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女性的出行方式及出行装：羃篱、帷帽与胡帽

古代中国有着严格的性别意识，男女之别是礼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男性应当有怎样的仪行、女性应当有怎样的举止，都有着各种明文规定。其中关于男性与女性的不同生存活动空间，《易经》中讲“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女性的主要生活空间被规范在家内，进入社会公共空间的机会比男性要少很多。但是在唐代，特别是唐前期，女性的生活状况因为种种原因发生了一些改变。

无论是长孙皇后、武则天、太平公主、安乐公主、宋若昭五姐妹之类活跃在政治生活中、影响着朝局的宫廷女性，还是《长安志》中记述的自在畅游于少陵园的山水亭台之间的官宦女眷，都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活跃姿态。当这些女性离开她们生活的宫殿、宅院时，自然不会是步行，那她们是如何出行代步的呢？

出行方式：坐车与骑马

• 坐车

《晋书●舆服志 》记载：“古之贵者不乘牛车……其后稍见贵之。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庶遂以为常乘。”秦汉时候，官宦出行时主要的代步工具是马，男子可以骑马，也可以坐在马匹所拉的车中，而女子则一般坐在马车内，而且车舆四周会有围挡，取女子不可抛头露面之意。自晋至唐以前，有身份地位的人出行时流行乘坐牛车，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新制度的规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牛车要比马车更稳，坐乘者的舒适感会更好一些。

在唐代，女性最普遍的出行方式还是乘车出游，根据乘车人的身份、地位不同，车由不同的牲畜牵引。按照乘舆制度，皇后出行时乘坐的重翟车、厌翟车、翟车、安车、四望车、金根车等都是由马来牵引的，而在仕宦生活中，女性出游最常用的仍是牛车。

宋人编的笔记小说集《绀珠集》中，有一则关于唐代女性乘车出游的记载：“崔郊之姑有婢，甚美，郊尝私之，未几。婢出，再入于頔家，郊因寒食出游，于车中见之，立马徘徊相顾。”崔郊是唐宪宗元和年间的进士，在清明节的寒食时节骑马出游，遇到旧爱女子所乘的车驾，崔郊骑在马上，和坐在车舆内的女子相顾无言。

白居易的《和春深》诗也描写了一幕唐代女子在寒食节坐车到郊外扫墓的情形：“何处春深好，春深寒食家。玲珑镂鸡子，宛转彩球花。碧草追游骑，红尘拜扫车。秋千细腰女，摇曳逐风斜。”虽然《晋书》称“古之贵者不乘牛车”，但到了唐代，宫廷贵妇、官宦女眷们常乘的牛车早已不再是简陋寒酸的样子。如唐玄宗曾带着宫眷巡幸华清宫，杨贵妃与姐妹们竞相准备奢华的车舆、服饰以显耀身份，竟至“为一犊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啻数十万贯。既而更甚，牛不能引，因复上闻，请各乘马。于是竞购名马，以黄金为衔……”这炫奢斗富的风气已经如火如荼。

• 骑马

乘车算是历代女子出行时都可以通用的交通方式，秦汉时如此，唐宋时如此，明清时仍然如此。但女子骑马，特别是在公开的场合，把骑马当作一种日常的出行方式，则是南北朝至唐代才有的特殊风气。中原男子骑马之风起于战国时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但学习骑射的都是男子，与女性无关。而从南北朝时期的胡汉融合开始，社会风气受到以鲜卑族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女子骑马之风逐渐流行起来。

以出土发现的北朝时女骑俑来看，这些骑马女子是宫廷出行仪仗队伍的一部分，她们有两种不同的身份，一种是卤薄，一种是伎乐。所谓“卤薄”，就是古代宫廷仪仗队列中的车驾、旌旗、仪卫等。东晋时期陆翙撰《邺中记》记载了十六国时期后赵武帝石虎（字季龙），建武六年修造凉马台，建成后“季龙又常以女伎一千人为卤薄，皆着紫纶巾，熟锦袴，金银镂带，五文织成靴，游台上”。

另外《邺中记》中还记载了“石虎从出行、有女鼓吹，尚书官属，皆着锦袴佩玉”，也就是担任伎乐的女骑。她们是宫廷女官的一种，领队者官职为女“尚书”，是女官的第一等，可见这些女鼓吹的地位之高。不仅是石虎本人，其皇后出行也有女骑仪仗：“皇后出，女骑一千为卤薄，冬月皆着紫衣巾，蜀锦袴褶。”“石虎皇后女骑腰中着金环，参镂带。”这些女骑的奢华之风扑面而来。

