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舆论议题中的媒体框架效应——以中美贸易争端为案例的实验研究

马得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陆屹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政治心理学视野下的政治传播研究”(202003001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媒介体制与社会信任研究》(19ZDA325)的阶段性成果。

长期以来，新闻媒体是连接真实政治世界与普通民众生活的重要桥梁，也是塑造个体政治态度的重要因素。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传统媒体对新闻的垄断被逐步打破，信息生产者与接收者的界限开始模糊，公共舆论的场域正在发生改变。从一定程度上说，普通民众距离真实的政治世界越来越近了，审慎、客观的舆论氛围也在逐步孕育。

然而，由于政治社会议题的复杂程度不同，媒体发布的各种框架化了的信息可能对公众评判这些议题所产生的影响效果也有所不同。在那些本身相对简单的舆论热点议题上，或者说与公众日常生活联系较多的议题上，例如食品安全、贪腐等舆论议题，公众的判断可能受到自身基础性政治态度、人格特性、生活经验、媒体信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在那些诸如贸易纠纷、领土争端、对外援助等复杂的、相对陌生的政治外交议题上，公众往往更有可能受到其所能接触到的媒体信息的影响。一方面，对这类议题的准确评判有赖于公众是否能够获得充分的信息，因为此类议题要想获得更为客观和真实的信息，其难度更大。这也意味着公众在议题的评判上很容易被接触到的信息所主导。另一方面，对这类议题的准确评判也有赖于公众自身在政治知识和政治认知能力方面的水平(扎勒，1992/2013：22)。一般认为，普通民众在政治知识和政治认知能力上是低于社会精英群体的，精英话语深刻地影响着公共舆论(扎勒，1992/2013：19)。这种情况在一个主流媒体就不同政治观点很少进行公开辩论的国家更为严重。而精英群体特别是知识精英群体也很大程度地塑造了一个社会的话语体系和各个具体的舆论议题的倾向。不仅如此，复杂的外交议题往往容易激发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使舆论倾向极端化和一元化，引发更多的外交摩擦。

事实上，我们对此类舆论议题的了解还相当肤浅。我们既不了解我国民众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媒体信息的影响，也不了解哪些人群更容易受到影响以及这些影响会持续多久，更不了解公众的何种内在特性会影响其态度的改变。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此类议题展开研究，以了解中国情境下媒体框架效应的现状及政治后果，从而拓展政治传播的研究和实践领域。

一

前言

(一)理论基础

在一个信息可以充分流动的舆论环境中，传播源的肆意隐瞒或歪曲真相是困难而危险的。因此，彻头彻尾的假新闻和不切实际的宣传可以说在公共舆论中很难立足。然而，受众看到的仍然是被精心裁剪的真相，因为媒体总是用一种主导性的视角来强调复杂议题的某些方面(Nelson，Clawson & Oxley，1997)。通过这种“框架化”的过程，传播源对一个特定的社会政治议题进行界定，从而框定了哪些事项与该议题相关(Nelson，Oxley & Clawson，1997)。更进一步，“框架”通过对具体内容的展现和强调，“推动特定的问题定性、因果解释、道德评价和处理意见”(Entman，1993)。

在现实生活中，上述“框架化”过程，即对特定议题呈现方式的操作很可能会引起舆论态度的大改变，从而发生“框架效应” (Chong & Druckman，2007b)。一般认为，传播源可以通过在传播内容中引入媒体框架来实现其特定的鼓动目的；与此同时，受众在接受信息时也会存在既定的“思维框架”，即对特定议题某一方面属性具有既有偏好(Chong & Druckman，2007a)。

框架理论不仅描述了新闻传播的真实情况，还进一步揭示了信息影响个体态度的心理机制。在过去，学者普遍认为，个体态度的改变仅仅是因为获取了新的信息，个体通过“学习”新的信息来填补自己的知识空白，最终在自己过去并不熟悉的领域做出判断(Nelson，Clawson & Oxley，1997)。也有学者认为，我们头脑中已经存在了诸多的价值标准，但我们不可能在判断每一件事的时候都调用所有的标准。信息刺激的作用正是激活或“启动”了某些标准，从而提高了它们在我们决策过程中的“可达性” (扎勒，1992/2013：56)，即让我们能自觉地在第一时间想到它们。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公众在面对框架时并非只是被动地对信息刺激做出即时反应，而是结合自身情况并经过认真思考后再做出相对理性的选择(Druckman，2001b)。也就是说，具有同等可达性的价值标准在公众的决策过程中并不享有一致的权重(Nelson & Kinder，1991)。因此，从信息刺激到态度变迁中的因果机制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在此基础上，框架理论认为，信息中包含的不同框架会直接影响个体接收和加工信息的方式。框架不仅框定了哪些事项与该议题相关，也改变了个体头脑中既有的价值标准的权重。在框架的引导下，经过对不同价值标准的“权衡”，个体才会做出最终的判断。

