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美国要制裁中国核动力工业时，中国只是轻蔑地“呸”了一声？

文丨路风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本文经授权摘编自路风《新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

“为什么美国要制裁中国核动力工业时，

中国只是轻蔑地‘呸’了一声？”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要把时间倒回55年前。

1965年，四川乐山的深山里，

多了一个地图上都查不到的

以“909”为代号的绝秘基地……

3年后，将近一万军民

来到这个神秘基地，

表面上，他们是“搞水电”的神秘人，

实际上，这些建设者们中间

藏着中国最顶尖的核专家，

他们要完成的是一项最高机密的工程

——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

陆上模拟核动力反应堆！

1970年，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

陆上核动力反应堆成功开启，

这颗核心脏的跳动，

也正式开启了新中国的核动力事业！

10年后，这支已经

深藏西南大山25年的核动力科研队伍，

又开启了一个新的

伟大也更艰难的征程：

为中国建造掌握全部核心技术、

完完全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核电站！

▲“华龙一号” 中国自主研发、全球领先的三代核电

中国今天能够走多远，

是因为昨天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中国明天能够走多远，

也取决于今天付出多少努力。

今天，我们带大家一起看看

中国核动力事业发展的艰难历程，

带大家一起认识那些

深藏大山、隐姓埋名，

为中国核动力事业默默无闻、

无私奉献的功臣们！

一、披荆斩棘的核潜艇反应堆工程

1958年6月末，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批准聂荣瑧元帅向中央提出的中国自行设计和试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10月，海军政委苏振华率代表团访问苏联，其使命之一就是希望在开发核潜艇方面得到苏联的帮助。

但中国代表团没有料到，苏方不但没有答应在核潜艇方面予以援助，甚至不承认自己拥有核潜艇。

代表团回国后向中央汇报了情况，周恩来转达了中央的决心：“不仅原子弹要搞，核潜艇也要搞”！

1959年10月1日，赫鲁晓夫访华，毛泽东曾提出为中国核潜艇研制提供技术支持的请求。赫鲁晓夫傲慢拒绝。

毛泽东说：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苏联不援助，我们就自己干”。中国的核动力研究工作是从学习美、苏各一本教科书开始的。

1961年年底，全国经济形势迅速恶化，中国决策层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决定把开发核武器列为压倒一切的重点，二机部也把有关核燃料和核武器的研制列为“一线”任务，而把包括核动力在内的其他工作列为“二线”任务。

1962年7月，核潜艇项目下马。

因为二机部酝酿解散潜艇核动力的研发队伍，当时直接领导中国核潜艇动力装置团队的孟戈非绕开行政上级直接找到海军政委苏振华。

在军方的安排下，潜艇核动力的骨干技术队伍被收到国防科委系统（国防部第七研究院）保护起来，称为715所。从那时起直到“文革”时期，这支队伍的隶属关系在军方和二机部之间共经历了五次变更，归军方时叫715所，归二机部时就叫北京15所。

1964年，国民经济全面好转；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在这种条件下，中央专委于1965年3月批准核潜艇工程（09工程）重新上马。

1965年8月25日，中央专委第13次会议决定，同意原子能潜艇陆上模式堆建在四川省夹江县境内。

二机部随即决定在那里先建一个比较完善配套的反应堆工程研究综合基地，基地代号为“909”，对外掩护名称为“西南水电研究所”。

几十年之后，909基地的一条山谷被称为“中国堆谷”。

▲图为909基地，上面写着：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当时的909基地什么都没有，刚来的人住老乡家，喝的是稻田和池塘水；以后自己盖草棚和干打垒房子，并且打出了水井。

当地也十分闭塞，打长途电话必须到数公里之外的小镇邮局去，而且要到晚上八点半以后才能打通北京的。从生活区到工地，相距最远的有十几公里，上下班必须坐“班车”——解放牌卡车。

