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考古四大发现之一：居延汉简的发现、整理出版与研究

“居延”是匈奴语“天池”的译音，今内蒙古额济纳旗。

《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霍去病“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

王维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奉使途径居延，写下《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诗中“长河”即居延海。

01 发现：列强盗掘与科学发掘

边疆史地之学，是晚清在遭受鸦片战争之后而兴起的致用之学。天朝上国遭受外族入侵是外因。从学术演变上说，边疆史地之学继承乾嘉朴学的考证传统，并融入了晚晴公羊学的经世致用精神。20世纪以后，又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居延汉简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被发现，并对中国学术和国际汉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甲骨文的发现不同，居延汉简的发现是由国外的探险队完成的。

1、列强盗掘

斯坦因（1862-1943）

1900年至1901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受英国政府派遣进行了第一次中亚考察，在新疆尼雅遗址掘获魏晋汉文木简40余枚和佉卢文木简524枚。法国学者沙畹受斯坦因委托对此进行研究，先发表在1905的《亚洲人杂志》上，后又正式刊于1907年出版的《丹丹乌里克、尼雅与安迪尔发现的汉文文书》一书中。斯坦因将之附于同年出版的《古代和阗考》一书之后。

斯坦因（中坐者）在塔克拉玛干沙漠

1901年3月，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楼兰掘获120多枚汉文木简和36张纸文书以及大量佉卢文木简。他将这批出土文献委托德国人卡尔·希姆莱进行研究，希姆莱去世后，又转交另一位德国汉学家奥古斯特·孔好古。1920年，孔好古在斯德哥尔摩出版了《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汉文写本及零星物品》，公布了这批文献。斯文赫定自己撰写的《我的探险生涯》也记述了楼兰简的发现发掘过程。

斯文赫定发掘楼兰遗址

1906年4月27日到1909年1月，斯坦因完成了第二次中亚考察。他在新疆重新发掘了拉瓦克窣堵波、尼雅、米兰和楼兰遗址，并于1907年3月22日到5月21日,考察了敦煌附近的长城烽燧，掘获了大量汉简，经沙畹整理释读后于1913年在牛津出版了《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考察所获汉文文书》，公布了708枚汉简的释文和图版。

2004年7月，英国大英图书馆和伦敦大学联合召开了“斯坦因未刊敦煌汉简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公布了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时所获敦煌汉简未曾刊布的2300余枚。

1913年8月到1916年3月，斯坦因第三次考察中亚，重访新疆尼雅、安德悦、米兰和楼兰遗址后，从1914年5月起，经安西到酒泉，前往喀拉浩特。除在敦煌酒泉一线汉塞烽隧再次挖掘外，还在黑城地区（喀拉浩特）挖掘了大量西夏、吐蕃、回鹘文文书。这次掘获的166枚汉简先交沙畹考释，沙畹逝世后，又转交其高足马伯乐继续工作。其时，中国学者张凤在法国受业于马伯乐，回国时带回了马伯乐存放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时所获简牍照片和出土编号。

1931年，张氏在上海有正书局出版了《汉晋西陲木简汇编》，其中将斯坦因第二、第三次所获简影汇为一编，并对第三次发现的简文作了考释，让国人提前20多年看到了这批简牍的全部内容。而马伯乐的著作《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迟至1953年才在其妻子的多方奔波下得以在伦敦出版。

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1938年初版

马伯乐《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1953年

2、科学发掘

在这之后，居延汉简也有过科学发掘，共有两批。

第一，居延汉简。1930年4月，中国、瑞典学者合组的西北科学考查团至甘肃附近考察，瑞典人弗克·贝格曼（Folke Bergman）在内蒙古居延地区的城障、烽燧、关塞遗址发掘的586个坑中，其中463个坑有汉简，至5月8日为止共掘出11000余枚。同年12月27日至1931年1月25日，贝格曼一行又在破城子甲渠侯官的城堡遗址，发掘出汉简5200多枚。1931年5月下旬，这批汉简运抵北平。抗日战争期间，因躲避战火，因此曾安排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暂存，后运返台湾，现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典藏。

第二，居延新简。1972年至1976年，中国考古队在居延地区又发掘出土19637枚汉简，其中1973年在肩水金关的关城遗址发掘出《永始三年诏书册》，1974年在甲渠侯官遗址出土了《塞上烽火品约》木简17枚，称为居延新简，现存于甘肃省博物馆。

02 整理出版

对居延汉简的刊布和研究，劳幹功劳最大。

他有《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21，四川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3）、《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21，四川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4）、《居延汉简考释附敦煌汉简校文》（居延汉简考释简号索引，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居延汉简（图版之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21，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7初版，1977再版）、《居延汉简（考释之部）附考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40，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0初版，1986再版）。

此外还有，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编》（陈梦家主持整理，科学出版社，195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乙篇》（1980年），台湾简牍学会《居延汉简新编》（1981年），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编《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乙篇》（1980年），以《居延汉简甲乙编》的释文为底本，在《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与《居延汉简甲乙编》的基础上，吸收了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重新校订，纠正了不少错误，并注明各版本的异文。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牍整理小组《居延汉简补编》（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行，1998年），由于采用了先进的红外线摄像技术，一些原来用肉眼无法辨认的字得以识读，因而校正、补充了释文中的不少错误和遗漏。