在引介和综述的基础上(段锦云，曹忠良，娄玮瑜，2008；聂静虹，2012；马得勇，2016)，近期国内学者也开始就框架及框架效应开展了一定的实证研究(刘雪峰，张志学，梁钧平，2007；于会会，徐富明，黄宝珍，文桂婵，王岚，2012；马得勇，兰晓航，2016)。但这些研究的主题一般聚焦国内议题，研究对象也局限于特定的被试群体，仅从一个方面反映和刻画真实世界中的政治传播现象。因此，在当代中国的情境下，复杂议题中的框架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尚未被很好地揭示，这也正是本文努力的方向。然而，本研究的目的并不仅限于观察和确证框架化了的媒体信息是否真正产生框架效应，我们还想知道在一个不同于西式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如果说媒体框架效应确实存在，那么它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后果？

一种观点认为，非自由民主国家直接控制了新闻信息的生成与传播。通过对信息的管控和对舆论的引导来实现民众对现政权的支持是非自由民主国家的一种惯常的做法，强化外来威胁也经常是政府获得对内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些国家经常利用与他国的外交纠纷转移矛盾，将纠纷的原因归咎于外国政府，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赢得本国民众的支持(Zhao，1997，1998；Shen，2007；He，2007)。与此同时，即使不能提升政治信任，强有力的宣传机器也会持续开动以便达到威慑不满现状者的目的(Huang，2018)。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那么在更为明显、强硬、全方位的宣传机器面前，以温和、含蓄、分散的媒体框架影响公众态度的策略似乎显得费力不讨好。

也有观点认为，当代中国的政治舆论环境虽然由官方主导，但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流动性和开放性。譬如有文献指出，中国政府对网络中的批评地方政府或部门的声音大多持宽容态度，但对于煽动集体行动、威胁政权的信息则会采取强硬措施(King，Pan & Roberts，2013)。另有研究表明，中国政府对于网络信息的管控以发布正面信息为主，而不会直接介入敏感的争议性话题(King，Pan & Roberts，2017)。与此同时，大量证据表明，不同层级、不同地区的官方媒体也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因此宣传机器并非铁板一块(Jaros & Pan，2018)。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治传播正在形成“双重话语、多重空间”的特殊格局，政府与被互联网赋权的公众成为了舆论环境中的“双峰”(贾哲敏，2017：8、50)。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那么出于争取舆论的需要，作为对宣传机器的补充和平衡，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媒体框架仍然值得重视。

与此同时，严苛的舆论管控和强势的意识形态说教和政治宣传往往被认为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信息的管控和舆论引导可以让一部分民众相信现政府的政策和做法是正确的，其内政外交政策是合理和明智的，但是另一方面也会使一部分民众认为政府报喜不报忧，隐瞒了很多真相，导致政府即使发布了真实信息民众也不会相信的“塔西坨陷阱”。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民众的非理智情绪(如民族主义)一旦被宣传机器动员起来，那么结果往往会超出政府的期望和管控(马得勇，陆屹洲，2019)。

基于上述观点与讨论，我们认为本文的核心关切在于：在媒体信息受到政府严格管控但仍存在不同观点的信息传播环境下，公众在面对诸如贸易纠纷这样的复杂议题时，是否被不同框架的信息所影响？政府是否获得了其所期望的那种舆论氛围和政治后果？

(二)议题选择

2017年8月，美国正式对华开启“301调查”。半年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根据“调查结果”公开宣布对6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增税，随后中国政府予以反击。自此，中美陷入了旷日持久的经贸摩擦。这是中美之间一场艰难的博弈，也是国内舆论领域的一次重大事件，因此也是我们想要探究的复杂政治议题。

