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晤士，大河中流动的大城塑造史

　　泰晤士河是伦敦的母亲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条长300多公里，英国国内第二长的河流，也是英国的母亲河。它源源不断地为沿河的众多人口提供水源，提供交通的便利，提供诗歌与传说的灵感，在大航海世代到来之后，更成为全球贸易中一颗时刻泵动的心脏，塑造了如今我们所看见的国际大都市伦敦。

　　
彼得阿克罗伊德1949年生于伦敦，作为一位多产的作家，他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这条河流写下了 《泰晤士——大河大城》。在书中，他追根溯源般地把泰晤士河这幅神圣的画卷缓缓铺在我们面前，从她的过往，她的万物生灵，她独特的味道和迷人的色彩，到她的文化、法律、代代相传的魔法和神话，再到她的文学、贸易、气候，她的日生日落，潮涨潮汐，无一不是那样的魅力无穷。

　　
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私家地理选摘第五章“神圣之河”中“流动的历史”一节，以飨读者。

　　《泰晤士——大河大城》；[英] 彼得·阿克罗伊德；任明/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6

　　流动的历史

　　
十六世纪时，泰晤士河成为王室的奢华与巡游之河。这是亨利八世——以及排场更富丽堂皇的伊丽莎白一世——以王室的庄重巡游过的河流。这是举办游行盛会的河流——镀金的豪华游船飘荡着横幅、飘带、遮阳篷和挂毯，缝着小铃铛的旗帜在清风中发出

　　
清脆的铃声，乐手们在河面上演奏着竖琴和短号，游船和大木船以金子和挂毯制成的布料包裹着。这是享乐之河，也是奇观之河；这是王国的统治者和大人物们可以用来向平民百姓展示自己的舞台。这是建在水面上的剧院。

　　
1533年，安妮·博林穿着用金子做成的布料，沿泰晤士河顺流而下去完成自己的加冕礼，据说跟在她后面的豪华游船绵延了4英里。根据当时的记载，当天，“喇叭、木笛和各种各样的乐器，一路演奏着盛大的乐曲”。游船们被“华丽地用横幅、旗帜和各种奢侈的覆盖品装饰着”。打头的伦敦市长大人的官方游船，“用悬挂着各色挂毯的旗帜所装饰，挂毯上悬挂着用金银布条绑着的各种金属徽章”。就当时的场景来说，泰晤士河对自身、对那位命运不幸的皇后来说，都是一种胜利。它是奢侈与值得炫耀的财富最适合的展示背景。

　　
它也是三年后载着安妮·博林到斩首处的河流。还是同一条路线，从格林尼治到伦敦塔，但是河流变成了一条通往死亡的邪恶管道。这也是托马斯·莫尔爵士及后来年少的伊丽莎白公主被带到伦敦塔去的河流；还是伊丽莎白女王的遗体被带到怀特霍尔宫的河流。在《不列颠年鉴》中，威廉·卡姆登写道：

　　
女王被河水带到白厅宫，

　　
每一次划动桨手都忍不住流泪，

　　
水里的鱼儿离船越发近了，

　　
哭瞎了它们珍珠般的眼睛，满目漆黑地游在船后面。

　　
这是一条辗转流过国家大事的河流：高贵的、卑贱的、血腥的、温和的，并且是伦敦王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贵族与神职人员的住所也都建在河两岸的原因——这样他们可以接近权力的源头。虽然人们对河水神圣性的信仰已经明显减少了，但是仍然保留着对水仙女和海神的祷告——不仅仅是在泰晤士河的盛大集会中——意味着人们对泰晤士河的神明，仍然保持着残存的信仰。是泰晤士河保佑了君主，而不是相反。泰晤士河过去被看作是王国的一个缩影——这里包含了过去与现在、田园牧歌与都市生活、世俗及宗教活动的中心、体育竞技与大肆狂欢的场地。它被认为是阿波罗及其缪斯女神飞落其上的“另一个赫利孔山”。在泰晤士河强有力的影响下，伦敦战胜并超越了罗马和雅典。伦敦的活力与能量就是泰晤士河的活力与能量。

　　1844年，特纳在油画《雨、蒸汽和速度——大西部铁路》中描绘了火车穿过泰晤士河上铁路桥的一幕

　　泰晤士河也是伦敦所有交通都贯穿的一条要道——这不仅是对划着小圆舟的渔民和来自西班牙及低地国家的商人们而言，也是对将泰晤士河作为往返伦敦最方便的一条通道的普通市民而言。他们当然会从河北岸穿到河南岸，尤其在伦敦桥繁忙而拥挤的时候；但他们也会沿着河北岸坐船抵达河边各“台阶”处，在那里上岸继续自己的旅程。城里的街道狭窄而危险，人们通常认为走水路更安全也更便捷。河上的各种小船、豪华游船、短途驳船、顶篷船和渡轮，在外国人看来，可以产生永不枯竭的兴趣。还有数百名船工划着船，等着被雇佣，河水随着他们划桨的动作而不停荡漾。有很多时候，船太多了，大家都动不了，就发生了被称作“交通堵塞”的情况。

