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调雨顺，只是奢望，灾害不断出现的汉朝，是如何实施救灾的？

元代张养浩写过著名的《山坡羊.潼关怀古》，一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道出千古寻常人的生活辛酸。

古代的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民们辛苦劳作，交租交粮，还要义务服徭役。为了吃口饱饭，他们不辞劳苦，因为靠天吃饭，“风调雨顺”便成为最大祈盼。

不过，在那个科技并不发达、无法干预气象的时代，淳朴的农民，甚至是高大上的皇帝都无法决定好年景。

据《中国救荒史》一书统计，四百余年的汉朝（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共发生了水旱灾、雨雹灾、风雪灾、地震、虫灾，合计370次，基本上平均每年都要发生一次，而这些灾害，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中，或详细，或简略地记载过。

我们可以推想一下，作为大部头、重量级的二十四史，能够记录下的灾难，肯定不是小范围的灾害，势必是对全国都有影响的大灾害。

农业生产受冲击，发生大饥荒

汉文帝二年四月，在齐、楚诸侯国境内，发生大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溃出”。

汉武帝建元三年，“河水决于濮阳，泛郡十六”；元狩四年夏四月，“雨雹，关东郡国十余饥，人相食。”

汉成帝永始年间，自然灾害更加频发，百姓“流散冗食，饥死于道，数以百万计”。

东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黄河泛滥，“漂害人户数十万户，百姓荒饥，流移道路”。

每次大灾发生，庄稼绝收，男女老幼断粮断顿，树皮、草根，能吃的都吃光了，还是无法养活数量庞大的人群，大饥荒相伴相生，甚至于出现人吃人的惨剧。

灾荒加剧社会动荡，流民大量出现

自从战国时代，土地普遍确定私有制后，流民问题也跟着出现。为什么呢？农民得到私有土地，似乎是得到了巨大利益，可这种私有制下，抵抗风险能力很弱的农民，很容易因灾或统治者的贪婪，背上债务，导致农民贱卖土地，沦为流民。

进入汉朝，这种流民问题越来越严重，即使是为后人所赞赏有加的“文景之治”时，也有流民存在。

特别是每一次自然灾害发生后，都伴随着出现严重的流民问题。

庞大的流民队伍，加重了社会的动荡，他们也要吃饭，可失去了土地，便没有粮食来源，农民又是靠地吃饭，当然，他们也可以进入官僚、地方的土地上打短工，当佃户，但那样的剥削更加沉重，而且能安置的农民只能是一小部分。

没有饭吃，只要有户籍，农民还要缴纳沉重的赋税。为了活命，农民们只能铤而走险，为生存而战，一场场农民起义便随之发生，并且一浪高过一浪，成为摧毁两汉王朝的重锤。

前面我们说两汉四百年，有记录可查的自然大灾就达370多次，年均一次，那么，汉朝自然灾害多发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呢？

太阳黑子爆炸，对自然产生不利影响

据《汉书》、《后汉书》记载，在汉元帝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汉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汉安帝元初元年（公元114年），均发生过太阳黑子爆炸。

“日黑居仄（即黑子）”，大如弹丸”，“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

现代科学已经证明，太阳黑子发生后的数年内，自然灾害会增加。美国天文学家海威所著《宇宙之底》指出太阳黑子爆炸的前后，常常会出现水灾、旱灾、地震、夏寒、雹灾等异常天气。而对应《汉书》、《后汉书》的记载，也验证了这一点。

气候变化反常，造成自然灾害增加

自汉武帝时代起，我国气候发生了较大变化，气温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冬天变得严寒，晚春的长安、洛阳等地方也降霜降雪。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大雪，雪丈五尺，野鸟兽皆死，牛马蜷缩如猬，三辅人民冻死者十有二三”。这种以前罕见的严寒天气，在汉朝后面的三百余年间，多次发生。

严寒极端天气之中，统治阶级可以住在宫殿内、府邸豪宅内，烤着上等的火炉取暖，普通的民众可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尤其是农民，日子更是难熬，大批的人员会被冻死在家中。

生态环境遭破坏，引发自然灾害

农业发展离不开土地的开垦，随着人口的增加，对土地的开发面积扩大，不可避免地要毁坏林地、绿地。

从战国时代，黄土高原的山西、陕西、甘肃等地，中原地区的河南、山东等地方，就出现人为的环境破坏。

进入西汉，泾渭流域、黄河下游地区，森林资源的破坏加快了速度：增加农田，提高产量，养活更多的人口，成为当时最现实的问题。

《汉书》的记载，公元2年，西汉的户数为1235.6490万，口数为5767.1401万。而公元157年，东汉全国有户1067.7960万，口数为5648.6856万。

可以想见，在那种单一的农业社会形态下，要承载这么多人口，王朝必然要鼓励人们开荒，不断增加耕种面积，势必要毁坏林地。

而封建统治者，为了享乐，大兴土木，皇帝每建一处宫殿，都是群落建筑，而非单一殿堂。为了彰显皇帝权威，每一处宫殿都要最好的木料，而达官贵人们，也跟风效仿，他们虽然不能逾越制度，但所住府邸，也是个个豪华，这些都需要砍伐大片原始森林。