后赵石虎是个在历史上有名的残暴无德的皇帝，如果说他使用女骑为宫廷仪仗的行为有骄奢乖张之嫌，不足以说明当时女子骑马在社会上的普遍性，那么我们还可以看看史籍中，对北朝时期盛行的女子骑马风气的其他记载。《南齐书》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40-451）时，太后出行有女性侍从，穿铠甲、骑马跟随在车辇左右。

《魏书●杨大眼转传》记载，北魏孝文帝、宣武帝时有名将杨大眼，其妻潘氏善于骑射，曾跟随杨大眼出征，并穿戎装参加攻陈游猎。潘氏常与杨大眼一同巡视战场，再并驾回营，至中军帐一同坐下，与军中幕僚谈笑自若。杨大眼曾指着潘氏对诸将说：“这位乃是潘将军！”杨潘氏这纵横军旅、精擅骑射的形象，实在是巾帼不让须眉。

更有北朝民歌《木兰辞》中家喻户晓的花木兰形象：“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这虽是一个文学故事，但木兰替父从军的情节应当脱俗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女子的日常生活虽是“木兰当户织”，但当边关站起，女儿家也自有平日里练就的骑射本领，可以替父出征，可见当时社会中女子的尚武、善骑的风尚。一向形容男子的“胡服骑射”，似乎也成为当时一些女性的生活方式。

由隋入唐以后，虽然国家统一、战事渐歇，但骑马之风却仍很盛，《旧唐书●舆服志》记载男性官员们也不喜乘车，而爱骑马。“在于他事 ，无复乘车，贵贱所行，通鞍马而已”。至于女子骑马的风俗，自然也被承继下来并发扬光大。特别是在初唐和盛唐时，女子的日程休闲娱乐活动空前繁盛，甚至包括了一些运动量大、竞争场面也很激烈的运动项目，比如蹴鞠、马球、射箭、游猎等。

仅以马球而言，这项运动起源于波斯，唐代一经传入中国就成为备受喜爱的运动。唐代的皇帝们几乎人人都爱“击鞠”，唐玄宗在中宗朝为临淄王时，曾率“大唐马球队”击败了挑战的“突厥使臣队”，为大唐争得了体面；唐僖宗更是自诩球技天下第一：“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女子要打马球，前提条件自然是会骑马，张籍在《寒食内宴二首》诗中就有“廊下御厨分冷食，殿前香骑逐飞球”之句，描写了宫女在寒食节进行马球比赛的场景。

参加射猎活动更是需要有精湛的骑术，杜甫《哀江头》诗曰：“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描写了宫眷跟随皇帝在禁苑中狩猎，英姿勃发、骑射惊人的形象。还有李白的《幽州胡马客歌》：“妇女马上笑，颜如赪玉盘。翻飞射鸟兽，花月醉雕鞍。”寥寥数笔，勾画出一幅女子骑射的动人场景。

除了诗歌典籍，考古发现的大量唐代女骑马俑也是当时女性骑马风尚的图像证据。根据已发掘的墓葬，唐高祖李渊堂弟李寿墓是出土有女骑马俑的年代最早的唐墓。李寿死于唐太宗贞元四年，也就是说，唐墓中以女骑马俑陪葬最迟开始于贞观初年。

此后，高宗李治、武周年间的墓葬都有发现随葬的女骑马俑，这些墓的墓主人既有女性主公，也有男性显贵。初唐的这种风俗一直延续到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开元十二年下葬的金乡县主墓是出土有女骑马俑的年代最晚的唐代墓葬之一，在之后已发掘的唐代墓葬中，如中唐时期德宗爱女唐安公主的墓葬等，就再没有发现过女骑马俑或女性骑马的相关图像了。

出行装：羃篱、帷帽与胡帽

从南北朝至盛唐，由于女性骑马之风的盛行，也带来了女性出行着装的变化。因为一般而言，人们穿什么样的衣服，除了反映了穿衣者的喜好，也是由穿衣者的生活方式、日常活动决定的。比如在今天的都市里，同样是在冬日，室内有暖气、出门就坐车的女性往往会穿略微轻薄的外套，甚至也可以穿裙子、单鞋；而生活在低温的室内，或需要长时间户外活动的女性，自然会穿一些厚实御寒的衣物。