许多人得到组织的通知后调到“909”工作。但“909”在什么地方？不知道。“909”是干什么的？不知道。还有许多人是自愿报名来到基地的，一些施工单位也相继进入。

渐渐地，在四川夹江的那块土地上，聚集起一支号称“八千会战大军”的队伍。

“文革”爆发后，全国各地的许多工厂和研究所停产，各级领导干部和技术专家被批斗，协调09工程的系统面临瘫痪威胁。

1967年3月，自己也身陷政治漩涡的聂荣臻元帅看到国防科委副主任兼七院院长刘华清关于09工程受到冲击的报告后，于1967年6月20日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09工程第三次协调会。

当聂荣臻元帅一身戎装，拄着拐杖步入会场时，全体参会者起立长时间鼓掌。

▲聂荣臻元帅

1967年8月30日上午，正在医院治疗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接到刘华清亲自送来的公函稿，在这份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军委发出的第一份《特别公函》的左上角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注：《特别公函》未经中央军委常委会讨论，也未请示当时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所以签发它是冒了很大风险的。】

《特别公函》的内容被迅速传达：

“09工程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的国防尖端工程，任何人、任何单位，均不得以任何借口和理由冲击车间，更不能以任何理由停工停产……”。

• 《特别公函》成为“尚方宝剑”，十几个工业部门的“列车”立刻畅通无阻地驶上“轨道”，派下去的各路人马再无人敢拦；

• 它也是“大赦令”，一大批被关起来的厂长、书记、科学家和工程师被解放；

• 它也是“动员令”，各个部门纷纷支援，围绕09工程的庞大机器立刻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

1968年，大多数试验装置陆续建成，安装设备后立刻投入试验工作，909基地成为中国唯一的核动力试验研究基地。

▲909基地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厂房

1969年9月初的一天，715所留在北京的全体科技人员和部分家属登上一列人、货混装的闷罐车，告别北京前往四川……

这列闷罐车停停走走，一个星期才到目的地，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从此一辈子留在了这里。

1969年，模式堆主厂房的土建施工完成，设备安装开始。

在关键的几个月中，工地上彻夜灯火通明，搅拌机声、汽车马达声、施工小车的嘎嘎声以及炊事员送加班夜饭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交相呼应。

▲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控制棒卸车

在当时的条件下，设备安装十分困难。例如：

• 重达60吨的反应堆压力容器是由十多辆大马力汽车车群牵引，如履薄冰地翻越了18公里山路后才运抵现场；

• 因为没有大型装卸设备，所以指挥部以“发动群众”的方式，采用推、拉、顶、吊等方法才将其“盘”进厂房。

1970年4月，中国第一个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安装完毕，迎来了启堆的时刻。

在第一次启堆后，测量人员发现反应堆顶部的物理测量管与堆顶部件焊接处有渗漏。在停堆抢修过程中，技术人员邹心银整个人趴到堆顶盖上，用嘴吸管壁里的积水。

这是只有在那个年代才可能发生的事，因为经过满功率运行的反应堆积水是可能带有放射性的。

现场突然鸦雀无声，只能听见邹心银的吸水声——“这声音好像刀片划过在场每个人的心”。最后，积水吸干，焊接成功了。

▲图为反应堆压力容器安装。

在启堆前的7月15日、16日，周恩来率其他领导和专家两次听取了由军管会主任王汉亭和工程技术负责人彭士禄等人组成的赴京汇报组汇报。

周恩来在汇报过程中提到核电说，陆上模式堆“奠定了热核电站的基础，今后燃料多了，就可以自己搞！成功了，陆上核电站就有了，是核动力的起点，将来还可以做得更好……”

这说明周总理已经在思考中国发展核电的问题了。

▲图为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经过半年的反应堆安装和调试，于1971年8月开始试航。

