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如何让基层干部讲真话？新华社记者这样说

来源：京原路8号（ID：zgjzzzs）

调查性报道被称为“新闻报道皇冠上的明珠”，因为它最能实现记者的职业自豪感，也最来之不易。它不仅需要勇气、突破，更意味着耐心、专注和不轻易放弃的韧性，它需要沉下去，做扎实，日积月累，耐得住寂寞。尤其是在阅读碎片化、信息速食化的今天，调查性报道这颗明珠更是显得弥足珍贵。

2018年8月，《半月谈》刊发调查性报道《来督导督查的人比抓落实的还多》，聚焦基层治理中出现的苗头性问题——“督查检查过多过滥，基层疲于迎检影响各项工作落实”，在基层引起强烈共鸣。报道在各大新闻客户端和朋友圈刷屏，一时成为舆论热点。稿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下发。

打电话给世辉约这个专访的时候，听到他质朴的声音，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他的笑容。第一次见他是2014年去西藏分社调研，他彼时是援藏记者，短短几日相处，发现他性格踏实，常常微笑着，不急不躁，让人感觉莫名的亲切。话虽不多，但聊起业务，思路清晰有想法，可以感觉到他对记者这个职业的专注和热爱。我想，正是因为这份沉稳平和，才能让他成为那个 “跑农村的‘泥腿子’”，专注于“三农”调查报道，写出《来督导督查的人比抓落实的还多》这样真正有力量的报道。

而邵琨，这个居住在城市，但自称“长着一张农民脸”的记者，经常被误认为是农民。去年，被同行当作种粮大户，再之前被当作牧民，现在又多了个养殖户。这虽是他打趣自己的话，但也正是因为他拥有这样日拱一卒的耐心，能够真正进入到受访对象的心里，他身上的基层群众标签才越来越多，愿意跟他聊天吐槽烦心事的人也越来越多。而这些，常常是他报道的灵感源泉。

调查性报道从来都不是简单容易的事，只有投入时间、扎实采访、保持韧性，把自己放到时代里，才能打磨出皇冠上的那颗明珠。

选题：好的作品都有时代烙印

中国记者：这个报道的最初线索从何而来？

范世辉：我是跑农村的，写农村稿，必须“三贴近”，不然就不会有好稿子，这个线索就是来源于长期和基层干部打交道建立的良好互信。随着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的基层治理体系发生巨大变化。20世纪八九十年代，基层干部只要完成税费、计生等上级下达的指标，“任性”一点也无妨。在一些地方，强拆、赶牛、“小黑屋”现象屡屡发生。近些年来，为了规范基层治理，上级党委政府开始加强督查检查，促使地方依法依规行政。然而，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就产生了——发生了上级督导检查过多过滥，极大影响基层干部正常工作的情况。冷静分析看，这恰恰是改革发展中的问题。

邵琨：我平时跟基层干部打交道比较多。一个突出的感受是，他们好忙碌。于是，在基层采访的时候，不管采访什么题目，我都会问问他们为什么那么忙，他们就会给我倒苦水，向我吐槽日常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各种表现。谈起应接不暇的各种督导检查，他们更是有一肚子话说。这个报道的线索也是由此而来的。

中国记者：当时是如何确定选题的？最初的报道思路是什么？

范世辉：我一直认为，好的作品都有时代的烙印，稿件选题要有时代性。作为新华社记者，就是要站在瞭望塔上发现社会历史发展中的苗头性问题，通过对苗头性问题的关注，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同时，时代性也是一个稿件是否有生命力的重要元素，没有时代意义，选题就是零碎的，缺乏厚重性。对这个调研，我最早想的是，一定要把现状摸清，督导检查是否过多过滥，有没有普遍性，以及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我和《半月谈》编辑室副主任高远至经常隔三差五打电话聊基层新动向。一次电话交流，我跟给他吐槽了一番这个现象。没想到他非常兴奋，立马商定必须“写一写”。于是，《半月谈》组织我和山东分社的邵琨共同走访调研。我们分头采访，然后碰情况。

