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摆脱世俗政权的控制，中世纪西欧政教矛盾及对社会关系的影响

文：小念说历史

政教矛盾和冲突贯穿了整个西欧中世纪，对西欧历史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世族政权与罗马教会构成了中世纪西欧历史舞台上两大不可调和的社会体,欧洲中世纪长期处于教会和国家、王权和神权的二元统治之下,政教之争也构成西欧中世纪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

本文主要介绍中世纪西欧的政教关系(主要是王权和教权的关系),并探讨其反映出来的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一、中世纪西欧政教矛盾斗争的原因

在西欧中世纪的历史中，政教矛盾一直存在，政权与教权一直是此消彼长，处于激烈的斗争中。开始，罗马教皇和神职人员总是从属于世俗的君主或领主的。

但到十一世纪末，其地位大大改观。教会利用世俗封建主的相互格斗和厮拼而有力的增强了经济和政治力量，确立对整个欧洲的统治。不过世俗的皇帝和君主们是不甘心充当教会走卒的。他们对教会的支持与合作，说到底，无非是个利用。

所以，一旦他们感到教会势力对自己构成威胁的时候，便要采取断然措施相抗衡，以至于不惜诉诸武力。总之，在中世纪，教会权（神权）与王权之间的斗争是尖锐复杂、旷日持久的，二者之间的斗争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是五至八世纪的酝酿期；

第二阶段是九到十三世纪，教权高涨，与政权形成对垒之势，期间教权达到颠峰状态，随后便开始由胜转衰；第三阶段是随着君主国家的形成和各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萌发，王权逐步得到加强，教权节节败退，王权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导致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发生冲突的直接原因是，教会要摆脱世俗政权的控制，但是我们认为更为重要的是，皇帝和教皇政策中的“世界主义”倾向，即双方都想确立对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统治。

教皇认为自己是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领袖，理应控制和指导世俗君主，教皇以开除教籍和褫夺教权为武器，来操纵世俗政权，实现其帝国野心。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四处干涉，以俗界领袖自居。双方斗争的焦点是主教叙任权和对意大利的控制权。这两点对教皇和皇帝推行他们的“世界帝国”政策至关重要。

王权能最终取得胜利要归因于在王权与教皇的斗争中，西欧各国的民族意识开始了最初的萌动。十二、十三世纪开始的西欧王权的加强，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运动，到十五、十六世纪大体完成。这一漫长过程的结束，终结了教会在中古盛期所确立的“万流归宗”的地位，王权的加强、民族国家的胜利必然意味着教皇势力的衰落。

二、中世纪西欧王权与教权关系的变化

中世纪欧洲最大的特点就是基督教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特点在文化领域尤其突出。如同恩格斯所说，欧洲“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一扫而光，以便一切从头开始。

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数会的教条同时就是政治的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效力,甚至在法学家已经形成一种阶层的时候，法学还处于神学的控制之下。神学在知识活动的整个领域中这种无上权威是教会在当时封建制度里万流归宗的地位的必然结果。

教会权力的确立时期，王权处于优势地位。在当时，即使教皇的选任也需要皇帝的认可,虽然公元9世纪后期的教皇尼古拉一世主张教皇的权威不仅要高于大主教和主教而且还高于皇帝,事实上基督教却一直受制于罗马贵族、皇帝、王室和地方世俗首领。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教皇的势力也已经开始逐渐扩张,教皇不仅有权向西欧各国派驻使节,甚至有权向西欧各国征收贡赋有权监督地方行政和司法、有权参加最高审判。王权和教权就像天平的两端,一端的下降则代表了另一端的上升。

直到11世纪末,由于城市的兴起,在市民阶级的支持下,封建割据势力日薄西山,王权统一的前景才逐渐明朗。教会的势力却逐渐增长,而且教会一般都拥有大量的土地成为最大的封建地主，至此，基督教有了与王权一争高下的实力，教开始与世俗君主展开了争夺西欧最高统治权的斗争。

