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 | 吴稼祥：中国为什么逃不出治乱循环的怪圈？

编者按

中华文明从开端就面临一个困境：是分权还是集中？中央不集权，未必能实现大道，倒可能滑向大乱；中央一集权，虽然可能防止国家瓦解，但也可能导致帝国土崩。这种两难处境，是一个梦魇，缠绕中国三千年。从这个困境入手，吴稼祥勾勒了中华民族的演变过程。

吴稼祥曾任中共十三大报告起草组成员，中央书记处办公室综合组组长、政改研讨小组副组长。

为什么写《公天下》？

概括起来8个字：困惑、不解、苦闷和担心。

困惑的是，中国自古就有公天下理想和昙花一现的部分实践，为何老是重演“家天下”和“党天下”（国民党）的故事，且每况愈下；

不解的是，华夏民族在公元前500年就是世界4大轴心民族，莫非2600年后的素质会更差；

苦闷的是，中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联邦共和国，近代史上亚洲第一个人民共和国，何时才能顺利完成民主转型；

担心的是，民主化是否会导致国家分裂，以及民主化过程中能否避免重蹈俄罗斯覆辙。

《公天下》正是吴稼祥二十年磨一剑，破解“超大国家”的演变之谜，被中央党校评为“对领导干部有影响力的图书”，可堪《新治安策》。

吴先生在书中提出创建无数，下文探讨的，就是导致中国古代政治和文明的螺旋下行的“五个怪圈”。只要一踏入，穿皇袍的单中心政治就掉进了下行螺旋通道。每个螺旋都有四个路段：治平、动乱、分裂、重新统一，简称为“治乱分合”。走完全部四个路段，就等于完成了一个单螺旋。而一个单螺旋，其实就是一个王朝。

因为每个螺旋的总趋势是下降的，故称之为“下行螺旋”。下行的含义是指经济活动上，人均产值愈益停滞；精神活动上，愈益丧失原创性；军事力量上，愈益不能抗御蛮族入侵；国家格局上，愈益退缩；文明辐射力上，愈益微弱。

独家|吴稼祥先生题辞签名

《公天下：中国历代治理之得失》

吴稼吴独家题辞“公天下，民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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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页出品

下文选自该书第十六章，经出品方一页授权刊发，以飨读者。

为适应新媒体阅读习惯，编者对原文作出了大量删减与修缮，部分段落也进行了重排，文章标题及文中图片、图说均为编者所拟。

1

流民之祸：韩非—马尔萨斯怪圈

“依附偏好”决定了历代希望稳定的王朝都必须“重农抑商”——禁绝工商，让国人都做农民。换句话说，让农民像庄稼一样都依附于土地，是其根本国策。

表面上看，让国民附着于土地，确实大大消解了社会离心力倾向，有利于稳定；但王朝政策制定者应该想到但从来不想的是，代替工人和商人的则是“流民”，他们带来的不仅是更大的离心力，还有破坏力，可中国历代统治者却不懂得这个道理，这实在让人唏嘘。这个道理就是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我国战国思想家韩非也曾提到这个陷阱的存在。

“马尔萨斯陷阱”的意思是说，在前现代化的农业社会，“食物增加的速度呈算术级数”，“人口增加的速度呈几何级数”，所以，人口的增长率高于粮食的增长率。

增长是按照增长的，而生存资源仅仅是按照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这个理论就被人称为“马尔萨斯陷阱”。

由于这个陷阱的存在，开始是迅速增加的人口吃掉缓慢增加的粮食，接着是得不到温饱的儿童死于慢性饥饿，然后，由于劳动力快速增加而耕地数量依旧，必然导致两个结果：周期性土地危机和周期性流民浪潮。

流民到底对王朝意味着什么？我想明朝的开创者朱元璋最清楚。元朝末年，凤阳贫苦农民朱世珍生了四个儿子，朱重八是他第四个儿子，后改名为朱元璋。重八17岁时，大饥荒，父母和哥哥们全都饿死，只剩下他一个人无依无靠。在一个小寺庙短暂停留一个多月后，他开始流浪。25岁时，加入郭子兴的流民起义军。

流民，是导致单一中心高压稳态政治“稳定悖论”的关键道具：为了稳定，让所有人依附于土地，但由于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快于粮食增长）的存在，又导致周期性流民浪潮，并诱发动乱。而流民为了存活，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做的，散则为盗，聚则为匪，占山为王，举兵为寇；而且，流民也是社会长期停滞的根源。中国社会的停滞并非原地不动，而是“磨道驴”式的停滞，围绕“稳定”中心，反复绕圈。磨道上的“驴”，就是农民和流民。

蒋兆和 流民图

因此，改朝换代，改的是朝代姓名，不改的是社会状态。从元到明，只意味着农民从蛹到蝶的羽化：从农民（朱重八），到流民（游方僧），到义军（朱兴宗），再到皇帝（朱元璋）；然后别的农民从头再来，这次的主角是李自成，不过他未完成羽化。当然，蛮族入侵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2