这里必须提到一位捐躯者——从1959年就参加潜艇核动力设计的工程师李宜传（曾任715所仪控室主任）。

他在陆上模式堆安装之前切除了一个肾，但拒绝了大家的劝阻，带病工作，干脆把被子搬到控制值班室，吃住在现场。随后，他又拖着病残之躯再次请。

1972年4月，李宜传终因过度劳累牺牲在核潜艇试航的工作岗位上。

▲图为第一代核潜艇工程四位总师合影（左起赵仁恺、彭士禄、黄纬禄、黄旭华）。

1974年8月，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攻击型核潜艇（401艇）——正式服役。

88岁高龄的朱德元帅在海军司令肖劲光大将的陪同下检阅了中国核海军的第一艇。

参加了庆典仪式的中国第一任核动力总工程师赵仁恺回忆说：“那庄严、盛大、隆重的场景，有幸一遇，足慰终生”。

中美关系处于“蜜月”期的1982年，美国“核海军之父”Rickover海军上将（时年82岁）访华，爬上了“长征一号”核潜艇。

他在参观后称赞说：“这完全可以与同时代先进国家的核潜艇媲美！”。

▲2019年1月31日，来自青岛嘉峪关学校的学生们登上我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401艇参观。

二、“军转民”历程的磨难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开始发展核电。

深藏四川大山里的核动力院似乎被遗忘了，因为当时占据了主导地位的引进政策没有考虑如何利用中国的技术基础来发展核电。

在1980年代有关中国核电发展道路的争论中，各方都以核工业主管部门作为核动力技术的体现，而包括决策者在内的大多数人都不清楚中国核动力技术的承载体到底在哪里。

于是，一支四五千人的中国核动力技术主力队伍被“遗忘”在四川夹江的山区。

1970年代末，在“军转民”的大势下，核动力院研究陷入停滞状态，技术骨干大量流失。

1988年接任院长职务的钱积惠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最困难的时候，我形容我们老院长（任和）像个叫花子拄着拐棍‘讨饭吃’，全国都跑遍了，领着一批专家去求人家、找项目，风尘仆仆，跑了好几年”……

“当时大家在山沟里，拿着仅有的一点工资，但热情还是很高，我们当时上上下下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要搞核电’”。

▲钱积惠

1991年5月2日，钱积惠上书江泽民。

他在信中直言国家对核动力基础研究的忽视以及核动力研究基地所面临的困境，并呼吁：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的核大国，作为一个已经拥有核潜艇并还要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军用舰船核动力的国家，理应也有能力走自主发展核电的道路。

江泽民收到了钱积惠的信，并于当年6月15日对信作出批示，赞同支持核动力骨干实验装置的建设。

此后，国家计委批准对核动力院投资1.8亿元，在成都建设一批军民核动力骨干试验装置，同时依托这个项目实现了核动力院从夹江到成都的搬迁（涉核的部分仍然留在夹江）。

这一项目被称为“615工程”。

▲秦山核电站安装时的反应堆堆内构件。

在最困难的阶段，核动力院始终坚持着对核潜艇动力堆的研究，一直坚持到1990年代末中国上马第二代核潜艇工程。

615工程建设试验装置全部是核动力院自己设计的，这为后来的秦山二期核电站压水堆的自主设计和建造，以及新一代核潜艇的开发，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三、“华龙一号”的技术源头

“华龙一号”的设计基础是秦山二期核电站。

核动力院在秦山二期中标并非偶然，完全是凭技术实力赢得的。
在“军转民”的困难时期，核动力院仍然保持着技术研发的“冲动”，在国家下马的项目基础上建成了乏燃料堆（岷江堆），以利用高通量堆使用过的乏燃料。