　　
这就是以拥挤的码头与繁忙的水岸而为大家所知，甚至为之喝彩的泰晤士河。伦敦市民集中居住在河两岸是完全不令人吃惊的，因为直到十六世纪，大部分伦敦人还是直接或间接通过泰晤士河来谋生的。据说从远处看，泰晤士河就像是一片由桅杆组成的森林。据估计，任何时候河上的船只数量都在2000艘左右，另外还有3000名左右船工。从十六世纪中期的一张地图来看，“河岸阶梯”处——也就是上岸口——被描绘成充满了各种引人注目、肆无忌惮的举止与行为的地方。这是绘图者强调河的重要性的一种方式。

　　
泰晤士河为伦敦带来已知世界的各种货物，包括香料、皮草和酒。这边来了威尼斯的大木船，带着来自君士坦丁堡和大马士革的货物，随之而来的还有装满了低地国家的皮毛和木料的三桅船。然而河上也有运载着干草与燃料的大型平底船，没有它们，伦敦就无法活下去。曾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市议员被告知玛丽女王对伦敦城感到非常恼火，想要把议会和法庭搬到其他地方去。议员问道：“她的意思是让泰晤士河也改道不经过伦敦？”当被告知女王做不到这一点以后，他回答说：“那么凭着上帝的荣耀，我们在伦敦就很好了，不管末了以及议会会怎样 。”

　　洗礼。斯坦利·斯宾塞真正所描绘的对象永远是泰晤士河在他生于斯死于斯的村庄库克汉姆旁流过。泰晤士河对他来说，已经成为伊甸园的象征，就像那些流过这个世界的最初的河流。

　　这是英国第一批探险者航行出发的河流。1553年，休·威洛比（英国早期北极圈探险者，1553 年率领三只船向北极圈出发探险，途中遇到风暴两只船的船员全部遇难。）和理查德·钱塞勒（威洛比冒险之旅的主领航员，成功进入白海抵达阿尔汉格尔斯克，与俄罗斯北部港口开辟了持续了300 年的贸易活动。他本人在返回伦敦过程中遇难。）从德特福德启航，带着一封写给“地球上所有的国王、王子、统治者、法官和总督们”的信。他们开始的是一场探险之旅，想要找到一条通往西印度群岛的北方通道，但唯一一只幸存的船在俄国海边靠了岸：这是英国与莫斯科商人开始进行贸易活动的开端。在他们的船只返航以后，在靠近格林尼治时，“侍从们飞奔而来，老百姓们聚在一起，密密麻麻地站在岸边”。后来，约翰·史密斯上校（英国士兵、探险家和作家）从布莱克沃尔出发，经过一段危险的旅程，在弗吉尼亚建立起了殖民地——詹姆斯敦。“五月花号”是在罗瑟海兹启航的。当时全世界的海水好像都可以被看作是泰晤士河的延伸。后来成立的土耳其公司就是这种贸易旅程的一个结果。

　　
十六世纪的最后一天，伊丽莎白女王签署了一份成立东印度公司的文书。哈德逊港口公司、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商人与探险者们，都是在这条河上开始了他们各自的旅程。

　　
因此当温斯劳斯·霍拉（捷克版画艺术家，出生于布拉格，死于伦敦）在其著名的伦敦全景地图中描绘十七世纪三十年代的泰晤士河时，他非常恰当地描绘了河岸与台阶、摆渡船与平底货船，以及与之相关的庞大网络。与之相比，伦敦的街道与住宅似乎是被抛弃了——仿佛伦敦所有的精力与商业活动都集中在流动的泰晤士河上。为了便于辨别，码头的名字都被标记得很清楚：“保卢斯码头……皇后码头……三吊车码头……斯蒂尔拉德……科尔港……老天鹅码头”，河上则遍布着各种各样的船只。大型商船停驻在伦敦桥下，而商业的守护神墨丘利正指着写有“伦敦”字样的涡轮装饰——这一场景成为后来很多地图与作品的样板，沿泰晤士河展开的伦敦风景，成为该市最重要的一个形象。泰晤士河代表着这座城市的命运——这是伦敦被人们想象的方式。

