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雄”到“奸雄”，是什么原因促成了曹操的人物形象？

曹操的《龟虽寿》写得很好，非常有豪杰、有英雄气质，其诗云“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在我看来，只有王勃《滕王阁序》中的“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可与其一争高下了。

从“英雄”到“奸雄”，曹操的人物形象演变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时间发展，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诸葛亮人物形象演变”的文章，透过诸葛亮人物演变的原因不难发现曹操的形象之所以趋于负面化，从外在来看充满多种多样的复杂诱因，如政治、如风气、如品格等等。

但其根本原因却在于一直以来争论不休的史学观念“正统论”，究竟该尊刘还是尊曹？而后代史学家或者文人评客选择让谁来继承汉朝大统，也就意味着另一个人物的形象必然将会被脸谱化，时至今日，曹操的“奸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但至少在宋代以前，曹魏政权被视为汉朝大统的继承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曹操的形象已经被崇高化。

自东晋以后，曹操的形象就伴随着刘备逐渐被美化的过程而被污名化，在宋代，由于“靖康之变”导致传统的“正统论”发生了变化，譬如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把蜀国列为正统，而魏国则变成了一个篡夺汉朝大统的贼寇政权，同样还有民间艺术对刘备和诸葛亮的君臣关系的美化，都不同程度推动了曹操的形象演变。

下面我来简单谈谈曹操形象在宋代前后的演变原因。

东晋时期曹操形象发生的变化和社会背景

宋代是曹操、刘备和诸葛亮形象大变的关键时期，传统的史学观念开始受到“靖康之变”以后整个宋朝社会悲观和低迷气氛的影响，刘备和诸葛亮开始作为一种精神寄托的方式走上神坛，而曹操则作为一个欺君篡位的“奸雄”被推倒风口浪尖之上。

但在宋代以前，曹操的形象无疑是受到推崇和赞扬的，《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价曹操说“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可以看到陈寿对于曹操基本上是保持赞赏的态度，而他对刘备的评价则隐隐透露出了“尊刘”的一种个人意愿，“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

尽管同样都是赞美，但陈寿却使用了不同的词汇，之于曹操，他用“人杰”来评价，之于刘备，则掺杂了政治意识，如“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高祖是指刘邦，这自然是在隐喻刘备才是继承汉朝的大统，而在陈寿看来曹操只是一个人杰，但刘备却是一个英雄。

罗贯中的情节“煮酒论英雄”取材于《三国志·先主传》中曹操品论英雄的事情，“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成为了以后把曹操塑造为奸雄，把刘备塑造为英雄的重要历史依据。陈寿尽管把曹操列入本纪，把刘备列为传，但是从他对刘备和曹操的评价中不难看出其所运用的春秋笔法，一句“盖有高祖之风”便足以显示出陈寿的态度。

但由于受制当时“帝魏寇蜀”的政治意识，陈寿也就不便直接说明。不过，不管陈寿是更加偏爱刘备还是维护曹操，毕竟陈寿还是按照传统的史学观奉曹魏为正统，汉献帝禅位于曹魏政权，这是不争的事实，正因如此，形成了“帝魏寇蜀”的政治意识。

这也符合魏晋时期的主流意识，尤其是司马氏夺取曹魏政权以后，把曹魏奉为正统就显得更加迫切，如果司马氏如果不把曹魏奉为正统，那么也就意味着它自己是伪政权，为了自身的正统性，司马氏必须承认曹魏是正统，而它也就成为了继承正统的新兴王朝。

清代学者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三国志书法》中就已指出了这一点，“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

这是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所造成的，在东晋以前，对于曹操的评价都是趋于认可和赞同，而且由于当时的社会背景，甚至还要为曹操的形象多加维护，而这一点在北宋以后让陈寿饱受批评。不过这一切都随着西晋灭亡，“衣冠南渡”后东晋偏安一隅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东晋偏居江左，远离中原，如果这时候再把曹魏奉为正统，那么也就意味着北方的五胡十六国政权才是华夏正统，如此一来，东晋无疑就变成了伪政权。这时候横空出世了一本以蜀汉为正统的史书，即习凿齿所写的《汉晋春秋》。

