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被抄家官员到底多有钱？相比房产土地更爱藏金银

　　看清宫剧，凡说到一个显赫家族的败落，必有一个情节——“抄家”。从学者的统计看，1722年，清朝抄家的数量达到了政权安定以后的第一个峰值，那正是雍正皇帝继位的年份。6年后，13岁的曹雪芹经历了抄家之痛。后来，他在《红楼梦》中留下了这样的看破红尘之语：“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会对家庭财产三缄其口，把它视作一个重要隐私。所以在一般社会调查中，关于家庭财产的统计是最难得到准确数据的。古代更是如此，古人对数字的记录很多时候都不精确，常常以“数万”“数千”之类的约数来粗略记录。但清朝皇帝在抄家上的娴熟操作和制度化管理，竟意外地让抄家档案成了学者们研究当时家庭财产结构最“靠谱”的资料。借由这批材料，云妍、陈志武和林展将清朝官绅的理财方式展现在了新书《官绅的荷包：清代精英家庭资产结构研究》中。

　　通过量化分析，学者们发现，清代官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热衷于买地。相反，越有钱的家庭，房产和田产比重越小，金融和商业资产的比重越大。在他们研究的185个案例中，田产与房产占总资产比重平均为42%，中位数是36%。

　　另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政治气氛对官员的理财方式有不小的影响。在政治气氛紧张、皇帝喜欢抄家的时期，有些官员干脆持有大量现金，并把它们窖藏起来。比如钱度家持有现金的比率高达66.8%，钱母房间的地板下就藏着1800两银子。纳兰明珠家奴安图，其宅院地下更是埋了近300万两金银。这笔钱也的确让雍正一顿好找，直到乾隆时期，人们还能从安家挖出金银。看来，“窖藏”是当时官员抵抗“廉政风暴”的终极“策略”。

　　年羹尧与和珅的家产

　　清代官场的抄家风气虽是雍正开启的，但他对抄家的态度却一直是遮遮掩掩。许多重大的抄家案例，《清实录》中并无记载，而是深藏于宫廷密折、内务府档案中。只是在清室覆亡、宫廷档案流散后，这段历史才逐渐为人所知。抄家的频繁可能曾在朝野上下引来不少议论，雍正四年，皇帝发表了自辩书，其中就为自己下旨抄家做了辩解：查抄的官员都是贪赃枉法、罪大恶极之辈，抄家实在是出于公义，抄出的钱财也是归于公用。但《官绅的荷包》的作者们认为，雍正没说实话，因为被抄的家族，大都是康熙生前近侍和曾反对雍正的政治势力。

　　雍正亲口承认的抄家案中，影响最大的是年羹尧案。年家的财产数量巨大、种类庞杂，而且分散各处。经过大量史料、文献的汇总，《官绅的荷包》估算出年羹尧总资产为159万余两，其中金银所占比重最大，价值122万余两，占77%；其次是在盐业上的投资，有23万余两，占比14%；房地产最少，仅占1.8%。

　　年羹尧虽敛财有方，但整个年家的财产居然还不及康熙重臣明珠的家仆安图埋藏在宅院地下的金银多。安图家被抄，大约是在雍正四年至六年间。第一次，官兵就在安宅刨出200万两白银，此后，从安家地下挖出银子的消息不绝如缕。后来，九卿会议颁布禁令，禁止窖藏金银，一经发觉，就将这些金银分给周围的贫民。这条命令显然是为了找出安图窖藏的金银所设，但“分散给贫民”却是诱饵。因为到了乾隆六年，又有人刨出10万两以上，这些金银全部进入了皇帝私库，“交圆明园工程处用”，一分都不曾分给贫民。

　　有清一代，最为现代人所知的一次抄家就是嘉庆时的和珅案了。关于和珅的家产，迄今还找不到一份令人信服的抄家清单，不同的版本在数字方面有出入。但他富可敌国，家里白银2亿两、家产值8亿两的说法还是非常流行。近年来有学者估算，和珅所有家产远远没流传的那么多，总和不会超过2000万两。而根据云妍、陈志武和林展汇总史料以后的估算，和珅总资产仅为485万两。三位作者还发现，与大部分家产超过10万两的清代官员一样，和珅的资产中，田产房屋虽多，但占比仅为8%，他的家产大部分是金银和贵重器物。另外，在和珅被查抄到内务府的字画上，几乎都没有钤上本人的鉴藏印，说明他并不打算长久拥有这批字画。被查抄的财产中有多少是准备上贡乾隆的，又有多少是私财，很难说清。

　　奢侈品和商业借贷是官员“理财”的重头

　　在所做的185个清代官绅财产案例分析中，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云妍最为关注的，并不是赫赫有名的年羹尧案与和珅案，而是云南迤南道庄肇奎和江宁布政使陶易两家的情况。

