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流氓有文化。”郭沫若就是典型例子

郭沫若与鲁迅先生关系并不融洽，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鲁迅先生一生骂人无数，但他骂的人大部分是带有"封建残余"性质，而且基本上以相对客观公正的态度骂人，很少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然而有一个人却是鲁迅先生为了反击对方而不得不骂人，这个人就是郭沫若。

鲁迅先生在1936年的文坛争论中表明了他与郭沫若之间的"笔墨战斗"是为了同一战斗目标而理论，决不是日夜记着个人恩怨，即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对于彼此两人的口角纷争是倾向于主动熄火的，他能够以身作则，不因个人恩怨情仇而影响了文坛风气。

1928年，当时国内的三大文学派别中的创造社和太阳社联手发起革命文学运动，创造社是以郁达夫、成仿吾、郭沫若等人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学派，其中郭沫若还是里面举足轻重的小领袖之一。这场文学运动主旨是"破旧立新"，很不幸地，鲁迅先生成为他们"破旧"的批评对象。

于是郭沫若"化身"杜奎，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残余—批评鲁迅<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一文，暗喻鲁迅先生是"封建余孽"，鲁迅先生看到自己被扣上莫须有的名号，自然主动反击，他先是以郭沫若作品《一只手》来批评主人公在"革命"中只是失去一只手，反映了革命的不彻底和不成功，缺乏一种为真理而敢于牺牲的精神，从而暗讽创造社不够勇敢。

鲁迅先生的原话是：只准备失去一只手，是能够减少战斗的勇往之气的；我想革命者所不惜牺牲的，一定不止这一点。

看到鲁迅对自己的作品"大肆贬低"，郭沫若自然不甘落后，他迅速写了一篇文章《眼中钉》作为回应；而鲁迅先生则见招拆招，把郭沫若所代表的创作社成员比喻为"才子加流氓"。为何鲁迅先生会把郭沫若比喻为"才子加流氓"呢？何为才子？何为流氓？鲁迅先生如此形容郭沫若有错吗？

我们可以从郭沫若生平来看。一个人的成长与成才与他自身所处环境、教育息息相关，根据资料显示，郭沫若出身于四川乐山沙湾小镇，而这个地方在当时的环境下以"盛产"土匪而出名，连郭沫若也自称自己为"天生的流氓痞气"。

当然，单纯以一个人的出生而定义他的性格和终身是非常狭隘的看法，对郭沫若的痞气产生重大影响的是父亲行商经历。从字面上我们便可以了解到，郭沫若的父亲是一个商人，但此商非善商，他的父亲是一个贩卖鸦片的商人，而郭沫若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之下成长，或许多少会受到影响，这使得他在人生道路的处事风格上存在一定的"商贾风气"和"投机主义"。

所幸郭母是一个有着卓越见识的妇人，而且郭母出身不凡，她的父亲是二甲进士，天生的文学基因也由此遗传给郭沫若。父亲希望郭沫若"子承父业"；而母亲则希望他专心读书，父母之间的不同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郭沫若形成多变而矛盾的性格特征。

与鲁迅先生家道中落不同，郭沫若本身是商贾出身，即使他从日本留学回来，但与徐志摩等贵族出身的天之骄子比起来，他认为自己身上的痞气无论怎样也洗刷不掉。而且当时的他有些愤恨、不屈，还有些自恃清高。

根据史料记载，当时郭沫若曾说：我当时实在是有些躁性狂的症候，领着官费养着老婆儿子，实际上不外是一条寄生虫，而偏偏要自比屈原。

从这一番话看来，郭沫若对自身所处环境和遭遇极为不满。当时的他还能够领着官费，说明无论是经济条件还是社会地位都不差，却把自身比喻为寄生虫，反映出郭沫若不想过着碌碌无为的生活，他想有一番作为；或是他怀才不遇，渴望建功立业，恼怒自己得不到世人的欣赏、社会的公平对待。

既然说到郭沫若的生活，这里不得不提一下他的感情历史：郭沫若一生经历过三段婚姻和几次婚外情，所以鲁迅先生批评郭沫若为"流氓"并非毫无道理，无论是处事还是为人，"流氓"这一标签在郭沫若身上是合情合理的。

流氓有文化，秀才就算遇着兵，有理也说不清。作为前辈，早在郭沫若广为人知前，鲁迅先生便名声大振，鲁迅先生在1918年发布白话文《狂人日记》、1920年便到北京大学授课，那时候的郭沫若还未创建创造社。

创造社名声渐渐起来后，郭沫若对于自己发起成立的组织有着深厚的荣誉感，于是在1928年开始对鲁迅进行大肆批评。回到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残余—批评鲁迅<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一文，当时郭沫若是如何评价鲁迅及鲁迅的作品呢？

郭沫若开篇对的叙述是：鲁迅先生的文章我很少拜读，提倡趣味文学的《语丝》更与我无缘，最近友人寄了一本《语丝》给我骂我读了一篇随感录，就是《我的态度气量（器量？）和年纪》。在未读这篇文章以前，我的鲁迅观是：他大约是一位过渡的右翼分子，他对旧的知识已经怀疑，对新的知识又没有把握，所以他的态度是中间的。我读了那篇随想录以后得了三个判断：第一鲁迅先生是一个封建余孽；第二他对新思想还没有确切的把握；第三他根本不了解辩证法的唯物论。

从这里的评价可以看到，郭沫若对于鲁迅的批判是带有比较深厚的主观意识，同时带有片面性和狭隘性，至于批评是否合理、逻辑是否通顺这个超出我的认知范围，在此不过多讨论。但郭沫若对于鲁迅的认知是有前置性的，在还没有看鲁迅《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这篇文章前，郭沫若就认为鲁迅是一个过了时代的人；另外郭沫若说"鲁迅先生的文章我很少拜读"，然而批评鲁迅先生时却"以小见大"，缺乏客观性和全面性。由此可见，单纯从一篇文章和个人见识来给鲁迅冠名"封建余孽"，实在难以让人折服。

而且郭沫若对于鲁迅的批评几乎是判了"死刑"，却又没有罗列合理的论点说明，反而指责鲁迅不了解辩证法的唯物论，这样的观点难以服众。

但晚年的郭沫若却否认自己骂过鲁迅，当时朋友问他是否用过"杜奎"这个笔名，郭沫若只是模糊糊地说他曾经用过杜衡、易坎人这些笔名，不记得有用过杜奎这个名字。而后来的学者认为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在文章《鲁迅为何骂郭沫若》中提到这跟郭沫若源于内心深处的自卑有关。

后来郭沫若在文章《眼中钉》中对鲁迅的反击做了回话，也为自己曾经对鲁迅的批评做了一定的解释，原文是这么说的：他们（创造社）的批评不仅限于鲁迅先生一人，他们批评鲁迅先生也决不是对一个人的攻击，他们批评的是文化的整体，乃至所认为代表着的文化或者某种社会意识。总归成一句话，便是创造社的几个人并不曾将语丝派的几个人当成眼中钉。

从郭沫若这番解释可以看出，他是希望能够和鲁迅握手言欢的，也为自己、为创造社全体对鲁迅的批评做了说明，说明语言中并未带着明显的歉意，这源于郭沫若本身的傲气和不屈。然而他文字中隐含着的歉意和和好的愿望是不可否认的。

抛开两人的个人恩怨纠葛，单从文学成就来讲，两人可圈可点的地方还是挺多的，也曾树立起一代文学风范，都有经典作品流传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