从书名上我们就能够看出端倪，所谓“汉晋”自然是指晋朝继承的是汉朝国祚，习凿齿直接跳过魏国是想要说明魏国乃是伪政权，由于此时的中原已经落入北方异族手中，那么曹魏政权自然也就得不到承认。而东晋和以前的蜀国所处的形势相同，而且都打着“收复中原”的旗号发动北伐。

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帝魏寇蜀”转变成了“帝蜀寇魏”，《汉晋春秋》直接把蜀国视为正统，而魏国属于篡位政权，晋国才是继承汉朝国祚的王朝，习凿齿在《汉晋春秋》的开头就长篇大论了晋朝继承汉朝的合理性，其用心不可谓良苦，“以晋承汉，功实显然，正名当事，情体亦厌，又何为虚尊不正之魏而亏我道于大通哉。”

但正如《四库总目提要》的评价：

其书（《三国志》）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

可见陈寿尽管有心把蜀国奉为正统，但是碍于当时的社会形势所不容许，而到了习凿齿时，由于社会形势发生剧烈变化，“帝蜀寇魏”就变得十分容易，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连在北方的匈奴人刘渊也宣称要继承汉朝大统，自称汉王，国号为汉（后改为赵，史称汉赵、前赵），并把后主刘禅追尊为孝怀皇帝。

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乃迁于左国城，远人归附者数万——《晋书》

由此可见“衣冠南渡”以后整个社会关于正统所掀起的一场争论，但曹魏政权尽管被视为伪政权，但曹操的形象依旧还是保持着相对正面，尽管自从习凿齿首开批判曹魏政权和曹操的风气以后，导致曹操的形象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

除了肯定曹操在功业上取得的成就，史家文人也开始毫不避讳的揭露曹操欺君罔上、残忍无情的一面，尤其到了南北朝时，裴松之在为《三国志》做注时，大量引用《魏略》、《世说新语》、《曹瞒传》，《异同杂语》等等这些不再受制于“为尊者讳”，而把有关曹操的趣闻轶事都收录其中的私人史书，这些事迹也成为后世贬损曹操的主要依据。

如《世说新语》记载曹操攻打邺城时透露其原委说：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为袁熙妻,甚获宠。曹公之屠邺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将去。”公曰:“今年破贼正为奴。”

譬如又记载有曹操年轻时劣迹斑斑的事迹之抢婚：

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枳棘中，绍不能得动，复大叫云：“偷儿在此！”绍遑迫自掷出，遂以俱免。

这些事情或真或假已经难以考证，但无疑使曹操的形象严重受损，从此背上了一个“好人妻”的标签，而这些对于曹操私生活的揭露，自然是西晋偏居江左以后，由于社会形势发生变化导致曹操高大光辉的一面不再受到推崇，而他的缺陷逐渐被放大，又或者刻意编排以诋毁他，这些情节描写为后世的《三国志平话》、《三国演义》等等话本小说产生了重要影响。

南宋以后曹操的人物形象变化和社会背景

尽管习凿齿为了掩饰西晋丢失中原的尴尬处境，进而创作了《汉晋春秋》试图说明西晋的正统性，但是在正统的官方史书中，曹魏政权一直被视为是继承汉朝国祚的政权。北宋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依然以曹魏为正统，说明曹魏政权的合法性是受到普遍认同的。

曹操的形象之所以会受损是由于两晋时期特殊的社会局势造就的，但历朝历代对于曹操的评价依然还是趋于正面，如李世民评价他说“帝以雄武之姿，常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乎往代”，王勃赞扬他说“振威烈而清中夏，挟天子以令诸侯，信超然之雄杰矣”，司马光也高度评价曹操说“王知人善察，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