1957年，美国通用原子公司（Gulf General Atomic Corporation）开发出世界上第一个脉冲堆，一直独家垄断技术和市场。

1975年，核动力院的技术人员从报刊上获得脉冲堆的信息后，开始研究并向院里提出建堆的建议。

1979年4月，核动力院把研究人员提出的概念设计方案上报二机部。虽然很快得到批准，但它只是一个没有列入国家计划、没有经费的项目，只能靠院里东拼西凑地自筹资金。

▲图为 1991年1月，我国第一座脉冲反应堆建成。

1981年担任脉冲堆研制组技术负责人的夏祥贵，在项目一度因人员调走、经费减少而前景黯淡的条件下，坚持了整整10年。

脉冲堆的特性主要取决于其特殊的燃料元件，承担开发燃料元件任务的四所是一支吃苦耐劳的队伍。

经过几年的努力，课题组用自己独创的氢化工艺实现了渗氢，于1988年4—9月正式生产铀氢锆燃料元件。

为了省钱，从1986年4月开始正式安装的脉冲堆建在一个废弃的厂房。现场总指挥李达忠对当年最深的回忆就是“真是太累了”。

• 工程组副组长丁家祥，因长期劳累患上劳累型心脏病；

• 1990年7月22日，中国脉冲堆首次达到临界，在举行建成庆典的时候，总设计师夏祥贵却因操劳过度住进了医院。

在10年的时间里，核动力院动员了几百名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完成技术攻关和科学试验上百项，连施工也完全是自己干的。

1993年，核动力院向军方提供了一座功能更加齐全的脉冲反应堆，在中国签署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后用于模拟核爆试验。

有意思的是，美国通用原子公司闻讯后不相信中国人能开发这种技术，认为核动力院“盗窃”了它的技术。

1992年初夏，双方代表在深圳会谈。中方说明了核动力院攻克铀氢锆元件的独特工艺路线——低压渗氢（比通用原子公司的高压渗氢更为简单和先进），不到一个小时，美方代表就被事实说服。

送走了美国人，还有法国人。

设计秦山二期反应堆系统是核动力院进入核电领域的里程碑。由于上级规定秦山二期必须参考法国的M310（大亚湾的反应堆），也由于它没有原型堆（引进派特别重视这个概念），所以一些人总喜欢把秦山二期的技术说成是抄袭法国人的。

这完全是错误的说法。有段时间，很多人经常不厌其详地追问某项技术与法国技术的关系。不善辞令的老科学家们，不止一次恼怒地回答：“这些技术是我们在山里试出来的！”或者“我们在山里就是这么做的！”

这就是中国的技术，还有疑问吗？

▲2018年3月21日，中核集团福清核电6号机组完成反应堆穹顶吊装，这是国内第二台完成穹顶吊装的“华龙一号”核电机组。

1988年4月，核工业部被撤销，其原有的政府职能划入新组建的能源部，同时组建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中核总），负责管理核工业。

中核集团成立后，提出把CNP1000（我国自主设计的国内最高水平的百万千瓦级商用压水堆核电站）作为集团的自主品牌来发展，于是以行政手段重新分配任务，由三家设计院联合设计。

这个做法曾经引起中核集团内部对于技术方案的争论，一院和二院联合提出了CNP1000（二院负责土建设计），728院则联合美国西屋公司提出了另外的设计方案。

最后，中核集团确定一院和二院的CNP1000为集团的核电自主化方案。1999年年底，中核集团在九华山庄开会，正式对外推出CNP1000。

中核集团力推自主核电技术本来是件好事，但它当时的做法却包含了一个战略意图，即把CNP1000当作统一全国的核电技术路线的手段。

▲2018年1月28日，“华龙一号”全球首堆、中核集团福清核电5号机组反应堆压力容器顺利吊装入堆。

然而CNP1000的发展并不顺利，虽然CNP1000最初是核动力院提出的设计方案，但中核集团为了控制项目主导权，通过行政命令方式让原本没有CNP1000开发经验、甚至曾经反对过这一方案的728院成为CNP1000方案的总包院。