首先，这一议题包含多个方面的属性，而现实的传播过程中也存在多个框架。经过分析不难发现，中美贸易争端同时涉及内政和外交，并且横跨了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等多个领域。因此，拥有不同倾向的媒体和受众对于这一议题的定性就会产生明显的差异。而在此基础上的归因、评价和对策探讨则会呈现更为多元的形态。其次，这一议题既和普通民众的经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同时也充分唤起了民众在政治方面的民族主义和爱国情绪。因此，一个正常的个体应该对这一议题有基本的认识，框架不会单纯因为受众的理解能力而失效。然而，由于该议题的复杂和多变，普通公民对这一议题的态度很可能是模糊或摇摆的，这也正是框架化信息能够发挥效应的最佳议题。

经过梳理和分析，我们从国内媒体中选出了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首先是“强硬反美”型。这类文章并不侧重提供中方占理的证据，而是倾向于用修辞手法直接唤起受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一论调在贸易战初期的国内官方舆论中比较流行。在这种框架下，中美贸易战被描述为你死我活的全面对抗，中方任何的退让或妥协都是自我毁灭。其中，最为典型的一篇文章是具有官方背景的环球时报于2018年发表的评论《用打抗美援朝的意志打对美贸易战》，该评论也被普遍视为官方态度的体现。然而，随着中美之间的进一步互动，中方调整了宣传策略，从强硬反击转为温和反美。这类文章侧重于用事实和证据为中方辩护，凸显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付出和贡献，强调美方发动贸易战的不合理和不道德之处。在这种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的本质是中美竞争中美方对贸易逆差的误解和误读，而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无非是为中期选举等国内政治博弈增加筹码，中方对此不必惊慌失措。其中环球时报微信公众号于2018年推送的图文《美媒终于算对了中美贸易战的这笔帐!》不失为这类文章的代表。与此同时，与具有官方背景的《环球时报》的论调有所不同的“温和中立”型文章也在这一时期被广泛传播。这类文章往往会收集和总结中美双方的论点并通过详细的事实对其进行考证，渴望在总体支持中方立场的前提提出更为理性和客观的解释与评价。在这种框架下，经贸摩擦的根源被视为中美双方在政治经济制度上的结构性差异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分歧，而贸易战也是大国竞争中无可避免的一环。因此，中方只有从自己做起，深化改革，才能顶住压力、走出困局。恒大研究院任泽平等人撰写的《中美贸易战的大辩论：双方观点与客观评价》充分体现了这种框架，该篇分析评论文章发表于2018年7月12日。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该篇文章只是从中国民间立场上尽可能地考虑或提及了美方的立场，并不是完全从第三者的角度中立和客观地分析中美贸易战，也没有完全站在美方的立场来叙述和分析中美贸易摩擦。

在这三种框架之外，也有少部分传播源(主要是个人和自媒体)撰写了一些亲美反中或者批评当局政治经济体制和政策的文章。但在我们的观察中，这类框架流传范围小，时间短(很快被删除)。出于探索真实舆论环境下的框架效应的考虑，本文主要将以上述三种主流框架作为分析内容。

二

研究设计

(一)研究目的与基本假设

基于框架及框架效应的复杂性，既有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研究路径：一部分研究致力于精确地识别具体的媒体框架对受众态度的具体影响；而另一部分研究则尝试从受众整体上的态度改变来检验媒体框架是否产生作用(Chong & Druckman，2007b)。在现实的政治传播中，媒体对于经贸摩擦这类复杂议题往往会借助多种具体的框架化手段(插图、修辞、文风等)并诉诸多个维度的价值诉求(民族主义、社会公正、身份认同等)。因此，本文主要采用上述第二种研究路径，选取包含复杂框架的信息作为研究对象，并鉴于框架概念在不同学科不同学者那的不同理解，将进一步从广义上来界定媒体框架，即综合运用了多种框架化手法之后的框架信息。在此基础上，具体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展开分析。

首先，我们通过实验方法确证框架效应是否存在。关于媒体信息的框架效应，我们将从三个方面进行观察：1、框架化信息是否导致民众对美国总体好感度的下降；2、框架化信息是否导致民众对贸易战的态度发生变化；3、框架化信息是否激发了民众对本国政府的支持。因此，本文将分别从这三个维度测量和检验框架效应。在此基础上，考察框架效应在不同人群中的分布情况，发现复杂性外交议题上框架效应的人口学特征。

