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研究】多重话语冲突下的跨国危机传播——以三起周边领事危机事件为例

彭修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载于《现代传播》2020年第6期

【摘要】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社会”正在对国际政治与国际传播产生深刻影响，推动跨国危机中话语冲突的产生。本文以2010年马尼拉香港人质事件、2014年马航MH370失联、2018年泰国普吉岛沉船三起周边国家的领事危机为案例，基于话语分析的方法讨论三起危机事件中利益攸关方的媒体与公众的话语冲突，并结合危机的社会语境分析新媒体环境下跨国危机舆情的特征。研究认为中国、周边国家和西方国家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呈现出“互文”为特征的话语冲突，话语基于其背后的利益基础、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底色，不断转移焦点，企图在整个舆论场域争取更大的权力，也因而造成了话语不断地再生产和意义变形，使得当前跨国危机中的舆论呈现出“复调”传播的特征。

【关键词】跨国危机、互文、复调传播、话语分析

一、研究背景

在全球化逐渐走向深入的背景下，贝克所描述的“风险社会”正在从一个局部现象逐渐扩张成为全球现象，跨国的全球性风险和危机正在主导当前的国际政治。在新媒体环境下，任何危机一旦形成，即进入了一个超越国界的传播环境中[1]。特别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危机事件造成的影响不再受到国界疆域的限制，而是借助于移动媒体迅速传遍全球，跨国界、跨地域、跨文化的“蝴蝶效应”愈发凸显[2]。

在新媒体语境下，涉华领事危机传播一旦爆发，便迅速呈现出跨区域化、政治化、情感化的特征。危机本身意味着“共同话语的打破”[3]，新媒体时代的危机传播是一个多音齐鸣、众声喧哗的“话语场”[4]，危机传播过程就是一个重构话语共同体的过程。而在跨国危机传播中则呈现多元话语空间互动的态势，包括官方和民间的话语互动、国内与国外的话语互动、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的话语互动、域内与域外国家的话语互动，从而形成了多重话语空间。对于跨国危机中的多重话语互动进行分析，是理解当前中国国际传播和公共外交的重要途径。

二、文献综述

在全球化和媒介化的背景下，危机传播开始日益关注媒体和公众话语在危机生成和塑造中的作用。学者弗兰德森和约翰森提出“修辞话语场理论”，旨在通过在宏观角度上运用“复合声部法”，并将危机前、危机中和危机后三个阶段中的各“利益攸关方”纳入研究范畴，考察其中多种行为者、背景和话语之间相互联系。修辞话语场理论以“共同体话语被打破”定义危机内涵，从“多重声音”视角切入，详尽描述多元语境中危机话语场内形成的多声部复调现象，为危机传播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5]。

所谓“复调性”，源自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他认为内容生产者、文本和受众应当具有各自的主体性，并以这种多主体取代“主体-他者”的二元对立，以实现一种“复调”的表达[6]。所谓“复调”，指的是某一场域中的表达者都具有平等的关系和主体性的声音，实现“复调”的核心即承认对话性在传播中的核心地位[7]。有学者从多元语境中的话语场角度结合“修辞话语场理论”对危机传播进行了新的诠释，指出危机传播不再是传统的以组织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线性传播，而被认为是多元危机主体、复杂情境和多重话语相互联系的动态传播过程[8]。因此，这种多元危机主体和多重话语相混合的情境，为国际传播中“复调”的状态提供了可能。

在理解多重话语并存的情境中，话语分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费尔克劳夫提出了“明确的互文性”和“建构的话语性”（或称作“互为话语性”）概念，以解释多重话语之间的互动。“明确的互文性”是指特定的其他文本被明确地吸收到一个文本之中，“互为话语性”是一个话语类型如何通过话语秩序要素的结合而被建构起来的问题。费尔克劳夫并提出了“水平互文”和“垂直互文”的概念[9]。“水平互文”偏重现实纬度，是空间概念，从共时的角度分析跨越空间的不同文本间的相互影响。“垂直互文”则偏重历史维度，从历时的角度抽理出跨越时间的文本间的相互影响。话语“互文”意味着话语的对立与统一，对立即为话语冲突，而统一则是寻求话语共识。在传播学研究中，近年来学界尝试借助“互文”这一概念对国际传播、网络舆情的生成与扩散、新闻话语建构等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10]。