728院长期以来采用的是美国的设计标准，拿到项目后便把原来二院设计的厂房布置推倒重来，这就大大拖延了核安全局审批的工作进程。

这种情况给了引进路线以口实，以业内相争不下为理由，索性提出引进第三代核电、实现一步跨越的方针。

历史有点“诡异”的是，恰恰是引进路线促成了自主技术路线的“自赎”。

为引进AP1000而成立的国核技收编了728院，反倒使中核集团只能依靠核动力院，当然也意味着更深度地控制它。

更重要的是，引进路线自上而下的强行推进和AP1000的步步踉跄，反倒使中核集团和中广核再度产生自主开发的动力和机会。于是，中核集团走出“CNP1000→CP1000→ACP1000”的发展路线，中广核集团走出“CPR1000→CPR1000+→ACPR1000+” 的发展路线；最后，在国家能源局的要求下，两者“融合”成为“华龙一号”。

▲2015年5月，我国“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示范工程——福清核电5号机组开工建设。

本文没有涉及后来的研发，两个集团都做了很多新的工作，尤其中广核后来加强了自主的技术研发，一定也有许多自己的技术。

但无论如何，这两条技术路线的系统架构和基本技术都源自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这个事实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两个集团的两条技术路线“融合”起来时并无技术上的困难。

但故事还没完：核动力院设计百万千瓦级核电站的基础是秦山二期，而它能够“凭空”（指没有原型堆）设计出来秦山二期的基础是中国从开发核潜艇动力堆以来的能力积累。

至此，“华龙一号”的血脉已经清晰可见。

由于对核潜艇工程的高度保密（其程度甚至超过航天）、理解复杂技术的困难以及行政管理体制的不合理，核动力院的业绩一直鲜为人知。

▲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第一个核动力装置的主要设计者 烈士彭湃之子 彭士禄院士

在“军转民”最困难的时期（1980年代至1990年代前期），到一院视察的国防科工委领导对所见所闻潸然泪下。

回到北京后，他要求九院派人去一院学习。

九院是谁？就是“两弹”元勋邓稼先带出来的团队——中国核武器研究设计院。让这样的单位向一院学习，可见核动力院的事迹有什么样的分量。

根据2006年7月20日《环球时报》（第8版）的报道，印度从1991年开发核潜艇以来的15年间，花了100多亿美元，因为实在难以完成核动力装置的建造，不得不向俄罗斯租借核潜艇。

相比之下，中国对核动力院前40年的全部投资还不及购买一个外国核电站的钱，而被饿得骨瘦嶙峋且经常受气的核动力院却为中国核海军贡献了关键技术、装备和中国自主发展核电的技术基础。

也是在那个时期，到核动力院视察的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也流了泪，他在一院干部大会上说：“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将不忘你们的伟大贡献，你们受委屈了！”

今天重提往事，是因为伴随中国核动力成长的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不可遗忘，何况这种精神恰恰符合技术开发的逻辑。

当我们十几年前访问时，核动力院的第三代总师队伍已经成长起来，屈指一算，该院的第四代总师们今天也应该开始担纲。

▲彭士禄院士嘱托年轻人：好好干，加油！

希望年轻一代继承前辈的精神，希望今天的中核集团领导们善待核动力院，也希望核动力院的领导们善待前辈。

尾 声

“华龙一号”的技术源头到底在哪里，本文已经解释清楚，虽然这个源头比一般人想象的更久远、更复杂。

2018年2月20日，央视新闻频道播出一个探访四川909基地的节目，通过高星斗、吴观和等几位老人的回忆，非常简要地回顾了建造第一个陆上模式堆的历程。

节目还提到，模式堆的厂房已经被拆除。

数年前，年轻一代工程师们拆除屏蔽墙时，在铅块底下发现了一句字迹模糊的话：“孩子们，辛苦了。”

不知道是谁写的。一位出生在夹江的后辈工程师说：“看得哈哈大笑，老一辈可能知道我们要干这个活，提前给我们写下这句话。”

前辈们当然知道这些设施在完成服役后会被拆除，也许他们当时建得太牢固，所以幽默地留给“孩子们”这句话。我们普通人可能以为，只要建起核设施就算有核能力了。

其实不然，只有能把退役的核设施安全地拆除并处理掉核废料，即完成核设施的全部生命周期，一个国家才算真正拥有核能力。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已经退役，而核动力院也已经以自己的整套退役技术，安全、干净地处理完相应的所有核设施。从这个意义上讲，前辈的话其实也是对“孩子们”的嘱托。