西汉建都长安，东汉建都洛阳，皇族、达官贵人密集，这些地方，也是自然环境破坏最为严重的地区。

汉朝如何应对自然灾害

面对着严重的灾害后果，汉朝统治者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应对，以期能够最大程度上降低灾害造成的影响。

• 迁民众：灾民搬迁，异地就食

西汉初年，关中发生了大饥荒，每斛米价涨到万钱，汉高祖刘邦“令民就食蜀汉”，就是将陕西关中的饥民，迁徙到四川成都平原。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山东大水，朝廷派出使者打开各郡国粮仓，但仍然无济于事，只好将七十多万饥民迁到关西、朔方、新秦中，由这些粮食丰收的地方官府，安置饥民，解决吃饭问题，并且划拨相应荒地，组织民众耕种。

汉元帝、汉成帝、汉明帝、汉顺帝时代，朝廷都曾将某地的灾民，迁移到别处去安置，减少因灾而饥的范围。

• 存粮食：储备粮食，以备灾荒

汉高祖刘邦平民出身，经历过秦末大乱，民不聊生，死于饥饿的惨境，他都亲身经历过。汉朝立国之初，便格外重视农业生产，鼓励百姓储存余粮。

政府专门设置常平仓。宣帝元康年间，连年丰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把平准法着重施之于粮食的收贮，在一些地区设立了粮仓，以“利百姓”。这一措施收到成效后，五凤四年，耿寿昌又奏请在边郡普遍设置粮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常平仓”作为一项正式的制度推行于王朝范围之内。

常平仓，粮食由官府调拨，在丰年时由官府出价收购低价粮，荒年时或平价售出，或赈济灾民，在关键时刻，的确能够缓解燃眉之急，让万千民众平安度过灾荒。

• 水利：修建堤渠，预防灾害

“五害之属，水最为大”，进入战国时代，随着土地私有化的普及，人们精心照料起自己的土地，想方设法提高抗旱防涝的能力，兴修水利无疑是最佳选择。

汉朝时，孕育了华夏文明的黄河屡次决堤，泛滥成灾。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黄河在今河南濮阳地区决口，水灾殃及16个郡，此后，黄河又多次决口，造成重大人员、财产损失。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命令征调十几万百姓、士卒，甚至官员齐上阵，整修黄河，效果还比较良好，此后近百年，黄河再无大的决口。

进入东汉，汉明帝派水利专家王景，负责组织百姓，采用“堰流法”，疏通“浚仪渠”等渠道，并在荥阳沿线修筑牢固堤坝，巩固黄河沿岸防线。这些措施有效减少了水害，有力保障了黄河沿岸百姓的安全。

• 减税：减免租赋，赈济灾民

面对无数流离失所的灾民，汉代统治者多次下令减免租赋，减轻百姓负担。

从西汉自汉文帝始，至哀帝，几乎每个皇帝都下过因灾减免租赋的诏命。东汉时期的自然灾害，并没有丝毫减少，皇帝同样会减免租赋，而且还将政府直接掌握的一些公田、山林苑囿、湖塘园池等，划给贫民暂时耕种。

因灾而没有粮种者，政府还借给他们粮种、粮食，以便受灾百姓能够组织农业生产。

• 授爵：纳粟拜爵，缓解饥荒。

生产粮食，给予爵位，是秦朝变法时，商鞅的创造。秦国靠这项政策，刺激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保障了秦国有足够的军粮四处征战。

秦帝国建立后，这项政策被保留下来。“汉承秦制”，汉朝继续执行了这项政策，只是将秦朝的爵位，进行了变动，缩减了爵位的层级。

汉文帝时，汉朝继续执行“休养生息”政策，但天灾还是常常发生。为鼓励农民多生产粮食，他下令：“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

只要农民上交官府更多的粮食，就能受爵位，也能抵罪。

东汉也采取“纳粟拜爵”政策，汉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9年），京城洛阳受到旱灾影响，农作物绝收，发生大饥荒，“民相食”，朝廷号召各地多纳粮食，“吏人入钱谷，得为关内侯”。

不过，与捐钱买官不同，无论是西汉，还是东汉，“纳粟拜爵”得到的爵位并没有实权，只有赋税、声誉方面的好处。

无论是自然原因，还是人为因素，汉朝的自然灾害频发，使得农业生产受到重创。尽管采取了不少救灾措施，但汉朝社会经济结构单一，农民谋生的手段少，而户籍制度又死死将农民困在当地，减少了正常的流动（流民的迁移是被迫的），饥寒交迫而死、被迫卖身为奴的人口增加，汉朝的小农经济必然受到冲击，赋税锐减，而统治阶级却日渐奢糜，皇帝带头不恤民情，变本加厉剥削农民，减免农民赋税，越来越成为“名存实亡”的空头支票。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绿林、赤眉起义（王莽不篡汉，西汉也必然亡于农民起义），黄巾大起义，都敲响了汉朝的丧钟。

在饥饿的民众面前，曾经辉煌的汉王朝，不可避免地落幕，走向了历史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