其次，在复杂议题上，受众能否分辨出相同方向但强度不同的框架化信息之间存在的差异？在我们掌握的文献中，研究者对框架效应的观测和确证往往建立在两种简单框架的冲突之上。譬如3k党事件中的言论自由框架和公共秩序框架(Nelson，Clawson & Oxley，1997)、民主议题中的选举框架和协商框架。因此，既有研究的结论往往停留在“不同方向的框架引起了不同方向的态度改变”。在本文选择的议题中，三种框架都导向了亲中反美的定性和归因，无疑在方向上是一致的。然而由于议题的复杂性，这三种框架援引的证据、内容的组织和文章的语气都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一般需要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问题上具有较高认知能力的人才能够被感知。那么中国的网民会对三种方向一致但文风不同的框架做出何种反应？这将是本文努力解答的问题。

最后，具有何种特质的个体更容易受到媒体框架的影响？大多数学者都通过实验方法来研究框架效应。然而，针对政治态度的实验设计往往都立足于以群体为观测单位的分组比较和前后比较(Holbrook，2011)。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特质被随机分组等手段控制起来，而由个体组成的群体则为因果推断提供了统计量。事实上实验研究者只关心不同的刺激是否对给定群体产生了预期的处理效果，而并不关心框架效应在个体层面的差异。因此，虽然框架效应的研究者普遍承认个体特质会对框架效应产生影响，而个体特质对信息接收的“抵制原理”或“中介效应”也在其他的政治传播研究中被确证(扎勒，1992/2013：26；马得勇，陆屹洲，2019)。将个体特质与框架效应结合起来的实证检验并不多见，国内学界也未对此给予足够的关注。

基于上述研究目的，我们对于中美贸易争端这一议题下的框架及框架效应提出如下基本假设：首先，上述三种框架都明示或暗含了亲中反美的立场，因此我们预期受众群体在接触到这三种框架后，其三个维度的态度(包括对美好感度、对贸易战的态度、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均会向亲中反美的方向移动。其次，上述三种框架虽然方向一致，但在强度上具有一定差异。这三篇文章虽然使用了丰富多样而彼此不同的具体框架化手段(修辞、插图、语气等)，但在反美情绪上，这组框架具有明显的递进关系。“强硬反美”最强，“温和反美”次之，“温和中立”最弱。因此，我们预期个体在接收到这些强度不同的框架信息后形成的态度也存在相对应的强弱差别。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我们的实验设计遵循“分组→刺激→测量”的流程规范，部分题目还采用了“前测-后测”的设计(Holbrook，2011)。通过“简单随机分配”(格伯，格林，2012/2018：25)的方式，被试等概率地进入四个小组。其中，对美国的好感度在阅读文章前做了测量，然后被试在简短回答了一些其他问题后(这样做的目的是被试尽可能忘记此前的选项)，前三个小组分别阅读了《用打抗美援朝的意志打对美贸易战》《美媒终于算对了中美贸易战的这笔帐》《中美贸易战的大辩论，双方观点与客观评价》这三篇文章的缩略版，然后重新回答对美国的好感度。之后，我们进一步让被试就中美贸易战的若干观点表明同意或反对的态度，然后对中国中央政府信任与否表明态度。下文我们分别将这三组简称为“强硬反美”组、“温和反美”组、“温和中立”组。第四组未提供文章，只获得了一条不包含明显框架的引导信息，即“最近中美之间就贸易问题发生了纠纷，双方各执一词，并提高了部分进口货物的关税。预计未来将进一步加征其他进口货物的关税”。

(二)数据来源与概念操作化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研究者自行开展的中国网民政治态度调查。调查时间为2018年8月，调查形式为网络问卷，分别向新浪微博、微信网民发放，调查时长大约持续了3星期，共收集有效问卷2763份。

本文拟对如下几类变量展开分析：

1.人口学变量

人口学变量反映了个体最基本的信息，虽然这些变量并不直接触及我们真正关心的因果关系，但它们很可能成为干扰因果推断的混杂因素，因此值得考察和控制。经过重新赋值，本文的人口学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分段；教育程度；家庭平均年收入；党派成员。与此同时，我们对受访者的职业做了调查。在此基础上，我们将高校教师和专家、党政机关领导、国企领导、私企老板及家庭平均年收入20万元以上的个体界定为“社会精英”，其他个体则被识别为“普通民众”。