▲标记为144号屏蔽墙铅块格中的“孩子们，辛苦了”

“孩子们”也没有忘记父辈。我们引用一位当年被父母从北京带到909基地的人在回忆童年往事时写下的一段话：

35年后，我已有了自己的孩子。回想初到基地的时光，心中却总有一种莫名的感伤。

是的，当我被爸爸牵着手，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我的命运在懵懂中已完全被改变了，这里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我的父辈们，当年一腔热血，来到这片“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基地，为的是“三线建设”，为的是让毛主席他老人家睡好觉。他们似乎没有想过孩子的未来，而我们也就在他们的忽略中，在这闭塞又单纯的环境下长大了。

回想起我们的成长，回想起我们基地的变化，我甚至无法理解他们当时那义无反顾的举动。但我不能不从心底里敬重我的父辈们——那些为我国核动力事业发展“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老知识分子、老工人……

让我们记住本文在讲述中国核动力工业史时提到的那些名字，虽然我们应该记住更多的名字。他们以及领导了他们的开国元帅和将领们，才是传说中的“中国核潜艇之父”——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他们也是中国核电技术的奠基人。

▲四川909基地：跨越半个世纪的问候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没有白白得到过任何一项“国外先进技术”，有时甚至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不同工业或企业引进技术的效果经常呈现天壤之别（拿至今还以组装外国品牌为主的汽车工业对比一下核电，就可以明白其含义）。

没有自主开发或自主开发努力不足的工业或企业，不是被外国企业控制，就是干脆灭亡。

因此，中国今天能够走多远，是因为昨天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中国明天能够走多远，也取决于今天付出多少努力。

至于以为躺着不动就能从天上掉“馅儿饼”，那是痴心妄想。

如今，核潜艇陆上模式反应堆虽然已经锈迹斑斑，但它的存在，就是中国核动力院的历史所证明的道理：为什么当引进路线不能兑现自己的承诺时，中国的核电发展没有踉跄，反而更好？为什么当美国要制裁中国核动力工业时，中国只是轻蔑地“呸”了一声？

原因就是中国有那样一支队伍。用不着怀疑：如果中国的航空母舰将来成为核动力的，那么其核动力系统也只能由继承前辈精神的那支队伍干出来。而且，他们一定干得出来。

还是在上述央视播出的节目中，曾经亲手参与建造中国第一个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的黄士鉴（时年79岁）在回顾历史时，面对记者的镜头淡然地说：

“我们干了一件事，当年就是这么默默无闻，现在回过头来又觉得它惊天动地，走过来了，而已。”

▲图为时年79岁的黄士鉴。

面对这样的精神，核动力院的历史已经成为一种超越某种具体技术成就的符号，象征着中国今天力量的来源以及明天必须坚持的方向。

永远的“909基地”，

永远的“核一院”，

永远的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记住这些闪亮的名字：

①孟戈非，男，1920年出生于山东济南市。1938年参加抗日战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进入东北。1953年起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主任。1958年年末被调到二机部，以原子能所副所长的身份直接领导了中国核潜艇动力装置研发团队，后任二机部科技局副局长等职务。1960年代前半期，他在建立核动力研究机构的问题上与二机部领导发生分歧。“文革”后，他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赵仁恺在为孟戈非的书（2002）写的序言中说：“我认为当时孟戈非同志高瞻远瞩，从全局出发，高度负责地向有关领导提出核动力的研究设计开发应该统筹规划，远近结合，建设一个配套的、具有赶超条件的核动力研究设计基地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提出的规划建议是有意义的。可惜由于当时意见分歧，再加上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一片红心，多少辛苦，在翘望中与委屈中不了了之。”