从目前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对于国内危机传播研究相对多，对跨国危机传播研究相对少，特别是对于发生在境外的涉华危机传播研究有限。因此，本文将结合“修辞话语场”理论，利用话语分析方法对发生在我周边地区的代表性涉华危机事件舆情进行系统研究。进而讨论在中国日益融入到全球传播进程的背景下，中国的媒体和政府应当如何应对跨国危机实践中的多重话语冲突，更好引导舆论和周边国家民众对中国的情感认知，重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话语共同体。

三、研究设计

本文以近十年内发生在周边国家的三起有重要影响的跨国领事危机事件媒体报道为案例进行研究，分别是2010年马尼拉香港人质事件、2014年马航MH370失联事件、2018年泰国普吉岛沉船事件。研究以Lexisnexis Academic的新闻文本数据库为新闻报道样本来源，以微博和Twitter平台的数据为社交媒体样本来演，，提取每起事件中相关国家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情况进行分析。中国媒体主要选取人民网（《人民日报》）和新华网、菲律宾选取主流媒体《菲律宾星报》、马来西亚选取《新海峡时报》、泰国选取《曼谷邮报》，西方媒体主要选取《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社交媒体数据来源于网察大数据分析平台（TRS NetInsight），遵循“关键词命中标题或正文”的原则，对微博、Twitter平台上的相关信息进行采集。通过选取以上的文本来源，充分兼顾了各国主流媒体背后的主流话语，以及社交媒体所反映的公众及其背后的民间话语，能够较为全面的涉及到中国、周边国家和西方国家对于以上三个危机事件的话语形态。

在研究方法的层面，本文选取的三起危机事件涉华重大舆情基本上属于跨国公共危机的范畴。本文则意在结合修辞取向和批判取向，对涉华跨国舆论危机进行话语分析，并解释危机背后的社会实践和深层因素。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拟采用以费尔克拉夫为代表的批判话语分析法（CDA）。费尔克拉夫的文本分析、话语实践、社会实践三个维度的批判话语分析则已成为新闻与传播研究的一个主要理论视角和方法论。文本偏向语言学，话语分析即文本的生产、流转与消费，社会实践则是解释话语实践的基础[11]。

考虑到本文是基于大量文本上的研究，因此分析主要侧重从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两个维度分析研究这三起领事危机传播。当然，话语实践本身也会涉及到重要文本的分析。鉴于三起事件涉及多重话语空间互动，话语实践部分侧重从话语冲突的角度来分析研究跨国危机中，中国媒体与周边国家媒体和西方媒体以及社交媒体上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话语互动与冲突。研究以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的数据为样本，选择其中具有影响力的话语（主流媒体的头条新闻或社交媒体的高点赞内容）作为文本和观点举例分析，讨论三起危机事件中的话语冲突。社会实践部分主要从社会文化、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角度探究三起事件背后的深层次背景和原因。相关互动关系如图1所示。

图1：话语分析的逻辑结构

四、话语实践：危机舆情中的话语冲突

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发展进程中，三起危机事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由于三起事件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或失踪，从而引发中国媒体、事发所在国媒体以及西方媒体的广泛报道。随着处置进程推进，三起危机事件中负面舆情主导危机传播进程，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双边关系都造成了显著的影响。从传播的角度来看，三起事件均有多层次的“利益攸关方”，包括主权国家、不同属性的媒体以及公众和网民等。从媒体角度来看，则涉及中国媒体、周边国家媒体、西方媒体和社交媒体用户等多个话语主体。研究发现，不同的话语主体之间存在明显的话语冲突，对危机舆情产生显著影响。结合“修辞话语场理论”，不同媒介之间的话语冲突从语境（context）和文本（text）方面均有体现。