同理而言，古代一位乘坐有封闭车厢的牛车、马车出行的女子，衣着因为不会在外人面前显露出来，穿什么出行就是一件比较私密的事情；而骑马出行的女子，身姿、服饰都展露在路人眼中，她的衣着就要考虑在观者眼中是否得宜，以及所穿衣着在骑马时是否足够便利。于是乎，为了配合马上骑游，骑马妇人的服饰自然也不会停留在上襦下裙的形制上，因为穿裙骑马终究不太方便，女子的骑马装定会随着风尚做出适应性的改变。

• 羃篱

依照传统女性的性别限制和活动空间，愈是身份尊贵的女性，愈是被限制在家宅的范围之内。如果要去日常生活空间之外，则如《礼记●内则》所说：“女子出门必拥其面”，最好坐在车舆之中，以轿厢四壁为遮挡，使外人见不到身姿容貌。但当女子骑马时，鞍马之上是没有障蔽的，骑马者的身体自然会被展露无遗。那么这种时候，女子该如何不失礼数呢？

《旧唐书●舆服志》记载：“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着羃篱。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这种起到障蔽姿容功能的“羃篱”，本是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使用的遮挡风沙的东西，男女均可使用。羃篱多用藤条或者毛毡做成帽子骨架，裱糊缯帛，有的为了防雨还会涂上桐油，然后将黑纱罗缀在帽檐四周，使用的时候垂下来就可以障蔽面部和身体。就像现在还有人在沙尘天气里，用大幅纱巾将自己的头脸裹起来一样，目的并非为了美观，而是很实用的防风沙方法。

羃篱传入中原的时间并不是唐代，而是更早的时候。前面说《旧唐书●舆服志》称使用羃篱的传统是“依齐、隋旧制”，而《大唐新语》中也有类似的一段话，只不过说戴羃篱是“依周礼旧仪”。总而言之，大约在南北朝时，进入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将羃篱这种东西从西北地区带到了中原。但它传入中原以后，很快被既要骑马又要找点东西遮挡身姿的女性借用，成为女子出游时，用来遮蔽姿容避免被路人窥视的独特服饰。

《北史》记载：“（秦王）俊有巧思，每亲运斤斧，工巧之气，饰以珠玉。为妃作七宝羃篱，重不可戴，以马负之而行。” 秦孝王杨俊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三子，隋炀帝杨广的同母弟弟，成年后因奢靡逾制，被杨坚免去官职赶回王府。《北史》中记载杨俊亲制的“七宝羃篱”，就是将大量的珠玉珍宝缀在羃篱上作为装饰，以致羃篱的重量大增，根本无法佩戴，只能用马驮着出行。

这种只为了炫宝而本末倒置的做法，倒是证明了史书对其尚奢的评价。不过这件事情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当时羃篱已是贵族女性的常用之物，所以值得对它大加装饰，以衬托高贵的身份地位。到了唐代，本是男女通用的羃篱已经变成了女性专用，男子不再佩戴羃篱，而且羃篱与遮挡风沙的最初作用也没有什么关系了。

• 帷帽

然而羃篱流行了一段时间以后，逐渐被唐代的贵妇们抛弃不用，障蔽容颜的功用被一种叫做“帷帽”的新物品代替了。唐宪宗时刘肃所撰的《大唐新语》记载：“武德（即高祖）、贞观（即太宗）之代，宫人骑马者依周礼旧仪，多着羃篱，全身障蔽，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施裙到颈，渐为浅露。显庆中诏曰：‘百官家口，咸厕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无全障蔽？比来多用帷帽，遂弃羃罗，曾不乘车，只坐檐子，过于轻率，深失礼容。自今以后，勿使如此’。神龙之末，羃罗始绝。”这条记载中包含了好几层意思，信息量比较大。

首先是说唐高祖、太宗时，大部分宫廷女性骑马时都会穿羃篱，这是定制。第二是说唐高宗永徽年间开始，骑马女性改用帷帽，帽檐所缀的皂纱较羃篱要短，不再是障蔽全身，而只垂到颈部遮蔽面容，身姿是显露在外的。第三是说高宗皇帝李治对这种变化很有意见，认为帷帽出行的官宦女子举止轻浮，有失身份，并在显庆年间特别颁布诏令，想要禁绝帷帽。

但高宗的诏令颁布后，根本无人遵从，喜爱郊游、马球、骑猎等户外运动的唐代上层女性们，用实际行动表达了他们对不便于活动、不利于展现女性没的羃篱的摒弃，于是在武周神龙年间以后，羃篱就渐渐绝迹了。