2.心理人格变量

既有的实证研究已经充分证明，个体的心理人格与政治态度之间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Carney，Jost，Gosling & Potter，2008)。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主要关注威权人格这一心理测度。

威权人格最早由德国学者西奥多·阿多诺等人提出。他们认为，等级森严的、专制的、剥削式的亲子关系会导致一种极度追求权力的人格特质；而保守、刻板、压抑，以及随之而来的脆弱、恐惧和依赖都是这一人格特质的不同面向(Adorno，Frenkel-Brenswik，Levinson & Sanford，1950：971)。有研究指出，当代世界政治中的民粹主义倾向和民粹主义运动也和威权人格密切相关(Stenner & Haidt，2018)。与此同时，威权人格强的个体会更加认同自己的国家，更容易成为民族主义者(马得勇，陆屹洲，2018，2019)。在中美贸易争端这一涉及外交和民族主义的议题上，威权人格很可能会介入个体对于信息刺激的接收，影响个体的政治态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选取若干问题制作量表，并通过因子分析的方式提取表征个体威权人格的变量(因子分析详情省略)。

3.政治态度变量

和大多数政治心理与政治传播研究一样，本文主要关注的因变量是个体的政治态度及变化。根据上文的研究思路，我们主要测量和记录了作为自变量的意识形态和作为因变量的对美好感度、贸易战态度和政治信任。

意识形态立场：意识形态是一套有关理想的社会秩序是怎样的以及如何达到理想的社会秩序的信念体系(Erikson & Tedin，2003：64)，它关乎人类政治生活的终极价值和理想，各种具体的政治态度往往都受其影响。一般认为，虽然披着意识形态外衣的社会思潮名目繁多，但人们的意识形态立场可以在一个从左到右的光谱中找到较为稳定的位置(马得勇，王丽娜，2015)。在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下，“左”往往意味着自由主义，“右”则意味着保守主义(Huber，1989)。这两者的区分主要在于对不平等和变革这两个议题的态度差异(Jost & Amodio，2012)。然而，既有研究表明，这一光谱在中国并不适用，中国语境中的“左”和“右”往往是按照国家权力—个人权利、政府干预—经济自由、怀念政治遗产—否定政治遗产这三个维度生成的(马得勇，张曙霞，2014)。本文沿用这种设计及配套的量表，通过因子分析的方式提取表征个体意识形态立场的变量(因子分析详情省略)。

对美好感度：对美国好感度的变化和差异直接反映了个体受到框架化信息影响的程度，即最为明显地反映了框架效应。在前测和后测中，我们都要求被试填答对于美国的好感度，可选范围是0-10之间的整数。

贸易战态度：本文的实验通过以下问题测量和记录了个体对于贸易战的态度：1.“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和美国打这场贸易战，绝不妥协”；2.“目前中美贸易战完全是美国挑起的，中国没有错”；3.“不管我国政府对贸易战采取什么对策，我都完全支持”。通过因子分析，我们提取了公众对贸易战的态度指标。

政治信任：外交类议题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可以轻易激发公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或者爱国主义情感，从而在仇视外国的同时增强对自己国家和政府的支持。政治信任是政治支持的主要衡量标准，它直接反映了民心向背，是政权合法性的外在体现(韩冬临，杨端程，陆屹洲，2018)。从某种程度上讲，政治信任的获取实际上是本国政府处理外交问题和舆论引导的终极目标。因此，本研究中将把政治信任作为媒体框架政治后果的一项内容来考察。

综上所述，我们将本文关注的主要变量及其分布情况汇总为表1。

三

数据分析

(一)对美好感度

根据研究设计，我们在这一部分关注框架效应在对美好感度这一维度上的情况。在收集前测、后测数据的基础上，我们通过分组比较和前后比较的方式对框架效应进行检验。图1反映了四组被试前测、后测的平均值和95%置信区间。总体而言，参与调查的网民对美国的好感度处于中等水平。直观而言，无论被试受到何种信息刺激(或是否受到信息刺激)，其对美国的好感度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在对美好感度这一维度上，包含不同框架的信息刺激都产生了预期中的框架效应，但不同的框架之间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也就是说，常见的三种媒体框架都能产生同向的效应，但受众似乎无法分辨这些框架的不同之处，因此不会对方向相同而强度不同的框架做出相对应的反应。

