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天津的日本人学校

　　图文|万鲁建

　　
由于日本在明治维新初期和中国的交涉大都是在天津进行的，因此至晚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经有日本人在天津活动。1871年日本政府和清政府签订《中日修好条规》，1875年在天津设立领事馆，不过当时只有池田副领事和两名书记生。甲午战争爆发时，在天津的日本人总计不过50人左右。天津日租界的扩大开发，和后来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都使在天津的日本人遽然增加。到1943年已经达到7.3万多人，其中主要是中小工商业者，他们以日租界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日本小社会。随着天津日本侨民的增多，如何教育日本侨民子弟不仅为侨民所关心，也为租界当局所重视，为此创办了一系列学校。

　　下图：1943年淡路小学一年级

　　1、芙蓉国民小学校 天津的日本侨民从租界设立之初，就认真考虑教育问题。1904年将教育纳入了租界当局的事务当中。居留民团成立后，更以“教育胜过一切”的秋山精神，致力于租界内的日本侨民教育，努力使日本侨民子弟享受到如同国内一样的教育水准。

　　日本在天津最早的教育机构是1902年12月1日在天津的日本基督教信仰者团体所开设家庭私塾性质的学校，当设立之初，借用闸口街（今辽北路）旧商谈会会场的一部分（旧中东石印局印刷工厂所在地）充任教室，面积仅有40坪，以寺小屋的形式授课，仅有学生14名。教师也都是义务教学。1903年随着适龄儿童的增加，校舍日渐狭窄，驻屯军司令官仙波少将借用山口街（今张自忠路）日出学馆的部分校舍继续开办，1904年3月伊集院总领事召开临时居留民大会，决议设立向在天津的日本侨民子弟进行国民教育的机关，决定按照日本小学校舍的标准改建、扩充此学校。同年5月31日改称天津小学校，并聘请校长及训导，此时有学生34名。1906年3月21日的教育费负担者大会上决议新建校舍，1907年5月在福岛街（今多伦道）和须磨街（今陕西路）交口建成新校舍并迁移此地。同年10月学校交由居留民团经营，校名也改称天津寻常高等小学校。课程设置一如日本内地的小学，有学生85名。1908年4月25日获得在外指定学校资格，此后又多次进行增建。松平、吉田茂总领事、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孩子都曾在此学习。

　　1917年9月10日，才在芙蓉街（今河北路北段）建设分校区。1920年又将剩余的平房增建为二层。福岛街的主校区废除，寻常科四五六年级的学生全部转移至此。1922年6月26日再次增建，并新建了暖房用的蒸汽机室。1927年8月新扩建的部分交由天津日本高等女学校使用。1922年6月26日再次增建，并新建了暖房用的蒸汽机室。1927年8月新扩建的部分交由天津日本高等女学校使用。1931年校区北侧二楼讲堂改为教室，1933年校区大门及其他建筑增建落成。1938年8月，由于儿童增加，将室内体操场改为三间普通教室。1938年7月开始增建钢筋混凝土的三层建筑。1936年4月改称天津第一日本寻常高等小学校。1940年4月1日又改称天津芙蓉日本寻常高等小学校，1941年4月1日又改称芙蓉国民小学校，直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学校始关闭。目前该校旧址已拆除。

　　下图：第一日本寻常小学，芙蓉小学前身

　　2、淡路国民小学校 初名天津日本第二寻常小学校。1930年代以后，随着日侨的急剧增加，就学儿童日益增加，仅靠天津日本寻常高等小学校已经无法容纳，于是日本居留民团决定增设新学校，1935年4月在宫岛街（今鞍山道）与淡路街（今甘肃路）交口开始建设，1936年3月31日竣工，4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1937年3月校舍东馆扩建完成。校园占地面积为2944坪。现在为天津汇文中学所使用。最初由财团法人天津共益会负责经营，1938年8月交由居留民团经营。最初有学生300余人，1939年增至800余人，到了1943年更是达到了1700余人。

　　下图：淡路小学运动会

　　3、天津共立学堂 初名日出学馆，1900年12月设立。初在闸口风神庙内开设日出学馆，1902年有学生90余人。1904年改称天津普通学堂。1906年学校交由净土宗传教士峰旗良充，与军队脱离关系。其后交由日租界中国董事会经营，经费则由从中国人征收的卫生费余额充任，校名也改为天津高等学堂，时有学生45名。1908年1月大木灵道长校时增设了共立小学堂。1913年1月，共立小学堂和天津高等学堂合并，改称天津共立学堂。主要依靠日本居留民团每月155美元的补助和中国方面有志者的捐助运营。1918年矢泽千太郎校长改修海神庙，建成2个教室和2个特别室。1928年转移到三岛街（今新疆路）和伏见街（万全道）交口处建成的新校舍。