　　
在英国内战早期，沿泰晤士河中游是保皇党人的要塞——毕竟它是古老与传统权力的源泉及所在地。正像它在过去曾经收容过信仰天主教的家庭——那些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的反叛者——一样，它也充当了在国王与议会的斗争中、站在国王一边的那些人的避难所。很多位于泰晤士河边及其支流的保皇党人及天主教徒的房屋都被议会军包围了——其中包括梅普尔徳汉姆宫、布朗特宫和贝辛宫。在雷丁和牛津有保皇党人的驻军；牛津成为查理一世暂时的“皇都”。在泰晤士河最古老的两座桥——莱德考特和纽布里奇——边上，发生过战役和小规模的冲突。1645年，在莱德考特桥附近，鲁伯特王子（查理一世的外甥，英国内战期间皇家骑兵的首领，战争失败后被赶出英格兰，王权恢复后返回英格兰成为英国海军的高级将领）打败了一支议会军队，双方都在争夺金斯顿作为胜利果实：先是国王的军队被议会军赶跑了，后者又被从特恩汉姆戈林战役撤退的保皇党军队赶跑了，然后一支议会军返回并占领了这里，直到内战结束。鲁伯特王子摧毁了两支驻扎在泰晤士河边的布兰特福德的议会军，很多士兵被淹死在泰晤士河里。

　　15世纪的插画，描述了在瓦特·泰勒农民起义中，理查二世被迫在泰晤士河边接见起义军的场景

　　这条王室的河流当然要庆祝王室利益的回归。1662年8月23日，当查理二世和他的新娘——葡萄牙布拉甘萨的凯瑟琳公主，坐船从汉普顿宫前往怀特霍尔时，他是在模仿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女王的都铎盛典，努力想要复兴自己的王权——他在将自己及家人与泰晤士河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当他和新娘坐在皇家游船上时，他们是在期待着泰晤士河的祝福。他以这样一种形式得到了祝福——一位扮演伊希斯的演员，伴着音乐唱道：

　　
最圣洁的一对！伊希斯（为匹配你无与伦比的爱）

　　
亲吻你神圣的双脚。

　　
这场皇家盛会被唤作“水之凯歌”，根据伊夫林（约翰·伊夫林，英国作家、园艺学家、日记作者）的记载，它是“泰晤士河上流过的最宏伟的胜利。想象一下用你所能想象的极致奢华的数不清的船只，更主要的是还有国王的宝座、辉煌的拱门、飨宴及其他相关之物，伦敦市长大人及其手下所乘坐的官方画舫，各种新奇的发明、面具以及在船上和岸边不停鸣放的礼炮。”

　　
对伦敦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清除他们与克伦威尔和摄政派之间关系的机会——伦敦人曾聚众观看了当政国王的父亲被处决的仪式。对泰晤士河来说，这也是再度被认为是英格兰王权之河的机会。

　　
这是为什么在瘟疫与大火期间，泰晤士河成为天然避难所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它作为“边界”的身份，泰晤士河被人们认为可以充当抵抗火灾和疾病的前线——或者是防线。在丹尼尔·笛福的《瘟年纪事》（丹尼尔·笛福的小说，以个人经历的角度描述了1655年的伦敦大瘟疫，对事件发生的街区、房屋及各种数据都进行了认真考证）中，——写于所描述的事件几年过后——描写了波普勒的一位船夫的故事，他为在船上安家的人充当送货员和邮差。“所有这些船，”他这样解释道，“都住着不同的家庭，有的是租户，有的是所有者。他们都将自己锁在船上，船门紧闭，因为害怕传染。”笛福估计，有上万人以这种深居简出的方式躲在泰晤士河上。河边也布满了船只，一条挨着一条。很多伦敦人还逃到河口，住在那里的荒凉沼泽地上。这些预防措施并没能阻止瘟疫的蔓延，因为瘟疫其实是通过泰晤士河传过来的，由一种被称作“大家鼠”——也有人称其为“黑鼠”或“船鼠”——的老鼠带到伦敦。瘟疫扩散到这些船上，为那些自以为安全的避难者带来了浩劫。以船为家的船夫们也未能幸免，他们被发现死在自己的摆渡船里，随浪逐流。

　　
关于一年后的那场大火，佩皮斯（英国海军军官、议会成员，他的日记记载了当时的重大事件）记载道，从伦敦塔那里看到大火燃烧以后，他到河边租了一条船，让船夫带他到伦敦桥。