　　“和珅和年羹尧的案例太过特殊，并不能反映当时官绅阶层的整体情况。”云妍觉得，当时处于中层的官员庄肇奎和二品高官陶易的情况更有代表性。这两位官员都不是贪官污吏，反而有很好的官声。因为涉嫌放纵一个文字狱的主犯，陶易被问罪抄家，还差点被杀头。这个祖籍山东的官员出身贫寒，为官清廉，但在做官多年以后，仍然能够白手起家累积到4万两白银，而当时一般的家庭一年只需十几两银子，生活就能过得去。可见在清朝，“升官”和“发财”的确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陶易的家产里，珠宝首饰、玉石古玩、皮草绸缎等占总资产的大头，为42%，远远超过田产25%和房屋6%的比例。云妍觉得，拥有奢侈品并不是因为陶易本人的偏好，而是身份带来的硬性消费。“有些东西对于清代官员来说，是必需品，比如官服、顶珠等等，还有作为当时文人‘标配’的古玩字画，这些都是影响到家产结构的。清代的奢侈品里，服饰占很大比重，清代官员流行穿皮衣，这也是非常昂贵的。”

　　另一名官员、浙江籍的庄肇奎，则是因为被卷入云贵总督李侍尧的贪纵营私案而被抄家的。庄肇奎出身读书世家，父亲一辈就曾被抄家，所以他的财富积累也算是白手起家。值得注意的是，在庄肇奎的家产中，田地和房屋共占41%，却有高达39%的商人借贷。其中一笔是借给盐店店主吴大顺的，另一笔是借给杭州商人许擎的4000两银子。云妍认为，庄肇奎的这些借贷带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当时江浙一带商业发达，借贷流行，商业网络很看重地域，这一点在现在依然看得到端倪”。

　　对话云妍：清代政治高压时期，官员非常注重财产的隐匿性

　　第一财经:《官绅的荷包》里提到，清朝官绅的家产结构也是我们观察中西方金融大分流的一个角度。能具体谈谈吗？

　　云妍：人们今天经常提起的“中西大分流”，主要基于生活水平、人均GDP、消费等指标，而“金融分流”其实正是这本书的一个出发点或视角。比如，书中写到盛宣怀家庭财产的案例，在晚清社会，他是站在财富金字塔顶端的人，走在时代的前沿。看他的理财结构，可以看到当年的金融发展程度。在《托斯卡纳人和他们的家庭》一书中，作者用15世纪政府普查的数据，发现托斯卡纳最富的2%~3%的人群的资产结构中，金融资产、土地和工商投资各占约三分之一。其中，金融资产就是政府公债，在当时的世界上，这是十分先进的了。对比盛宣怀的家产情况，当时中西方在金融工具方面的差异已经比较大了。

　　第一财经:哪些行业是清代官绅投资的热门？

　　云妍：一般来说，利润率是他们投资的主要依据。投资典当行非常盛行，因为这是一个深入百姓生活，利润相对较高且稳定的行业。其次有借贷生息。盐业利润率很高，但属于专卖，并非人人能涉足。

　　第一财经:清代官员的商业投资方式有没有特定的取向，比如特别看重同乡网络之类的特点？

　　云妍：基于地域的投资也是很普遍的，他们也会委托信得过的人来打理财产，比如家仆、族亲、妻妾。

　　第一财经:在对清代官绅家产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有没有接触过有关平民家庭财产情况的案例？

　　云妍：没有，我还没有涉及基层，这和我们所用的材料有关。我们最开始比较注重两类资料，一个是分家书，还有一个就是这本书里采用的抄家资料。分家书主要是来自徽州和台湾的地方文书，非常具有地域性，而且基本只涉及房产田地分割，其他内容不多。相比而言，因为清朝抄家总是很彻底，所以抄家档案非常齐全、条目也更准确。

　　第一财经:在分析了相当数量的案例之后，你们对当时社会的金融化程度是否有一个一般性的评价？

　　云妍：数据还不是唯一的指标，我们观察到，官绅家庭财产中不动产占比的中位数是36%，平均数是42%，这样看的话，金融资产占比还是比较高的。但这样的数据只是表面，要分析具体的金融资产内容的话，中西方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比如，中国官绅持有的主要还是作为货币型资产的金银以及借贷生息银两，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典当投资，而西方15世纪就已经有了公债、终身年金等投资工具，后者显然有更强的跨时空交易和配置功能，也是更高级别的金融资产形式。

　　第一财经:皇帝对官吏的态度和整体政治氛围会如何影响官员的理财方式？

　　云妍：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确实会有影响的，但很难找到直接的证据。如果氛围比较宽松，他们肯定是首重收益率，如果政治气氛严肃，他们就更注重资产安全性。康熙朝的气氛比较宽松自由，皇帝基本是不抄家的，也不会像后来几位皇帝那样，祭出整治贪污的大旗。从理财的角度来说，当时官员选择的余地较大，积累财富也比较快。但从雍正起，朝廷开始抄家，直到后期才稍微宽松一点，到了乾隆朝，抄家又增多了，而且比之前更多，当然这也是因为乾隆在位时间很长。乾隆皇帝对官员的财产范围是有一个预期的，超过这个范围，他是不能同意的。

　　《官绅的荷包：清代精英家庭资产结构研究》

　　云妍、陈志武、林展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