　　下图：天津共立学校

　　4、天津日本青年学校 成立于1919年4月1日，初为三年制的商业学校，主要是向从事商业的青年教授商业补习教育和一般汉语初学者及研究者教授汉语。1928年由文部省定为实业学校，改为四年制的实业学校，校名也改称天津实业专修学校。1933年由天津共益会经营，校名改为天津日本商业补习学校，并开设天津日本青年训练所。1935年将两者合并改组为五年制天津日本青年学校，同时成为在外指定学校。1936年4月附设二年制普通科，1937年4月又设置普通科女子部。1937年有学生182人，毕业生112人。

　　学校最初借用天津日本小学校的部分校舍，直到1927年8月新校舍在宫岛街（今鞍山道）与芙蓉街（河北路）交口处建成。改为专修学校以后，校舍扩建为二层建筑，并在夜间借用临近的全部幼稚园校舍。

　　下图：1939年大水中的日本青年学校

　　5、天津日本高等女学校 最初是吉田洋行主吉田房次郎于1921年4月借用明石街（今山西路）基督教会的楼下作为校舍开设的，最初有学生24人。1924年11月成为外务、文部两大臣在外指定高等女学校，1926年4月被外务大臣认定为社团法人，1927年改为居留民团经营。1930年由天津共益会经营后，改称天津日本高等女学校。1927年9月在松岛街（今哈密道）和淡路街（今甘肃路）交口新建校舍，1931年5月转移到此。1941年再次改名为天津松岛日本高等女学校。1944年9月为保证居住在白河以北的宫岛、松岛两高等学校女生的上学安全，借用河北月纬路的春日日本国民学校的新校舍，11月转移到黄纬路的马公祠。1941年4月2日设立天津第二高等女学校——天津宫岛日本高等女学校。其位于日本租界西郊开发建设的西宫岛街（今鞍山道），初有5个班级，200人。同年12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英租界，并将校舍迁到英租界的天津英文学堂，现为天津第二十中学。

　　下图：天津日本高等女校

　　6、天津日本商业学校 它是按照1932年10月文部省令商业学校规定设立的五年制商业学校，1933年4月1日在公会堂举行建校式，任命若菜佐为校长兼教谕。1933年4月4日借用日租界芙蓉街（今河北路北段）青年会馆为临时校舍，开始上课。1933年7月8日被文部大臣、外务大臣指定为在外指定学校，1940年9月有学生239人。1934年12月25日，临时转移到吾妻街（今佳木斯道）旧共立医院遗址。1936年3月30日转移到日租界淡路街（今甘肃路）、宫岛街（今鞍山道）拐角处天津日本寻常第二小学校附近的新校舍，占地面积为2919坪，校内建有普通教室、特别教室和其他事务室。自1943年起日本政府在教育方面采取非常措施，天津日本商业学校决定从1944年3月停止招生，前后共招收了九届学生。该校最终于1945年3月31日关闭。现在也为天津汇文中学使用。

　　该校早在30年代就成为名门学校，很多人考入当时的名门学校大连高等商业学校。1938年11月24日的京津日日新闻曾报道说：“天津商业毕业生成为各方面争抢的红角儿，刚工作工资就超过100日元”[『京津日日新闻』、1938年11月24日第2版。]天津商业学校不仅学业受到世人称赞，其他方面也非常活跃，曾在1938、39年连续两次代表大陆参加甲子园高中棒球大会，获得世人好评

　　下图：天津日本商业学校（今鞍山道）

　　7、天津日本幼稚园 是1909年8月经基督教信徒冲田介次郎、滨田正直、松冈保之助、江藤丰二、片山函吉等人的努力，在寿街（今兴安路）的基督教会堂后方房屋的两间房子开设的。1916年转移到基督教青年会的民团填埋地附近的新建校舍。1917年在芙蓉街园区举行开园式。1927年交由居留民团经营，改称居留民团立天津幼稚园。1928年居留民团改造旧馆，增加两层作为游艺场，并对保姆室、厕所、洗手间的改造，增加秋千，铺设上下水道、建设花坛等。1930年7月交由财团法人天津共益会经营后，改称财团法人天津共益会立天津日本幼稚园。1936年11月由于青年学校扩张，转移到第二小学，借用部分校舍作为临时园舍，1937年6月开始在宫岛街（今鞍山道）、淡路街（甘肃路）交界处建立新园舍。新建校舍占地面积为1320余坪，园内建有保育室、医务室、保姆室、园丁室。1938年4月建成并转移至此。1944年8月16日，天津日本幼稚园长期休园，直至日本战败。

　　下图：早期日本幼稚园

　　下图：宫岛街幼稚园，今天的鞍山道小学

　　8、天津日本中学校 此前由于天津一直没有中等学校，侨民子弟要想进入中学校，需要去旅顺、大连等满洲地区，或者回国上学。为此，1939年4月居留民团借用南开大学旧址设立了天津日本中学校，未被毁坏的南开大学思源堂作为该校教室使用。当时有教谕12名、嘱托3名、学生85名。随着战时体制的强化，1944年3月天津日本商业学校停止招生，三年级以下的学生都并入日本中学校，人数超过了300人。