下面我们按照部分人口学变量对被试进行分类并观察他们在前后测中的差值，初步探索框架效应在不同人群中的存在与分布状况。结果如图2所示，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收入低者比收入高者易改变态度，年轻人比年老人易改变态度。文化程度为硕士及以上更不易改变态度，初中及以下虽然下降的均值较大，但可预测性也很低(标准误较大)。相较于普通民众来说，社会精英更加不容易改变态度。综合这些人口学特征，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的判断：在复杂议题上，对政治外交议题认知能力更高的群体，更不容易受到媒体信息的影响而改变对美国的既定印象。

接着我们考察政治心理因素对框架效应的影响。如图3所示，威权人格较高、意识形态偏左的个体更有可能被媒体信息影响。而威权人格较低、意识形态偏右的个体的政治态度则更为稳定。正如此前一些研究揭示的那样，威权人格和意识形态可以很好地预测个体的政治信任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态度(马得勇，张志原，2017；马得勇，陆屹洲，2019)。因此不难理解，这部分群体会更加相信中国官方媒体信息的立场并被之感染。

(二)贸易战态度

根据研究设计，我们在这一部分关注框架效应在贸易战态度这一维度上的情况。图4反映了四组被试在贸易战态度因子上的得分情况。直观可见，受到信息刺激的前三组和无框架的第四组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也即接触框架化信息的群体表现出了更加亲中反美的贸易战态度。与此同时，图5表明，普通民众相对于社会精英表现出了更加亲中反美的态度。可见，普通民众更容易被媒体框架影响，更可能支持政府的立场，也更倾向于对美国采取强硬态度和措施。

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这四组被试在贸易战态度因子上的得分存在显著的差异(p<0.001)。Bonferroni校正结果显示，强硬反美、温和反美和温和中立组得分均显著高于无框架组(p值均小于0.001)；温和中立组得分显著高于温和反美组(p=0.012)。与此同时，t检验表明，在所有四组中，社会精英在贸易战态度因子上的得分均显著低于普通民众(强硬反美组p=0.0012，温和反美组p=0.0028，温和中立组p<0.001，无框架组p<0.001)。为了检验统计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将前三组合并为实验组，再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精英/大众和实验/控制这两个变量都对贸易战态度有显著影响。

考虑到问卷的长度等因素，在调查实验中并没有设计前测问题，为此我们通过逆概率加权的方式来测算三组信息框架的效应。在统计分析中，我们将性别、年龄分段、家庭年均收入、教育程度、党派成员和是否熟悉贸易战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以便控制这些因素的潜在干扰效应，然后观察不同信息框架对受众态度的影响。结果如表2所示，前三组分别与第四组之间存在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差异(p<0.001)且处理效应系数均为正，即强硬反美、温和反美和温和中立组在贸易战态度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无框架组。可见，经过修正后，受到信息刺激的前三组被试仍然表现出了显著强于无框架组的亲中反美态度。此外，我们还尝试通过协方差分析、回归分析等其他方法来进行变量控制和假设检验，均得到了一致的结果。

综上所述，针对贸易战态度维度上的框架效应，我们发现：一方面，受到信息刺激的前三组被试均表现出了比第四组更为亲中反美的贸易战态度，并且温和中立框架在这一维度上产生了最强的框架效应。另一方面，无论是否受到信息刺激，在对贸易战的态度上，普通民众都表现得比社会精英更为亲中反美，这一结果同样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意义。如果我们承认在复杂性政治外交议题上，社会精英的认知能力要比普通民众更高，那么这里的统计结果也意味着精英比大众更不支持与美国打贸易战或者采取以牙还牙的强硬应对战略。

(三)政治信任

根据研究设计，我们在这一部分关注框架效应在政治信任这一维度上的情况，即媒体框架最终指向的政治后果。与本节前两部分一样，我们首先通过图6来展示四组被试的政治信任情况。直观可见，受到信息刺激的前三组和无框架的第四组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也即接触框架化信息的群体表现出了更高的政治信任。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这四组被试的政治信任存在显著的差异(p<0.001)，但前三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p=0.754)。Bonferroni校正结果显示，前三组被试的政治信任均显著高于无框架组(强硬反美组p=0.016，温和反美组p=0.030，温和中立组p<0.001)。此外，图7表明，类似于贸易战态度，精英与大众在政治信任上也存在一定的分野(t检验强硬反美组p=0.032，温和反美组p=0.072，温和中立组p=0.048，无框架组p<0.001)。