以上两件骑马女佣所戴的巾帽都被定名为羃篱，但形制与史籍中记载的不同，并没有障蔽全身，皂纱仅包裹了头发和颈部，面部和身体都显露在外，很有可能是从唐初羃篱，到高宗朝流行起来的帷帽之间的过渡样式。

取羃篱而代之的帷帽又称席帽，是一种高顶的笠帽，在帽檐四周缀一圈网状面纱，被称为“垂裙”，长度至颈部。这原本也是西域地区流行的帽式，同在南北朝时期传入了中原。《隋书●礼仪志》记载在南朝宋、齐之际，私宴的时候皇帝会戴一种白色高帽，官员戴浅黑色的，但样式并不固定，有的有卷边，有的有“下裙”；北周则流行戴一种“突骑帽”，很像唐代所说的胡帽，有“垂裙缚带”。这则史籍记录的内容，虽然没有见到佐证的图像资料，但其中所记的“下裙”“垂裙”，正是帷帽的形制，可知这种有垂纱的帽子原本也是男子佩戴的，后来到唐代流行起来，并被女子借用为羃篱的替代品。

唐人王叡《灸毂子》中明确说：“席帽本羌服，以羊毛为之，秦汉鞔以故席。女子亦戴之，四缘垂网子，饰以珠翠，谓之席帽。炀帝幸江都，御紫云楼观市，欲见女子姿容，诏令去网子。”

• 胡帽

到了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流行的女子出行帽式又发生了变化，“胡帽”成为继帷帽之后，有一种女性骑马时喜爱佩戴的帽子。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记述：“开元初，宫人马上着胡帽，靓装露面，士庶咸效之。至天宝年中，士人之妻，着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体也。”

因为胡是唐代对西北地区安、曹、史、米、康等国少数民族的统称，所以“胡帽”也并非只有一种固定的样子，而是一种泛称，泛指欧亚大陆上北方少数民族喜爱佩戴的各式帽子。就胡帽所包含的具体帽式而言，大致有浑脱帽、卷檐帽、尖顶帽三个类型。

这些带有浓郁西域民族特色的帽子，在胡商的带动下，与胡乐、胡舞、胡妆一同传入中原。这些胡帽的中原“爱好者”一开始是男性，史载唐初赵国公长孙无忌就喜爱戴浑脱帽,“以乌羊毛为浑脱毡帽，人多效之，谓之‘赵公浑脱’”。

至于女性所戴的胡帽，最初是作为西域舞蹈服装的一部分，由来自西域的舞女穿戴着，展示在中原人面前。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有诗云，“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氎胡衫双袖小”；李端《胡腾儿》诗云，“扬眉动目踏花，红汗交流珠帽偏”；张祜《观杨瑷柘枝》诗云，“促叠蛮鼍引柘枝，卷檐虚帽带交垂”；白居易《柘枝妓》诗云，“带垂钿胯花腰重,帽转金铃雪面回”。

胡腾舞和柘枝舞是唐代特别流行的两种西域舞蹈，从这些诗人们描写舞者身姿的诗句中可以看到，舞者所戴的胡帽有尖顶帽和卷檐帽，为了配合舞蹈效果还装饰有珠翠、金玲等物，舞动起来既有动感又有声响，慢慢的异域风情，煞是好看。这些胡帽因其俊俏别致、轻巧利落而被士庶女性熟悉和喜爱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原女性也开始佩戴，逐渐发展一种流行风尚。

不过女子佩戴胡帽的潮流也没有持续太长时间，至天宝年间安史之乱发生，胡汉矛盾激化之后，社会风气又遽然一变，胡帽这类与胡俗有关的服饰，一下子从“时尚”变成了“胡妖”，在唐代社会中被摒弃不用了。

再以《新唐书●车服志》中的记载为例，来回顾一下初唐以来女子出行帽饰的变化过程；“初妇人施羃篱以蔽身，永徽中始用帷帽，施裙及颈……武后时帷帽益盛，中宗后乃无复羃篱矣。宫人从驾，皆胡帽乘马，海内效之。至露髻驰骋，而帷帽亦废……”

唐代诗人李华在天宝年间作《与外孙崔氏二孩书》，其中也讲述在开元、天宝年间，市集上帽子店里所卖的帽子款式帷帽少，貂帽多，正可以佐证宫廷女子风尚改变的同时，民间女子出行时的遮蔽也日益减少，如貂帽之类的胡族帽样一度在长安非常流行。

但安史之乱开始后，羃篱、帷帽、貂帽之类的胡族帽样都不见了踪迹，如果再有人戴帷帽、羃篱走在街上，甚至会引得路人向其投掷瓦片、石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