②赵仁恺（1923年2月16日—2010年7月29日），汉族，江苏省南京市人，1946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机械系。1958年9月加入核潜艇动力装置研发团队，被任命为设计组组长；1961年年底调任研究和建造某生产堆（为核武器生产燃料）的技术负责人；1965年再度回到核潜艇队伍；1966年初冬率设计团队赴909基地，以技术负责人之一的身份参与了第一个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的建造全过程。曾任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赵仁恺是中国核动力装置的第一位总设计师，两院院士，为中国的核动力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③李乐福是核潜艇动力装置研发团队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但我们无法查到关于他的信息，只知道他因为身体不好去世较早。实际上，由于核潜艇项目高度保密，所以许多参与者的信息都无从查到——他们确实是默默地为国奉献。

④彭士禄，1925年11月出生，男，汉族，广东省海丰县人，是中共早期烈士、农民运动领袖彭湃之子。1956年毕业于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后又在莫斯科动力学院核动力专业进修，1958年回国。1959年加入核潜艇动力装置研发团队，全程参与了第一个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的建造过程，后任反应堆工程的技术总负责人和现场指挥。陆上模式堆建成后，年轻气盛的彭士禄因对海军把909基地退还给二机部不满，于1971年率一部分人到国防科工委七院在武汉的一个单位单独成立核动力堆设计机构，后与719所合并（孟戈非，2002：337、361-364）。1980年代，彭士禄回归核工业系统。1994年，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⑤《往昔岁月》（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2006：68）提供了邹心银的一份“官方”简历：男，汉族，1934年8月出生，湖北宜昌人。1963年从北京电力学院热工专业毕业，先后在水电部电力学院、北京715所、核动力院二所等单位工作。196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年在某工程建设中荣立三等功。多次获“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82年8月，48岁“因病去世”。

⑥周圣洋，男，曾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海军工程系学习进修；1960年被海军任命为核潜艇总体设计分组负责人，后来在机构变动中加入反应堆的开发团队，曾任715所的行政领导，并在夹江参与了建造陆上模式堆的全过程；1981年起任中国核动力院院长；1982年12月被调到上海担任728院院长；1987年因病离休；1993年3月在上海病逝，享年67岁。

⑦钱积惠是上海人，1959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热工专业毕业，1968年调到909基地。1984年中国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后，他被派到维也纳做了3年的技术外交官；1987年回国后，他走上核动力院的领导岗位，1989年8月被中核总任命为核动力院院长。在担任院长期间，他对管人、管钱不感兴趣，总是从战略角度看问题，对赢得中央支持、挽救核动力院作出巨大贡献。在核动力院的历史上，他是以一位“内战外行、外战内行”的院长而著称。1992—2002年，他任国际原子能机构副总干事长。退休回国后，他落户成都，选择永远守候核动力院。21世纪初年，钱积惠为自主发展核电奔走呼号，被引进路线的官员斥之为中国核电界反对引进的“极端分子”。

⑧任和，1983年5月接替周圣洋出任核动力院院长，1988年退休，1995年2月在成都病逝，享年65岁。

⑨闵元佑，男，1939年5月出生，上海市人。1963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反应堆工程专业，全程参加了核潜艇陆上模式堆一回路主系统的设计、安装与调试。1984年起任核动力院设计部副主任及驻金山石化总厂设计队副队长，负责45万千瓦金山石化核热电站的设计工作。曾负责新型核潜艇动力装置方案的设计和研究，参加和负责60万、90万千瓦及小型核电站的方案论证。1992年起任秦山核电站二期工程副总设计师及反应堆和主冷却剂系统总设计师。2018年7月在成都去世。

⑩黄士鉴就是前述1970年8月30日在现场计算核实196堆达到满功率的那位工程师。根据不完整信息，他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1960年代初期在715所工作，1969年从北京来到909基地，曾任核动力院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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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核工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2.刘华清:刘华清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

3.孟戈非:未被揭开的谜底——中国核反应堆事业的曲折道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4.聂力: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5.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往昔岁月：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纪念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建院四十周年专版，2006.

6.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