不肖子之祸：嫡长继承怪圈

即使皇帝心知法定皇位继承人是个混蛋，若要更换他，也是难上加难。

号称中兴之帝的汉宣帝，就没能超越自己的苦恼。甘露元年（前53年）春，皇太子刘奭陪宣帝晚宴，对父皇说：“你老人家施政是否太严厉了？！应该多用儒生。”

宣宗不快：“我们汉家政权的政治制度，是霸道和王道杂用，不能纯用周代政治的德教。况且，儒生不通世事，难堪方面大任。”

事后，宣宗对近臣感叹道：“如此暗弱，将来要搞乱我家江山的人，就是这个太子！”

因此，宣宗想改立淮阳宪王刘钦。但刘奭毕竟是自己嫡妻所生，加上感恩太子母亲许氏对自己的好处，以及怜惜许氏被霍光的妻子毒死，刘奭最终继位。结果，他的皇后王政君及其家族最终终结了西汉王朝。

不只是汉宣帝受此苦恼，就连圣明神武如唐太宗，在继承人问题上也是头疼得很。按继承法，不得不立李承乾，但他暗劣、不肖之极。结果，太子失德，魏王李泰有宠，群臣议论纷纷。太宗只好让魏征去辅佐东宫，以平息众疑。被姑息的李承乾阴谋杀父自立，事泄，被废。后有意立李泰，却发现亦非善类。最后，在小舅子长孙无忌坚持下，只好立了李治。但后来的历史表明，这个懦弱之主使自己的宗室子孙几乎被杀殆尽，李氏王朝也几乎改姓武。

以太宗之圣，尚且如此；嫡长继承陷阱，谁又能避免？

改变立嫡立长制度的，是清世宗雍正

家天下的世袭制——父子相继或兄终弟及——是“大一统”在继承制度上的表现，相比于禅让制，是一种更稳定的权力继承制度；而 “大居正”则是为了更加稳固权力继承，防止兄弟之间发生争夺继承权的宫廷斗争，以致祸乱天下。如此，继承权竞争虽然被最大限度排除，不肖子们却也得到了保护。正所谓：“今日不肖子，明日昏庸君。”昏庸君，是五蠹滋生、癌肿疯长、腐败加速的主要祸根。

为了稳定，确定嫡长预立皇储制，结果，不肖子上位，为权蠹所用，祸乱天下，更加不稳定。

改变立嫡立长制度的，是清世宗雍正。雍正元年（1723年），宣布废除预立嫡长为太子的制度，改用“密建皇储”制。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第四子弘历成为清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秘密建储制继位的皇帝，而清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出昏君最少的朝代。

3

五蠹之祸：鬼谷子怪圈

儒家功能学派指望每个即位的皇帝都是会“八大件”的圣王，以让“家天下”发挥“公天下”功能——私江山，但公权力，实行仁政，官府清正廉洁，百姓安居乐业，海内富庶，天下大治。由上一节的讨论可知，这不是不可能，但是极偶然、极小概率的事件，千古以来，只有唐太宗疑似。

而必然的是，绝大多数皇帝都要掉入鬼谷子陷阱：权力一定被盗，而且，天下权力越集中于他就越容易被盗。《鬼谷子》是一本窃权教科书，窃权的精髓是控制君主。它推荐的运用控制术来窃权的方法不少，主要是三种，分别是“捭阖”、“飞钳”和“揣摩”。运用好捭阖之法，君主的门户彻底对你开放；运用好飞钳之术，你就可以牵着君主的鼻子走；运用好揣摩之技，所有君主都会上钩。

《鬼谷子》是一本窃权教科书，窃权的精髓是控制君主

盗窃帝王权力的人，至少有五种：

a.后宫（包括皇后、太后、贵妃以及皇帝的男宠和女皇的男宠）；

b.宦官；

c.外戚；

d.方士（道士）；

e.奸臣。

以上，我们姑且称之为“五蠹”。五蠹，本是韩非子用来指称“学者（儒生）”“言古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权贵门客）”和“商工之民”的，说他们是国家的蠹虫，不除则亡国。

所谓蠹虫，亦称蠹鱼，是在器物中主要是木头里蛀蚀的虫子。君主或帝王的权力，是一根很香的木头，专召各种蠹鱼前来啃噬，越是他身边的人，啃噬得越方便，也越凶。

4

癌肿之祸：帕金森怪圈

英国有个历史学家叫帕金森，是研究官僚机构的专家，其于1958年出版的《帕金森定律》中提出：所有行政机构都受一种膨胀规律所支配。意思是，行政机构会像金字塔一样不断增多，所以行政人员会不断膨胀，虽然看上去每个人都很忙，但组织效率却越来越低下，因此，它又被称为“金字塔上升”定律。其原理是：一个不称职的官员倾向于任用两个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以此类推，则庸人越来越多，机构也越来越膨胀。

