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装改汉服”民国旗袍的前世：清代旗女之袍

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梳头，两截穿衣”。一截穿衣和两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可是1920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子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出自张爱玲《更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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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的“旗”字，应当是指清朝“旗人”的意思。可是在清代，旗人不论男女，并不把自己所穿的袍服称为“旗袍”。当时的记述中，对满族女性服装的笼统称呼有“旗装”“旗衣”，具体而言又分“衬衣”和“衣”，都没有“旗袍”这种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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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可考的资料中，“旗袍”一词最早出现在张所著《雪宦绣谱图说》中。这是一本记录当时顶尖的修女沈寿口述的刺绣理论的书，书中介绍刺绣所用的绷子时说：“绷有三，大绷旧用以绣旗袍之边，故谓之边绷。”这大概就是“旗袍”这种服制名称的“首秀”，可是这本书写于民国7年（1918），作者张謇是汉人，口述者沈寿也是汉人，由此看来，“旗袍”这种叫法并非出于旗人自称，而且它的出现以及是民国年间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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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算在民国初年旗袍的称谓产生以后，旗袍的穿着也并不普遍。当时的报纸、刊物上对新兴服饰的记录、讨论有很多，可是在1925年以前的出版物上，很难查到有关旗袍的记述。直到1925年以后，大量关于旗袍的文字资料才涌现出来，说明旗袍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流行起来，之后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女性服装。

那么，旗袍是不是承袭满族女性的旗装改良而来的呢？自民国时代起，人们对此就有针锋相对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旗袍是由清代旗女的袍服直接发展而来的，是清代女袍形制的翻新；另一种观点认为，旗袍是民国初年女子为了寻求女权的解放和男女的平等，效仿男性的长衫而产生的。张爱玲《更衣记》中的记述，所持的就是后一种观点。

而对旗袍传承自清代女性旗装的观点，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民国早期旗袍的形制与清末的满族女服实在是很相似，都是宽身造型，大襟右以盘扣系结，衣长至膝盖上下，下摆两侧开叉，所有衣缘均加镶边，包括衣袖连绣一体的裁剪方式都如出一辙。若说民国旗袍与清代旗女之袍完全无关，实在令人难以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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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在旗女之袍到民国旗袍的演变过程中，随着中国社会的纷扰动荡，也有诸多新思想、新技术、新生活方式影响着旗袍的形制，女性对自身服装的诉求再不是一纸服制可以限定的。

“衬衣”和“氅衣”

衬衣是满族传统服装中穿作内衣的一种袍服，因是内衬的衣服而得名为衬衣。因为满族人无论男女穿外袍开衩，有时开衩高至腋下，如果没有内衣很容易露出身体，显然是不合礼仪的，所以在外袍之下“尚有一件长衣，似便服而非便服，则衬衣是也。凡穿官服之袍，前后均开衩，若内无衬衣则露褪，所以必须内穿此衣”（《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正是因为如此，内搭的衬衣是没有开衩的，要将身体完全遮挡住。清代女子衬衣的基本形制是圆领、大襟、右衽、直身，袖子平直，袖长至手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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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的衬衣用料和装饰风格都比较朴素，以穿着实用为主。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审美观念的转变，衬衣的袖子变的宽大，并开始大幅度地增加装饰性，深得满族女性的喜爱，以至于出现了内衣外穿的局面，将之作为居家穿着的便服。但是衬衣的主要用途毕竟还是内衣，穿到公开场合终归不雅。于是在衬衣的造型基础上稍作改动，另一种穿在衬衣外面的新式旗装——“氅衣”出现了。

衣和衬衣的造型非常相似，也是圆领、大襟、右衽，最显著的不同是衣左右两侧开高衩，并在两边开衩的顶部各有一朵以刺绣花边装饰成的“如意云头”。氅衣的装饰手法比衬衣更加讲究，更加华丽，镶边层次也更多。在民国旗袍出现以后，许多造型特点都可以追溯到衣的形制上，如果给氅衣加上领子、收缩腰身，就很有民国早期旗袍的样子了，所以很多学者认为，氅衣就是民国旗袍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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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女装的满汉融合