1.语境冲突：媒介体制的冲突与全球传播的失衡

从宏观的层面来看，中国、东南亚国家和西方国家在媒介体制上的明显差异使得新闻媒体在报道跨国危机的过程中不可能处于能够对话的同一话语空间内。由于社会制度差异，中国官方媒体与三国主流媒体话语体系差别较大。中国媒体强调“党管媒体”和“喉舌作用”，主流媒体以党媒党刊为主，在报道风格上强调权威性和严肃性，具有较高的伦理标准和严肃媒体的报道风格；周边国家主流媒体以商业媒体为主，兼具党派和政治立场，一方面以获取利益为核心价值，另一方面在报道中会一定程度上表露其政治倾向。这就使得周边国家媒体在话语风格和伦理标准上与中国的主流媒体存在明显差异，同时双方在危机中更有可能站在本国立场上，以民族主义情绪主导的方式进行报道，也会影响双方建构话语共同体的可能性。

而在更为广阔的全球传播层面，“西强东弱”的大背景下中国国际话语权掌控格局严重失衡。特别是在周边地区，西方主流媒体具有较强的影响力，能够对当地的媒体议程和民众认知产生直接的影响。随着中国影响力提升，周边涉华危机事件在引发国际舆论关注的同时，也容易蒙上浓厚的政治意涵。中国如何应对发生在周边国家的危机事件都成为西方媒体关注、分析的一手素材。一些西方媒体甚至刻意将事件朝向政治化引导，挑动民众情绪。这就使得中国媒体在这一地区处于失语状态，无法将中国的立场与关切通过媒体实现有效传递。

从媒体形态的角度来看，三起危机事件发生于社交媒体兴起的大背景下。社交媒体的兴起和发展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与行为，传统的“传者”与“受者”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尤其是在危机传播领域，社交媒体凭借其即时性、交互性、广泛性、裂变式传播等特征，从根本上改变了危机传播的面貌与格局。危机传播越来越呈现社交化和情感化的特征[12]。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三起危机事件中交织着“中国-西方”、“党媒-商业媒体”、“全球-本土”等多层次，多维度的语境，这就使得此类危机存在着不同话语、不同价值在同一空间内对话、博弈和冲突的可能。在探寻语境的冲突外，研究需要进一步对不同话语主题的文本进行讨论和分析。

2.文本冲突：立场与价值的话语博弈

由于中国、东南亚国家和西方国家在媒体制度、意识形态等层面所存在的语境差异，导致各国的主流媒体的报道在文本层面存在着明显的立场和话语博弈。人民日报（人民网）等官方媒体信源主要来自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为代表的官方话语。因此在报道中保留了大量的政治性、政策性的外交辞令，如“督促”“关切”“交涉”“要求”等。周边国家媒体更为关注事件本身的新闻点，如具有刺激性的现场、当事人的讲述、冲突场面的直播等。这些报道集中在感情色彩和个人维度上，多为“同情”“遗憾”“伤感”等民间和个人维度词汇。《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则更多试图将这一事件“政治化”，在报道中凸显中国和周边国家在外交、政治等议题上所存在的冲突，并且力图将具有随机性的偶发事件纳入到政治化的“中国威胁论”框架中。表1汇总了各国主流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主题。

由此可见，面对这三起危机事件，中国主流媒体、西方主流媒体和东南亚国家主流媒体在报道中以“互文”的形式共同编织了关于事件的冲突性定义。例如在香港人质事件中，人民网引述菲律宾《马尼拉今日旗帜报》2010年11月5日的报道，试图表明中国和菲律宾都在试图淡化这一事件对于双边关系，特别是普通民众之间的友好关系的影响：

They did not ask Aquino III to apologize on behalf of the Philippine people, who did nothing wrong, but to apologize as a government leader for the misdeeds of government officials（香港当局及受害者亲属没有要求阿基诺三世代表菲律宾民众道歉，因为菲律宾民众什么也没有做错，而是要求他作为政府领导人为政府官员的失误行为致歉）

但与此同时，菲律宾的《菲律宾星报》在一篇名为《中国要求菲律宾高度重视香港人质事件》的报道中，在其标题中特别用双引号突出的“high”（高度），来体现中国政府的不满和强势，并在报道中突出了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所使用的“urge”（要求）、“consistent and clear.”（暗示中方立场清晰透明）等词语，试图强调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居高临下的迫切立场和强势地位。