控制性别、年龄分段、家庭年均收入、教育程度、党派成员和是否熟悉贸易战后的逆概率加权分析结果也确认了上述差异的显著性和稳健性(表3)：前三组分别与第四组之间存在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差异(显著性依次为：p=0.045，p=0.032，p<0.001)且处理效应系数均为正，即强硬反美、温和反美和温和中立组在政治信任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无框架组。可见，受到信息刺激的前三组被试均表现出了比第四组更高的政治信任。因此，在本项研究中，三种媒体框架无疑都产生了政治后果，但这三种框架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

四

结论与讨论

与一般的新闻热点话题不同，政治外交类舆论议题往往十分复杂，公众很难全面掌握其来龙去脉、了解其背后的发展逻辑和动力机制。这时候，媒体构建的框架信息在形塑公众的态度上就显得至关重要。那么面对这类舆论议题时，公众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接触信息的影响？围绕这一主题，本文的主要发现可以概括如下：

首先，本文确证了采集自现实生活中的三种媒体框架都能够在不同维度上对受众产生一定的框架效应，即这些框架化的信息既能削弱受众对美国的好感度，也能激发受众对贸易战的强硬态度，还能提升受众的政治信任。从我们的实证研究成果来看，至少在诸如中美贸易纠纷这样的复杂政治外交议题上，新媒体时代政府信息管控策略仍然发挥着正面的作用，这对于中美贸易战中的中国政府来说或许是个好消息。

其次，不同媒体框架产生的框架效应差异并不明显。向公众展示了强硬反美姿态的媒体信息并没有产生更为反美的后果。对此，我们认为最大的原因在于普通民众在这种复杂议题上的认知能力有限，缺少深度分析和评价的能力。造成普通民众政治认知能力低下的原因很多，但中国长期以来在政治外交敏感问题上不允许公开辩论的政策很可能是宏观的体制和社会结构层面的原因。最后，年轻、教育程度低、威权人格高、意识形态偏左的网民更容易受到媒体框架的影响，而普通民众的政治态度比社会精英更为强硬。这也意味着不管是框架化的信息还是官方的宣传，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接受或拒绝接受这些信息，其所能产生效果的人群是存在差异的。然而，这引发了另一个有意思的问题：那些易受影响的人群是否为官方所希望被影响的人群呢？

但是，对于贸易纠纷、领土争端这类外交议题，现有的舆论管控和引导体制也可能带来负面的后果。总体而言，在复杂的外交类议题上，国内的舆论引导带有较强的民族主义色彩，而国内民众在贸易外交纠纷这类议题上也具有较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两者相互作用。在贸易战问题上，赞同“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和美国打这场贸易战，绝不妥协”的网民比例达到了55%。然而，被民族主义动员起来的民众既可能是政府的坚强后盾，也可能是政府外交政策的绊脚石——当政府希望与外国政府妥协以达成协议时，这种民族主义就成为一种负担，而外交上的妥协比强硬来说则是一种更为常见的外交行为。事实上，在诸如贸易战这样的外交纠纷中，被动员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官方媒体咄咄逼人的强硬语调并未使美国政府屈服于中国，向中国“服软”。不仅如此，一边倒的舆论引导和宣传策略正在使官方媒体失去公众的信任，出现所谓的“塔西佗陷阱”，同时导致政府决策者产生错觉，做出错误的决策。

通过本研究，我们需要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精英与大众在公共舆论中扮演的角色。精英是舆论的主要生产者和传播者。与普通大众相比，他们对众多舆论议题的信息掌握得更为全面，对这些问题也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因而更多地代表了理性和深思熟虑的声音。但是，这种分化的舆论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会制衡某一种观点走向极端，从而保持舆论氛围的正常状态。当然，由于大部分的公共舆论议题均存在着不同的价值取向，而事实本身也往往十分复杂，因此精英们也会对同一问题经常持有差异很大或者截然相反的观点。与之相对照，通过鼓动和宣传可以调动普通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获取执政合法性，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的政策方案往往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也容易引发更多外交问题。在复杂政治外交议题上，倾听精英的理性分析还是顺应民众的强烈呼声？如何更好地平衡两者的关系，需要我们进一步深思。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5期。

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本期执编：小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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