对居延新简的研究方面，有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薛英群、何双全、李永良注《居延新简释粹》（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新简——甲渠侯官与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新简——甲渠侯官》（上册为图版，下册为释文，中华书局，1994年）。

03 研究

在汉简研究方面，最早的是罗振玉和王国维。

罗振玉、王国维1914年合撰《流沙坠简》，共3册，1934年校正后重印。此书收录英籍考古学家A.斯坦因在中国盗掘的敦煌汉简、罗布泊汉晋简牍（见罗布泊文书）及少量纸片、帛书等，共计588枚（件）。《流沙坠简》的材料出自法国汉学家E.E.沙畹著作中的照片。该书分作小学术数方技书、屯戍丛残、简牍遗文三部分。有释文和考释，王国维有长序进行论述考证。该书为中国近代最早研究简牍的著作。

王国维的长序论述敦煌和西域所出汉晋木简的学术价值，考证汉长城和玉门关等历史地理问题，又作屯戍丛残部分的考释；他通过英国的斯坦因，A.的著作，注意到法国汉学家E..沙畹(1865～1918)原书标有每支木简的出土地点，因作序后重新考定候官、烽燧次第，并绘图列表附之书后，以供进一步研究。

之后，王国维还对汉晋简牍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著成《简牍检署考》，1912年定稿，1914年首次发表在《云窗丛刻》。有胡平生、马月华校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此文从简牍的形制等方面作了专门研究，奠定了简牍学的基础。

李零评价说：“清代学者讨论这类问题，多半只是根据文献记载。结合实物的讨论，都是20世纪范围内的东西，都是根据这一百年的发现。比如王国维的《简牍检署考》，就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此文写于1912年，当时材料很少，只有旧敦煌汉简一类发现。但王氏对文献很熟，对考古发现的悟性很高。他的论述，就是今天看了，也还是入门必读。其次重要，当推陈梦家的《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他的文章是写于1962年，比王氏晚了整整五十年。王氏的知识主要来自文书简，对出土古书，他还缺乏深入了解。陈氏的讨论基础是1959年出土的磨咀子汉简，主要是古书，所见文书简也比王氏多得多，可以补充王说，修正王说。但大批的竹简帛书，特别是战国秦汉古书的两次出土浪潮，他们都没赶上。这些文章只能反映70年代以前的水平。70年代后，出土日增，材料山积，很有必要做重新总结。”（《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第四讲简帛的形制与使用》）

陈梦家（1911-1966）是著名的诗人、古文字学家、古器物学家、甲骨学家、简牍学家，还是收藏大家，一生命运多舛，但在每一个领域都写下了代表性的著作。比如，作为诗人，他的诗作是新月派的殿军。作为甲骨学家，他的《殷虚卜辞综述》对甲骨文发现后的研究作了综合论述，并对甲骨文文法研究贡献尤著。作为收藏大家，他开始系统地收集明式家具，对王世襄有引领之功。作为简牍学家，陈梦家1960年开始在夏鼐的庇护下，到甘肃研究整理汉简，直到1966年去世，代表著作有《汉简缀述》和整理的《武威汉简》。《汉简缀述》中，将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应用于简牍研究中，标志着简牍学的正式形成。所谓简牍研究与考古学的结合，主要是指结合发掘报告对出土简牍内容进行综合考释时，研究当地的历史、地理情况，这在居延等边塞遗址出土的简牍研究中尤为重要。例如，对整个居延烽燧遗址的分布定位，即属于考古学研究的范畴。陈梦家《汉简所见居延边塞和防御制度》，就是利用考古发掘报告所写的杰作。

陈梦家之后，陈直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陈直（1901-1980），原名邦直，字进宧（宜），号摹庐，又号弄瓦翁。治学，师承清代朴学的传统，同时也深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影响，既重要文献资料、亦重考古资料，提出了“使文献和考古合为一家”，“使考古为历史服务的”学术主张。《居延汉简研究》为陈直探讨居延汉简的5种专著之汇编，1986年出版。其中因事命篇，作贯通性专题考证者，曰《居延汉简综论》；对居延、敦煌、罗布代尔、武威磨咀子诸汉简作解要或通释者，曰《居延汉简解要》；校订居延汉简释文者曰《居延汉简释文校订》、《居延汉简甲编释文校订》；研究居延汉简纪年问题者，曰《居延汉简系年》。所论极富创见，成一家之言，为治汉简的必读之书。

20世纪70年代之后，简牍出土逐渐由西北，转向东南，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郭店楚简等的大量出土，不仅增加了简牍研究的实物材料，更有大量帛书出土，使简牍学进而发展成为简帛学。这方面的著作也很多。对二十世纪简帛研究的综述性著作，有骈宇骞、段书安编著《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此书分为“综述篇”（综述简帛形制、内容、分类的研究成果）、“资料篇”（收集1900-2002年出土简帛）、“论著目录篇”（收集1903-2002年研究论著）。入门性的著作就是李零的《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4年第1版，2008年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