西方媒体作为事件的“局外人”，对于三起危机事件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但《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却着重将“中国威胁论”植入到了报道中。在《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中引用了新华社对中国海军参与搜救的报道，但对于中国海军参与搜救的解释则是：

The search and rescue also brought China into sudden close contact with regional competitors, who were uneasy about the rapid expansion of China's military power and about China's intention to project power in a wider region（搜救也同样让中国突然间与地区竞争者来了一次亲密接触，这些竞争者对中国军力的快速扩展感到不安，也对中国意欲在更广的地区投射力量感到不安）

同时，西方媒体之间也存在一定“水平互文”联系来共同印证彼此立场。《华尔街日报》在《航班搜寻暴露中国式危机管理》一文中引述上文《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在失联客机搜索初期，中国曾提供错误卫星图像”的言论，并且在副标题中强调“中国不愿意和其他国家合作”。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search for the lost airliner, China provided false satellite images. Instead of notifying nearby search ships and aircraft, China`s centralized command structure unnecessarily delayed the delivery of information. （在搜寻失事客机的初期，中国提供了虚假的卫星图像。中国的中央指挥机构没有通知附近的搜救船和飞机，反而毫无必要地推迟了信息的传递）

这种重复引述、自主解读进一步深化了受众眼中中国强势、混乱、傲慢的刻板印象。西方媒体和中国媒体与周边国家主流媒体的“互文”，强化了中国是东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威胁的形象。通过对于媒体报道的文本分析。可以看出这种互文是如何影响到了不同国家的媒体对事件的建构。中国媒体报道中尽量避免政治化，强调双边关系友好的主基调；西方媒体则倾向于选择报道中国官方的部分强硬表态、中国受害者家属的部分过激言行、中国网民部分过激言论等片面素材来影射中方地区霸权主义，刻意引导公众和舆论从政治化和情感化的角度来审视危机事件及其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周边国家媒体的框架则与西方媒体相对接近，主要目的是捍卫本国的利益。

由于危机事件在媒体中的建构，主流媒体的报道引发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关于三起危机事件大量的讨论。从主流媒体报道和社交媒体讨论的关系中，同样可以看出话语之间的互文性。随着事态发展，中国与三国社交媒体平台上出现大量不满情绪甚至极端言论蔓延，进一步引发网民间话语的严重对立和冲突，民族主义情绪也被煽动起来（如表格2）。在腾讯网为马航事件所做的专题在线调查中，高达87%的中国网友表示相信马航事件是个阴谋。泰国副总理巴逸”中国人害中国人“言论引发中国网民广泛谴责。

从表2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中国的微博上，网民对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政府进行了具有情绪性的攻击，并且部分言论还将攻击的对象延伸到了普通民众。与之相照应的是，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的网民在推特上相关议题的讨论中，则将中国视为以大欺小或者强势无理的霸权。双方在情绪上的激化和冲突，与各国主流媒体之间的报道框架非常相似，体现出了新闻报道对于公众认知和讨论危机事件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五、社会实践：话语冲突背后的社会因素

在话语的层面，主流媒体报道和社交媒体讨论层面呈现出了激烈的冲突。媒体是在反映客观世界，媒体报道的话语冲突某种意义上也是危机中各行为主体和“利益攸关方”的话语冲突。根据批判话语分析观点，所有的话语实践的形式无一不是社会地、历史地重构，是各种意识形态和利益的重新编码[13]。多重话语冲突下，本文所研究的三起危机事件均呈现出跨区域化、政治化和情感化的特点。

1.全球化背景下快速崛起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双重调适”

面对快速崛起的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等周边国家普遍心态复杂，一方面希望搭乘中国发展快车，另一方面则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在涉华议题上较为敏感。这种复杂的对华情绪与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相碰撞，使得危机事件往往被“情感化”，引发民众情绪对立，甚至酿成政治风波。