　　下图：占用原南开大学思源堂的日本中学校

　　日本侨民急剧增加，日租界已无法完全容纳，很多日本人开始移居华界、特别各区居住。“1935年日本侨民居住在日租界的有5915人，居住在租界外的有1738人，居住在租界外的日侨只占日侨总数的22.7%。1940年居住在日租界的日侨为23965人，居住在租界外的日侨则猛增达到26107人，居住在租界外的日侨已占全部日侨的52.1%，超过了居住在日租界的日侨。”为方便租界外的侨民子弟入学，租界当局开始在日租界外设立学校。如1939年4月在华街黄纬路马公祠建立天津三笠日本寻常高等小学，并于1940年4月在河北新大路南口建立新校舍，最初有教员25名、儿童1001名。1939年11月在小刘庄设立天津吉野日本寻常高等小学，有教员12名、儿童352名。1939年11月在河北区六纬路设立天津大和日本寻常高等小学，教员17名、儿童431名。1940年4月在河北新大路南口同时设立天津三笠日本青年学校和天津大和日本青年学校，分别有教谕3名、嘱托7名、学生265名和教谕3名、嘱托4名、学生219名。这些学校的建立大大缓解了居住在日租界儿童的就学压力。

　　1941年3月，日本政府发布国民学校令，同年4月1日起小学校一律改称“国民学校”，天津的日本人小学校也全部改称国民学校。1943年又公布学年缩短令，全国的中等学校、高等女学校改为4年制，具体情况如下表。

　　学校名，建立时间，地点，学生数，教职员数

　　日本幼稚园，1909-8，日租界淡路街，123，7

　　芙蓉国民学校，1902-12,日租界芙蓉街，1351，24

　　淡路国民学校，1936-4，日租界淡路街，1206，23

　　三笠国民学校，1939-4，河北，1001，25

　　吉野国民学校，1939-11，特一区（德租界），352，12

　　大和国民学校，1939-11,特三区（俄租界），431，17

　　春日国民学校，1941-4，河北月纬路，不明，不明

　　松岛高等女学校，1921-4，日租界松岛街，638，23

　　宫岛高等女学校，1941-4，兴亚第二区（意租界），133，23

　　天津商业学校，1933-4，日租界宫岛街，499，23

　　天津日本中学校，1939-4，八里台南开大学内，242，15

　　天津日本工业学校，1943-9，特三区（俄租界），不明，不明

　　天津日本青年学校，1921-3，日租界宫岛街，182，26

　　桥立高等女学校，1944-9，河北黄纬路，37，不明

　　天津三笠日本青年学校，1940-4，河北新大路南口，265，10

　　天津大和日本青年学校。1940-4，河北新大路，219，7

　　下图：芙蓉小学校的明信片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盛行的民主主义和新教育运动，随着国家主义思想的加强而解体，战时体制开始逐渐强化。1937年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国体观念深入国民，大力鼓吹军国主义、国家主义。教育方面也开始实施战时体制，主张施行“日本教育学”，1937年3月27日文部省从“国体明征”的观点出发大幅修改中学、师范、高女、高校的授课内容。5月31日文部省编纂的《国体本意》向日本全国的学校和社会教化团体配发20万册。1940年9月根据文部大臣的指示，中等学校以上的“交友会”、“学友会”一律改为“报国会”。1941年3月决定特别召集小学改名的国民学校生。战时体制下的国民教育也反映在当时天津的日本人子弟教育当中。其中以《教育敕语》为基础的修身课便是一个明证。学校的“国史课通篇都是讲授爱国心和无敌日本帝国意识”，力宣扬日本皇军的战无不胜，达到愚弄学生，使其支持战争的目的。战时体制下的教育状况在当时的学生的回忆中也有反映，天津高等女学校的最后一期毕业生山内扶桑子回忆说，在学校动员时，禁止学生窃窃私语，开口就是合唱军歌，甚至朋友间也不能交流。1939年日本当局封锁英法租界时，中等学校的学生也作为盘问辅助员被交替派去，但“这并不是真的因为人手不足，而是要教育在国际环境中长大的小国民大英帝国、法国不足惧的精神。”同时中小学校的学生还作文表示对皇军将士的感谢，如《一亿国民的进军谱——我等呼吁的国民精神总动员》、《日本刀破邪剑》、《东洋盟主兴亚大业》等。可以说天津整个日本人社会也都成为大东亚战争的坚强后盾。1942年2月15日日军攻陷新加坡后，天津日租界内举行了盛大的祝贺活动，天津中学校的草野刚教谕先前受当局所托创作的曲子“新加坡攻略之歌”一时充斥于日本租界。随着战时体制日益强化，1943年6月日本政府发布《学生战时动员体制确立纲要》，天津也和国内一样，开始施行学生勤劳动员。这样，学生已经没有在学校学习的自由，都作为学生勤劳队到各工厂帮忙，女生也被派遣到军医院担任护士，救护伤员。甚至很多学校成为驻屯军的驻扎之所。

　　下图：1944年淡路小学也具有了战争气氛

　　（编辑：张翔 swell100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