指我们的研究工作应该是生产可靠且有用知识的科学工作，这些知识能直接或间接用于解决商业组织和社会中的重要问题。负责任研究的宗旨是生产能帮助我们 的学生、商业或组织可以应对21世纪重大挑战的知识。我认为曾教授的《管理研究哲学》一书与我们所提倡的从事负责任的科学研究的愿景是契合的，他讨论的重点能够切实有效地帮助国内外的管理学者从事产生可靠知识的管理研究。

然而，如曾教授所说，关于“管理学究竟是不是科学”的认识一直存在着争论。多种哲学认识的并存一方面促进了我们对管理现实产生更丰富的理解，另一方面也给我们通过从事管理研究服务社会造成了困扰。我认为造成这一问题的局面与管理研究者不熟悉这些哲学认识有很大关系。我们要避免在哲学层面形成片面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如曾教授所言，仅仅凭读过几篇哲学文章就开始撰写模棱两可的学术论文会产生严重的误导。毫无疑问，管理研究者借助于哲学甄别管理研究的本质甚至是自我喜好都面临极其大的智力挑战。

那么，管理研究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管理现象背后有没有可供我们探究的客观真理？曾教授在书中特别强调批判实在论哲学的方法论体系，并在诸多议题上提供了基于批判实在论的解决方案。据我所知，批判实在论是一种融合客观与主观，既借鉴实证主义又融入非实证主义（如诠释学派、批判理论）的一种可行的社会科学哲学体系。诚然，管理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在尝试寻找更为适合的哲学视野和研究方法论。我的想法是我们应该更扎实地学习社会科学哲学知识，为打开管理学研究的想象力和行动力构建反思基础。曾教授是先行者，他较早地认识到哲学对于审视管理研究的重要意义，因此写了《管理研究哲学》一书。社会心理学领域的黄光国教授在反思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时，也提到哲学反思对于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的意义，其与曾教授的出发点虽有不同，但大方向是一致的。

英雄所见略同，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普及科学哲学知识、强化管理学研究的哲学反思能力这一点上，中国管理学界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从2016年开始，我陆续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的商学院和管理学院开展了“‘管理研究哲学’课程师资培训班”，在那之前也已经探索开展了面向博士研究生的“管理研究哲学”课程。该课程探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异同，科学发展与进步的历史，管理研究的现状，科学研究中价值的角色，以及青年研究者职业生涯规划等问题。每年大约有来自十几所高校的20名左右的商学院教师参与到师资培训班的课程里，同时有上百名研究生选修“管理研究哲学”课程。通过这些努力，我致力于推进中国的管理学术界开辟“有感”“有知”“负责任”的学术新风，倡导通过各种形式来带动更多的人走上健康的科学研究之路。

2016年，第一届“‘管理研究哲学’课程师资培训班”结束不久，我建议北京大学出版社联系南开大学商学院的任兵教授对曾教授的《管理研究哲学》作进一步的熟悉和审辩。任兵教授与我合作编辑出版了《管理理论构建论文集》一书，在合作过程中，我感到她具有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此外还敢于跨学科探索，对未知充满了好奇心，她的求真精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袁庆宏教授同样参加了第一届“‘管理研究哲学’课程师资培训班”，袁教授工作认真、求学上进，在社会科学领域涉猎广泛，对组织与管理思想的演进历程有着浓厚的兴趣。此次他与任兵教授合作一起翻译此书，我感到很放心。我对两位教授的无私贡献谨致以最诚挚的感谢。我还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徐冰编辑，是她负责启动了在中国推出本书中文版的项目。此外，也感谢责任编辑任雪蓥女士，是她高效而细致的工作促成了本书的最终面世。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我要感谢曾教授对中文版的大力支持，为中国管理学界带来新知识、开拓新视野。他在本书中所讨论的内容不仅扎实严谨，而且对解决中国管理学界存在的一些普遍问题具有可预见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