从长期看，“危机历史”不断重复，负面情感累积，相关国家对华民意基础也有可能因此受到冲击。“危机历史”这一概念由库姆斯在情境式危机传播理论中首次引入，意指如果某次危机处理不得当，那么这一负面的“危机历史”便会在新的危机到来时给政府部门或企业带来更大的挑战[14]。周边国家大多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对华认知脆弱，双边关系中的偶发危机事件形成的“危机历史”和引起的负面情绪，可能逐步沉淀为负面集体记忆，当这种情感记忆被一个新的危机事件所唤起时，会进一步形成“怨恨式解释”[15]。这三起事件的“危机历史”，在随后的时间里不定期被三国媒体在报道中以“垂直互文”形式提及，唤起了负面集体记忆，加剧了三国民众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偏见。

“危机历史”积累形成所谓“蝴蝶效应”，改变了菲律宾政府对华决策，最终推动阿基诺发起南海仲裁案。“危机历史”所形成的“刻板印象”也严重影响了菲律宾民众对华情感认知。而马航MH370事件也成为中马关系中经常被回顾的“危机历史”。2014年事发后，前总理马哈蒂尔对中方强烈的声讨舆论表达出了不满情绪；而在2018年马哈蒂尔访华期间回应马航MH370事件时表示，“希望大家不要因这件事怪罪马来西亚”。这一表态也反映出，至少在马哈蒂尔眼中，马航MH370事件始终是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进而影响双边关系的重要议题，这种危机历史则可能成为两国关系中长期存在的潜在危机。

2.西方媒体固有的地缘政治目的和意识形态偏见

西方媒体所奉行的“客观性”标准，也是受某种意识形态影响的话语建构。不同的意识形态势必导致即使是对同一事件也会出现不同的报道视角，即不同的话语现实。也就是说，同一个世界，不同的表达[16]。就三国而言，西方媒体均实现较高覆盖率，也是三国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建构的主要信源。三起危机事件中西方媒体看似中立客观和所谓“新闻专业主义”的背后，存在着对于中国危机应对的偏见。这种偏见一方面来源于意识形态带来的“无意识”偏见，另一方面来源于西方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目的“有意识”塑造。分析来看，三起事件中，西方媒体刻意建构了一个“以大欺小”、“恃强凌弱”、“强势霸道”的中国形象框架，渲染中国威胁，塑造意识形态对立。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关系中最敏感的南海问题，经常被西方媒体利用，作为“中国威胁论”的注脚搭建报道框架。西方媒体在报道有关危机事件时基本上都会增加一段关于双边关系背景介绍，其中“南海争议”时常被引用，潜移默化地表达政治倾向，进而操控三国民众的理解和感受。西方媒体还利用话语优势、强大的跨国议题设置能力和平台优势，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跨国危机中形成具有偏见性的框架。在菲律宾香港人质事件中“植入”“南海问题”和“一国两制”话题，在马航MH370事件中植入“中国民族主义情绪”议题等，借机将危机事件政治化和情绪化。这些都会导致中国在与周边国家对话的过程中陷入到从话语到意识形态的冲突中。

3.中国与周边国家治国理政理念和能力的差异

中国快速发展的危机传播与危机管理能力与周边国家危机处置能力薄弱形成鲜明对比，致使国内民众对于周边国家在危机处置上的期待与现实的混乱形成明显落差，引发了民众在社交媒体上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三起事件中，中国国内的社交媒体舆论都针对当事国政府处置方式和能力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不满”和“愤怒”。这种情绪既基于社交媒体传播危机舆情现象本身的情绪化特征，也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对国内危机处置高水平高期待的“惯性思维”和对周边国家社会治理水平实际低下情况的“模糊认知”，这种“认知错位”加剧了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

随着事态发展，三国网民越来越对中国的强势态度和中国网民的激烈言论感到不满，双方的“认知冲突”导致民族主义情绪在社交媒体上积聚。民粹化表达与情感动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情感动员的策略使用强化了各国网民相互之间的反感情绪，污名化、谣言构建、后果渲染等叙事方式激发了周边国家网民相互之间的情感共鸣，严重影响周边国家民众对华情感认知。目前中国相关政府部门和主流媒体在跨国危机舆情的策略性应对和话语建构中存在着与国际社会主流语境脱节的短板，无法实现国家叙事与国际关系的“互文”，可能会在未来的跨国危机舆情中再次引发类似的舆论问题和对华负面舆情激增的问题。