　　
泰晤士河两岸已经触目皆是人们激烈紧张的活动。市民将家里的物品搬出来，“将它们扔到河里，或是放在尚且空着的平底船上”。穷人们一开始一直待在房子里，直到大火近在眼前，才开始“奔到船上，或是从河岸的一处台阶爬到另一处台阶”。当天更晚的时候，他是这样描述泰晤士河的：“到处都是装着各种物品的平底船和小船，以及漂浮在河上的各种物品。只有我注意到，每三艘船中几乎没有一艘载着家庭用品，但这些船上通常都载着一架羽管键琴。”然而泰晤士河再一次证明了它只是一个虚幻的避难所。佩皮斯记载道：“整条河上，如果你的脸暴露在风中，几乎一定会被如雨一样的火滴所灼伤。”伊夫林在自己的日记之中完成了这一画面，他记载道：“泰晤士河上到处都是漂浮着的物品，各种船只装满了人们尚有时间和勇气去抢救出来的东西……噢！这悲惨、不幸的奇观！”大火所带来的热度与烟雾越来越浓，那些原本在河上的人被迫在南岸靠岸，逃到陆地上——或是将船划出伦敦周围。

　　
火灾后对伦敦的重建，当然大大改变了从泰晤士河上望过去的城市景观，也改变了河岸自身的景观。被彻底摧毁或局部遭到毁坏的仓库和码头，得到了重建。从中心城区一直延伸出去的街道，也得到了重建，街道两侧的房屋现在是用赤褐色或黄色的砖所建，在这些屋顶之上，新建的51 座教堂的尖顶闪闪发光——它们是国王的助理核查官克里斯托弗·雷恩重修或重建的。这是一座比在中世纪或都铎王朝时期都更坚固与庄严的城市。这一点，在重见天日的弗利特河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说明，该河在布莱克弗瑞尔斯那里重见天日，流入泰晤士河。之前它是伦敦中心城区的一条露天下水道，散发着恶臭，流过弗利特河谷，但在雷恩的监管下，这条河进行了拓宽和清理，变成市中心一直到霍尔本桥那里都可以通航的“断头河”，河面上横跨着新建的桥，岸边遍布着码头和仓库。这显示了雷恩要将伦敦和泰晤士河从其过去洗刷干净的决心。

　　威斯敏斯特桥，市长大人巡游典礼正在进行中。卡纳莱托将自己故乡威尼斯的光线与生活赋予了泰晤士河，使得泰晤士河成为庄严的象征。

　　当时的国王颁布法令说，“我们确实已下决心，要在所有的河边都建一处优良的港口或码头。”结果是出现了一份“打造连绵不断的泰晤士河码头”的计划，一个即将在泰晤士河北岸建立的、有关效率与进步的模式——该模式将确立伦敦作为一个“贸易国度”的尊贵地位。

　　
它将取代过去河两岸那些混乱拥挤的棚屋和仓库、台阶和小巷。它将从坦普尔延伸到伦敦塔，宽度为40英尺（12米）；它将遍布宏伟的建筑——其中新建的海关总署（也是雷恩设计的）将是一个范本；它将代表着泰晤士河整体的改变：在伦敦桥两岸，泰晤士河将被新建筑所俯瞰，这些新建筑反映了一座重新苏醒过来、焕然一新的城市的灵魂。

　　
计划并没有成功地实现目标。在桥下，私人的和未经计划的码头在公共工程开始以前就被建了起来，火灾以后立刻出现了对它们的需求——并不仅仅是为了给在重建初期来到这里的建筑大军们提供生活所需及各种物资。重头再来好像也并不实际。雷恩向国王汇报道，桥上到处都被“尖木桩或砖墙、随意搭建的住宅和建筑物、成堆的木头、坯料、柴火捆、煤堆、很多带膳食出租的棚屋、几个大垃圾堆所包围与妨碍着……贝纳德城堡大部分被火烧毁了，但塔楼还耸立着”。

　　
重建工作断断续续并零散进行着，但也有特殊的成就。新建了一座室内鱼贩市场；泰晤士大街被加宽了；唐盖特和帕德多克建了新的停船码头；布赖德威尔大部分都重建了；住宅沿着河边，以一种更有秩序的方式建了起来。泰晤士大街的高度也上升了3英尺（0.9米），以确保抵御水灾——而非火灾。泰晤士河沿岸宏伟建筑的长长名单还可以有所增加，其中最著名的是圣保罗大教堂，它的圆顶用波兰石建成、晶莹闪耀。雷恩像改变伦敦一样改变了泰晤士河。他在切尔西为受伤士兵设计了医院，在格林尼治为海军官兵设计了医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他打造了泰晤士河的官方或行政生活。

　　新伦敦桥落成，1831年

　　现在它被认为是一条平静的河流，一条不发怒、不极端，通常也不会因为精力过剩而冲出河岸的河。在这一意义上，它变成了这一新王国新天命的形象代表，反对极端主义及对宗派的热情。它与国家的神话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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