按照这个定律，每个高压稳态王朝的机构和官员规模，都必定像掉进水里的胖大海一样急速膨胀。

东汉外戚、宦官更迭用事略表，选自《公天下》

这个推断也得到了中国帝制时代的史料支持：比如，公元627年，唐太宗治理的大唐帝国京都长安，只留用了643—730名京官，外官数量也不多。而30年后，高宗显庆年间，内外官员膨胀到13465名。到元和年间（806—820），文武官吏及诸色胥吏已达368668人。如以当时全国纳税户144万算，平均每7户就要供奉2个官员。

宋朝官员膨胀的情况更为惊人。从仁宗皇祐到哲宗元祐的40年间，就外官而论，节度使由3人增加到9人，两使留后由1人增到8人，观察使由1人增至15人，防御史由4人增至24人。从宋景德（起自1004年）至元祐（终于1094年）90年间，官员增加6倍。

明朝机构膨胀的速度则更快。明洪武时，文武官员24000名，100年后的宪宗时，已经膨胀为8万多名。以蓟镇为例。蓟镇原为一个机构，到神宗时，把“边”分为“镇”，一“镇”又分为三“路”，各路均设机构，如此一来，机构则为原来的12倍，而官员则为原额的20倍。

至于宦官、吏员，就更多了。东汉时按官制定额，内外文武官员为7567人，吏有145419人；明朝吏员大约为官员的十倍，膨胀也更快。

除了官吏以外，还有寄生阶层，主要是不任职、被供养的王室成员及其后裔，在明朝为“宗室”，在清朝为“八旗”。洪武年间，宗室人口为58人；永乐增至127人；正德年间，达2945人；嘉靖八年是8214人，嘉靖二十八年，到了1万多人；万历二十三年，为157000余人；到明末，不少于数十万人。

如此膨胀的机构和人员，对社会肌体来说，就是癌肿，而每次切除，都意味着从头再来的“革命”。这是稳定悖论的癌变悖论：为了稳定，必须依靠庞大的官僚机构，而官僚机构的加速膨胀和过度剥夺，则导致民不聊生，人心思乱。

5

腐败之祸：触龙—阿克顿怪圈

公元前265年，秦国进攻赵国，无奈，赵国向齐国求救，但齐国发兵的条件是让执政的赵太后最疼爱的小儿子（长安君）当齐国的人质。此条件被太后严词拒绝，无论大臣们说什么也不听。后来，左师触龙求见说了一番话，没想到太后竟欣然答应了。为什么？因为她被触龙说的“腐败导致毁灭”的历史教训吓着了。

腐败，原意是指失去生命的有机体裂解的一个过程；用在政治领域，是指责、权、利三者不对称：A.不正当地牟取大于责任的权力；B.不正当地牟取大于职权的利益。触龙所说的侯“不过三代”，似是指前者；韩愈笔下的圬者所说的富贵之家“再过为墟”，似指后者。从这个定义的A出发，也可以将第三节描述的“五蠹”行为归入腐败。

触龙，以及圬者王承福，通过“世不过三”的警世之语，事实上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权力必然腐败，而且速度很快。这类似于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的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阿克顿：“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抑制政治腐败，就是限制权力，使其不那么绝对。中国历代王朝都试图运用官僚制度达成此目的，这些制度包括：

a.自我约束：通过科举制和举贤制遴选有文化有修养的人做官，希望自我约束。

b.权力限制：比如科举制，类似于资格认证，意在从总体上限制当官人数；回避制，意在剪除裙带关系；任期制与轮换制，意在防止盘根错节和编织关系网络；告老还乡制，意在减轻京城负担和压力，并防止帮派化。

c.检查监督：比如京察制度、回京述职制度、巡抚制度、击鼓喊冤和拦轿告状制度等。

d.事后惩罚：比如满门抄斩、灭九族、施酷刑等。

但是，所有这些制度，在限制权力方面的作用都是很小的。它只限制下面，却限制不了上面，特别是皇帝、皇室成员和九卿；对太监、世袭贵族和外戚等内朝官员以及武官，其实也很少起作用，特别是上面提到的“五蠹”更是为所欲为。汉哀帝的男宠董贤被收没家财43亿，相当于当时全天下一年的赋税收入（40亿），如果再把其他没有被抄没的贪官、外戚和宦官的财产加起来，该多么惊人！其他朝代，可以大致类推。

这是稳定悖论（五）——“世不过三”悖论：为了稳定，所有开国帝王都要集中并加固皇权，希望传之万世，但权力越集中越易于腐败，不过三世，便开始腐烂，等待被摧枯拉朽。

公天下

独家|吴稼祥先生题辞签名

《公天下：中国历代治理之得失》

吴稼吴独家题辞“公天下，民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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