六、结语与思考

本文结合“修辞话语场理论”和批判话语分析方法对发生在我周边国家的三起重大涉华领事危机事件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显示，围绕发生在我周边国家的领事危机事件，中国媒体与三国媒体、西方媒体以及社交媒体上中国与海外民众等不同的话语主体之间呈现显著的话语冲突，导致严重负面舆情。冲突本身是不同话语之间的相互映射和相互碰撞，在这样的文本“互文”生成机制中，话语基于其背后的利益基础、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底色，不断转移焦点，企图在整个舆论场域争取更大的权力，也因而造成了话语不断地再生产和意义变形。综而言之，涉华跨国危机事件的舆论场呈现出突出的“复调性”。

复调传播是当前国际传播值得关注的问题。随着社交媒体和传播技术的发展，国际传播也日益进入到一个“媒介化”（mediatization）的阶段。除了跨国媒体之外，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都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参与到跨国的信息生产与流动中。主流媒体对议题的建构会显著地影响到社交媒体受众的感知，并引发受众在社交媒体上的讨论。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下，不同的声音对于传播主体性的争夺，必然会引发国际传播中复调传播的出现。

对于中国而言，需要充分理解和利用这一趋势，一方面意识到国际传播中可能存在的多层次多维度的话语冲突，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以不同的话语形态应对不同的冲突，多维度、多渠道传递中国的声音。统筹危机传播与公共外交，兼顾对内和对外需要，既回应民众的“理性诉求”，也重视“感性诉求”，加大情感引导力度。同时加强跨国危机话语体系建设，并充分考虑域外因素特别是美西方因素影响，精准传播，寻求“最大公约数”，在危机传播过程中重构“话语共同体”。同时，注意提升对话的平等性和互动性，增强有效沟通，前置媒介议程，着力化解针对中国的“刻板印象”。

注释：

[1] 周庆安：《新媒体境下危机对外传播的困境与策略》，《对外传播》，2014年第6期，第10页。

[2] 史安斌、孟冬雪：《跨国化社交化情感化：危机传播研究的新视域》，《全球传媒学刊》，2015年第２卷第３期，第41页。

[3] Duncan Koerber. Crisis Communication Response and Political Communities: The Unusual Case of Toronto Mayor Rob Ford.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39, 2014. pp. 314.

[4] 史安斌：《危机传播研究的“西方范式”及其在中国语境下的“本土化”问题》，《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6期，第25页。

[5] Frandsen F. ＆ Johansen W． Crisis Communication，Complexity，and the Cartoon Affair: A Case Study，in The Handbook of Crisis Communication，ed. Coombs W. T.，Holladay. S. J. U. K. : Wiley-Blackwell. 2010. pp. 425－445．

[6] 张小娅：《对话的重要性：国际传播中的理解与接受》，《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1期，第131页。

[7] 王永祥、潘新宁：《对话性:巴赫金超语言学的理论核心》，《当代修辞学》, 2012年第3期，第45页。

[8] 陈虹、秦静：《多元语境中的话语场：危机传播研究新视野》，《编辑之友》，2019年第2期，第84页。

[9] [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页。

[10] 王昀、陈先红：《迈向全球治理语境的国家叙事:“讲好中国故事”的互文叙事模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7期，第17-32页。

[11] [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66-69页。

[12] 史安斌、孟冬雪：《跨国化社交化情感化：危机传播研究的新视域》，《全球传媒学刊》，2015年第２卷第３期，第42-44页。

[13] 刘立华:《传播学研究的话语分析视野》，《国际新闻界》，2011年第2期，第35页。

[14] W Timothy Coombs，Protecting Organization Reputations During a Crisis: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Situational Crisis Communication Theory，September 2007, Vol. 10, Issue 3, 2007. pp. 170.

[15] 孙静：《群体性事件的情感认知机制分析》，《创新》，2013年第2期，第93页。

[16] 刘立华:《传播学研究的话语分析视野》，《国际新闻界》，2011年第2期，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