同样的，在这一时期，如果教皇主张教权高于王权只是出于自保的话，一旦教会权力发展到足以与王权相抗衡的时候，控制和支配整个国家就成了教会权力的主要目的。随着教会权利向世俗国家的渗透,教权已然成为支配国家的强大势力之一。

11至13世纪不仅是西欧教会发展的全盛时期，也是王权与教权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教皇认为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国王认为他才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教权与王权的关系基于教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强势地位,教皇明确主张民权高于王权。

例如希尔维斯德二世任教皇时曾提出教权高于世俗政权并公开向世俗政权挑战。到利奥九世任教皇时,教权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他的后继者尼古拉二世更是于1059年宣布教皇只能由教廷枢机教选举世俗君主无权进行干涉。

随后继位的教皇是在腓力四世授意和扶植下登位的波尔图大主教,是为克莱门五世,此人甚至一生 都未到过意大利本土。腓力四世还将教廷从罗马迁到法国南部的小城阿维农，从克莱门五世开始的70年间，连续七任教皇均为法国人,红衣主教中的绝大多数也都是法国人,他们受法国国王的支配，成为法王的“御用工具”。

阿维农教廷的建立使教会分裂成两个部分，法国国王坚决支持阿维农教廷和教皇,而德国的大部分地区和意大利则支持罗马教皇。

于是在这两个敌对阵营的对峙中基督教教会的势力逐渐走向衰落,教皇对各国世俗事务的干涉和控制已经日渐流于形式,待以后的教皇再次试图以开除教籍等手段来控制世俗君主的时候，已经基本上没有任何效力了。

三、政教矛盾对社会关系产生的影响

中世纪的政治思想表现出以下的基本特征：首先，政治思想以神学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西欧中世纪政治思想的突出特征。基督教神学思想一直是西欧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哲学、政治学、法学等一切学科都被合并到神学中，以神学的形式出现。

基督教神学思想的统治在政治上的表现是神学政治观。神学政治观维护封建统治，提高和巩固教会的地位。神学政治观以《圣经》为信仰的绝对权威，作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以爱“上帝”作为人们首要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主张王权神授，教权高于王权。

神学政治观改变了古代观察政治问题的立足点，改变了古代的道德伦理观念。由于西欧社会的各个领域都被吸收到基督教神学之中，神学统领一切，政治领域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各门学科包括政治学，都没有独立的地位。它们在内容上都成为神学的婢女，在形式上被降为神学的不同分支。第二，世俗国家观念淡薄是中世纪政治思想的又一特征。

在中世纪的西欧，基督教的统治降低了国家的作用。根据基督教的信仰，世俗国家只是在教会之旁或教会之下的一个社会组织。教会控制人们生活中的最本质、最重要的部分，世俗国家仅仅负责低等级的事务。

由于中世纪国家以分封和私人占有为基础，国王与臣民之间的联系以分封时的契约为保障，成为个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中世纪的政治思想中不存在正式的"国家"概念，中世纪的人不了解国家的独立自主和自主，更不了解国家概念的公民团体基础和法律基础。世俗国家观念的淡薄无疑有利于强化教会统治，树立教权高于王权的思想意识。

第三，教权派的政治思想占有重要地位。中世纪西欧形成独特的王权与教权二元化的权力体系，中世纪西欧的政教关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教权与王权的斗争中，教权派的政治思想占据上风。教权高于王权，教权至上的思想成为思想的主流。

“双城论”、“日月论”、“两剑论”，是这一思想的主要代表。第四，中世纪的政治思想没有形成独立系统的理论形式。中世纪时期，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阻碍,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也十分低下。

总之，教权与王权的冲突，以王权的最终胜利而告终。教皇作为西欧最高效忠对象的地位消失，各国王权成为各国臣民最高的效忠对象。王权的加强，民族意识的萌动，是西欧经济发展的结果，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参考历史文献：《雅典政法》

《罗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