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飙 |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节选自《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项飙/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版）

“浙江村”的正规化不能被理解为是“现代”对“传统”的替代，而应该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分割—价值攫取”的发展逻辑下来考察。所谓“分割—攫取”，是指强势者通过对社会群体进行区隔来攫取价值。这固然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但是具体的分割—攫取方式是不断变化的。在改革前，国家用行政手段分割城乡社会，从农村攫取剩余价值扶持城市工业。“浙江村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偷偷离家到边远地区讨生活，是对这一体制的逃避和反抗。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政府允许农民流动，但是不允许在城市定居。城乡分割有所松动，但是流动人口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被分割，即流动人口可以自由地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力，但是他们的社会权益，比如医疗和子女教育等，需要回到农村才能实现（当然是非常有限的）。流动人口在城里只是劳动力，回家才是社会人。不提供任何社会保护的劳动力市场成为价值攫取的主要渠道。在这个阶段，“浙江村”用最直接的方式反分割，即抱团造出自己的一个社区来，把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自己办幼儿园、诊所等）一体化，形成“社区—产业型”的进城模式。这是“浙江村”为什么具有特别强的社会自主性、难以被打散的重要原因。

1995年之后的正规化是分割—攫取逻辑的延续，但是它的侧重点不在于区隔不同的社会身份（比如有没有户口），而是根据和资产的关系划分人群和产业，那些有利于城市资产（特别是土地）增值的得到扶植，那些不利于资产增值的（比如原来占“浙江村”主流的小型作坊和小型服务业和买不起商品房的）被淘汰。比如北京市在2009年宣布，北京市和丰台等区县将在三年里投资500亿改造南城，“浙江村”是重点改造对象。政府能够投资500亿，离不开“浙江村”多年在税费上的贡献；政府愿意为南城投资500亿，又离不开“浙江村”经济已经把南城做成有巨大增值潜力的商业热地的事实。而在改造中，绝大部分的“浙江村”生产企业要搬离，给更高档次的企业让地。虽然到2016年大部分“浙江村”企业还留在原地，但是这一计划造成“浙江村”企业强烈的正规化需求，特别是希望通过投资竞标得到政府划拨的土地。这种需求也造成了土地价格的上涨和地方政府寻租的条件。从2015年开始推进的“非首都功能疏解”计划，把大红门一带的服装加工和批发界定为典型的“非首都功能”，要全面迁出北京，为高附加值产业让路。这可以看作是分割—攫取逻辑的升级。分割和攫取不仅是结构性的，也是时间性的：它通过对过去的抹煞和掩盖而实现。

对应于分割—攫取方式的变化，“浙江村”经济在二十年间从“平铺式”发展变成了“垂直式”发展。当年“浙江村”的自我抱团形成了平铺式发展模式：先来的工商户带后来的，没有本钱的小户可以借助亲戚老乡关系进入生产和营销网络中来，并且很快达到其他人的经营水平。“浙江村”经济规模的扩大，主要靠其人口的增多；其经营效率的提高主要靠分工的细化和广大工商户的平等参与。其资本集中程度低，更没有大鱼吃小鱼的现象。外界多爱强调温州人的企业家性格，而温州农民当年的流动更是一种基于乡土情谊的“同去同去”，与市场性的竞争行为相去甚远。

“浙江村”的平铺式发展并不仅是所谓传统网络的自然延伸，它更是对割裂流动人口的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体制的反抗。所以会平铺，是因为大家追求的是亲友老乡的集体式的发展。大家要赚钱，同时要做一个好亲戚、好老乡，没有人想看到自己的亲友老乡沦为被剥削的劳工。换句话说，经济活动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一部分，前者为后者服务。这样的平铺式发展，可以看作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逻辑（包括乡镇企业的发展）的一个延伸。它具有很强的社会吸纳能力，为基层人群提供了发展机会。这一平等普惠主义的改革红利对当前中国还有重要影响：正是因为基层人群积累了基本的生活资源，几次经济震荡没有转化为大规模的社会危机。2000年以后，随着资产的重要性的提高，“浙江村”内的发展也从平铺转向垂直。各种生意的资本集中程度提高，没有本钱的小户很难进入。“浙江村”经济明显分成两部分。一是盖市场出租摊位，它本质上是一种地产经营，投资大、回报高但是风险也高，投机性强。二是服装生产及连带产业（比如布料批发），其回报率低、周期长、风险低，但是和盖市场一样，它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否则生产规模太小无法形成价格优势而会被淘汰。正规化和上规模不一定意味着更稳定。和原来紧紧嵌入社会网络、受社会关系保护的经济运作相比，这些大生意在很多方面是更脆弱而不是更稳健了。“浙江村”的纵向式发展也体现在社会关系上。新式精英不如原来的大人物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相反他们形成了一个以资产为基础、以党支部为组织形式的半封闭式圈子。精英和精英之间的关系，远比精英和群众的关系重要。

从平铺到垂直，意味着原来“同去同去”社会关系的瓦解，同时资产和正式权力的重要性的上升。当分割—攫取的手段越原始的时候（比如行政控制的城乡二元），抵制相对容易，“浙江村”反而因此具有了更强的自主性。分割越是精细和抽象，抵抗也越难。政府的手和市场的手交织在一起，看得见却抓不着。价值攫取不再是像把水从一条河抽到另一条河，而更像是通过毛细血管式的管道从机体各个部位汲取养料。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浙江村”面对城乡割据状态的策略是逃避，在80—90年代，面对城市的歧视性政策的反应是联合和表达，那么2000年以来我们看到的是其原来的社会性的收缩甚至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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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杨馨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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