清代自入关以来，就秉持着“国俗衣冠，一沿旧制”的冠服理念，并将服饰问题提升到了“立国之经”的高度加以重视。历代皇帝都学习满汉文化，但也对满族人的汉化问题感到忧虑。康熙朝时，康熙皇帝就注意到八旗子弟开始远离骑射，渐趋文弱，而旗女也开始追逐汉装时尚，因此严厉申饬警戒。

乾隆、嘉靖年间因为汉学大盛，满族女性也屡有效仿汉装的现象。乾隆二十四年甚至出现了满族旗女使用汉装妆饰入宫选秀女的事情。旗女不爱旗妆爱汉妆的情况令乾隆皇帝感到忧心，于是颁发上谕：“此次阅选秀女，竟有仿汉人妆饰者，实非满洲风俗。在朕前尚尔如此，其在家，恣意服饰，更不待言。嗣后但当以纯朴为贵，断不可任意妆饰。”（《清俾类钞》）

但是赦令并不能阻止满汉女性对审美的共同追求。乾嘉之后，汉族女服流行“双袖阔来过一尺”的风尚，旗装也受此影响，袍服袖口向着平直宽大的形制转变。到了晚清，民间满汉两族经过长期的杂居共处，彼此的生活习惯已逐渐趋于相同，又逢清末光绪年间满汉通婚大门的开启，更加速了满汉文化融合并汇的脚步。当时民间流传着满汉服装相互学习，“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裁作短衣裳”的说法。

在汉式女装影响着旗装的同时，旗装的独特风格也使汉式女装产生了变化。生活于明清之际的叶梦珠著《阅世编》记载明末女装流行窄袖，“袖初尚小，有仅盈尺者”，清军入关以后强制汉族男性剃发易服，激发了女性以突出自身服饰的汉族特征来表达民族情怀，于是汉女衣袖一时“大至三尺，与男服同”。

随后，伴随着全国局势的逐渐稳定，加上入关后满族女性窄袖旗装在社会上的大量出现，“自顺治以后，女袖又渐小，今（康熙朝）亦不过尺余耳”。至乾隆年间，由经学兴盛带来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增加，汉族女子的衣袖又有变阔的趋势，“女衫以二尺八寸为长，袖广尺二，外护袖以锦绣镶之，冬则用貂狐之类”（李斗《扬州画舫录》）。至嘉靖朝，《都门竹枝词》中描述汉族女子衣袖是“双袖阔来过一尺”，直到清末同治、光绪朝的是时候，也仍是“袖广一尺有余”，袖宽始终没有再回到“褒衣博袖”的程度。

清代直到光绪朝之前，都是禁止满汉通婚的，所以汉族女性除了丈夫在朝为官的可以随夫穿戴朝珠补服之外，绝大部分人一生中都与旗装无缘。满族作为清朝的统治者，旗女的旗装自然也具有“上层社会”身份象征的意味，会引起汉族女性的关注和效仿。晚清随着政权统治力量的削弱，服侍管制的力度也逐渐松弛，汉家女子的服装改变也就悄然而至。汉女的衫袄身长开始变得像满族旗装一样越来越长，有一些汉族女性甚至索性尝试着穿起满族的旗装、旗鞋，梳上了旗头，还以此形象留下了许多纪念照片。

当时北京毕竟是天子脚下，百姓的服装受到的限制要多一些，在上海这样的开埠城市，没有功名的汉人模仿满族服饰的现象比比皆是。如申左瘦梅生有诗记曰：“簇新时派学旗装，髻挽双双香水香。拖地花袍供样好，宽襟大袖锦边镶。”（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晚清葛元熙撰《沪游杂记》记载：“洋泾浜一隅，五方杂处，服色随时更易……女则效满洲装束，殊觉耳目一新。”

所以“旗装改汉服”“旗女披旗衣”，就成了当时社会风气锐变的真实写照。旗装的造型样式与装饰纹样变得越来越汉化，而旗女之袍的样式也开始走进汉族女性的生活。满汉文化相互交汇、共融的局面已被广泛认可，为日后民国女性旗袍的出现和兴盛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