这些评价说明，抛却两晋时期那种特殊的社会局势，曹操的人物形象和能力在士大夫阶层以及统治者眼中实际上是相对正面以及值得被肯定的。但犹如诸葛亮的形象在宋代以后也经历了一次巨变，尽管历朝历代对于诸葛亮都把他视为一个忠臣代表，但宋代以后诸葛亮的形象被神化，从一个人被改造为一个能够呼风唤雨的道士形象。

“靖康之变”以后，宋室南迁，历史出现了惊人的巧合，同样和东晋一样偏居江南地区，同样是丧失中原。值得思考的是宋朝继承了后周政权，后周是一个坐拥中原的王朝，宋朝承袭后周国祚，自然就会把同样曾经坐拥中原的曹魏政权视为正统了。

宋真宗年间编修《册府元龟》时就提出观点说“魏文受山阳之禅，都天下之中，谓之正统，得其宜矣。刘先主僻处梁益，孙大帝远据江吴，自窃尊名，靡有神器，诚非共工之匹，然亦异于正统。”

因此也就不难怪司马光为什么会在《资治通鉴》中把曹魏奉为正统，然而到了南宋时，中原已经被金人占据，南宋的史学观念为了迎合社会形势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倘若依旧把曹魏奉为正统，那么也就意味着偏居江南的南宋是伪政权了。

这一点自然让南宋史学家们难以接受，到了朱熹时代，随着程朱理学的兴起，除了把诸葛亮塑造为忠君事主的模范代表，也为了迎合“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观念，以及化解南宋朝廷面临的尴尬处境，曹魏政权的合法性开始受到否定。

在北宋时代，正统论的标准为“合天下于一（即《春秋公羊传》提出的“大一统”思想）”，而到了南宋时由于丧失了中原地区，正统论的标准于是演变为“居天下之正（类似于“尊王攘夷”的血统论）”。

这种史学观念的出现很巧妙的化解了南宋面临的尴尬处境，于是蜀汉、东晋都被南宋视为是正统的王朝，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修正了司马光的正统观，转而把蜀汉视为正统。一方面是为了迎合当时的社会形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迎合“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纲常。

而曹操的人物形象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之下开始迎来巨大变化，作为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且又残忍嗜杀的人，曹操自然逃不掉要建立伦理纲常的朱熹的口诛笔伐，在《资治通鉴纲目》中朱熹仅以“操”来称呼曹操，蔑视之意不言而喻，而称刘备却为“帝”。

可以说由于南宋面临的社会形势以及程朱理学的兴起，都让曹操再度成为批判对象之一，这种批判除了在官方史书中被描述为欺君专权、诡计多端之外，在民间艺术作品中则被以一种更加严厉的笔触加以丑化。

官方的批评否定态度助长了民间丑化曹操的风气，再加上自东晋以来就有《世说新语》、《曹瞒传》、《异同杂语》以及裴注《三国志》的流通，使得曹操的负面形象早已在民间流传开来，而南宋再度掀起的对曹操的批判之风使得宋元之际民间评书兴起“说三分”，曹操此时已经被定义为诡计多端、虚仁假意以及欺君罔上的乱臣贼子的形象。

这些民间戏剧故事对后来元代的《三国志平话》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三国志平话》中甚至已经出现了许多具有志怪情节的描写，如庞统变狗，也有对历史的歪曲和改造，如汉帝斩十常侍等等艺术情节。除了对曹操的奸贼形象大加贬损之外，《三国志平话》还把诸葛亮描摹为一个擅长呼风唤雨的神仙人物。

这些艺术性的描写实质上都显现出南宋“帝蜀寇魏”正统观念形成定局以后，曹操、刘备和诸葛亮各自受到的不同待遇和评判，而《三国演义》的诞生正是建立在这许多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对三国历史的重新编排。

但实际上曹操形象的变化无非就是受到“正统论”的影响，而诸葛亮的形象同样也随着“正统论”的不断变化，逐渐从一个谋臣演变为一个能够呼风唤雨、懂得奇门遁甲的奇人异士形象，它多少反映出民间老百姓那种质朴的是非观，以及为了迎合政治需求做出的改动。

而晚清至民国以来，由于封建制度垮台，对于曹操的形象这才有了较为客观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