邵琨：我的思路是批评这种现象，把一个个生动的案例告诉大家，但又不能让那些向我吐槽的基层干部受到打击报复。后来想到写个评论也不错，但总感觉不如直接描述出来更鲜活。经过商议，我们决定用白描的手法，多用基层干部接地气的“土话”还原他们督查检查重压下的工作状态。

调研最大的难点：

如何让基层干部敢讲真话

中国记者：你们是如何展开采访的？主要采取了哪些调研方法？

范世辉：采访的形式多种多样，一是确定选题前已经有了大量的积累，很多故事都已经熟稔于心，拿来就能用；二是为了更多了解真实的情况，又特意走访了很多原来打过交道，有着良好互信的基层干部，另外，还通过他们介绍了一些有想法、敢说话的基层干部。对于这些采访对象，我们或全程跟踪他们一天的工作生活，或在办公室促膝谈心，或邀请一起喝茶聊天，什么方式都有，获取了大量平时他们不愿说、不敢说的真实情况。有的干部大胆说出“一年中有200多天在迎接、陪同检查，有时候这个检查组还没走，另一个又来了”，有的自揭家丑，讲自己“在一次会议中如何频繁更换电子条幅的会议议题来拍照留痕”。

邵琨：我的调研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走近他们，听他们说，看他们做，感受他们的日常工作状态。当时，我自己开着车从济南出发，到我熟悉的各个乡镇去，近距离感受乡镇的工作状态。他们很忙，当然不能干扰基层干部的正常工作。有时候，白天没有时间沟通交流，就等晚上吃饭的时候，一边吃一边聊。

有一天晚上，我跟一名乡镇党委书记在饭桌上聊到近10点，还觉得不过瘾。于是，他来到我住宿的酒店，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说，获取了大量平时他们不愿说、不敢说的真实情况。为了证明他的所言不虚，在晚上11点多，他还打电话给临近乡镇的一名干部求证。当我提醒他时间太晚打扰别人休息的时候，他说，“放心，没有一个乡镇党委书记会在晚上11点半就睡觉的。”这也从侧面佐证了乡镇干部忙碌的普遍性，基层压力很大。

中国记者：这个调研难度在哪里？你们是如何突破的？

范世辉：调查的难度主要是怎么让基层干部讲真话、实话。督查检查过多过滥虽然人人喊痛，但是正式场合不敢说。因为督查检查的实施者往往是上级单位。干得好、干得赖，“小辫子”捏在人家手里。

我们采访中，首先就要解决让被采访对象放下包袱的问题。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大家的信任来源于之前“三贴近”的积累，临时抱佛脚“用技巧”几乎不可能，靠的还是之前的“真心相对”，建立了信任的基础。面对对你无比信任的基层干部，毕竟不能靠骗。于是，我们就非常真诚地表示，我们只了解事，不暴露采访对象的单位、姓名，而且，后期写稿中，我们不但做到了这一点，还尽量做到说事的时候也把握尺度，尽量不让有关单位“对号入座”，给采访对象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邵琨：这类调研最大的难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让采访对象相信我，愿意跟我说实话。这其实源于我多年的积累。在日常工作中，我认识了许多基层干部，多年交往的感情积淀，使得一些基层干部不把记者当“外人”，和记者无话不谈，常常把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告诉我们。记者也把他们当成“自己人”，分工把守的领域出台的一些政策，哪里好落实，哪里不好落实，难点在哪里，我也常常听听基层一线执行者的意见。我们常说走基层，其实不仅仅是记者到了乡镇农村，走近基层就可以，更重要的是走进去，沉下去，进入受访对象的心里。

细节的获取：

作为记者，一定要“融入”

中国记者：调查报道中，细节最重要。在这篇稿件里有很多鲜活的事例，这些细节从哪里获取？有哪些技巧？

范世辉：我始终有个观点，基层要“住”不要“走”。反映一个群体“想说但不敢说”的话并非易事。只有融入一个群体中，才会听到这个群体最真实的呼声。本文的故事，来自于和基层干部打成一片的“互相认同”。不要简单地把“走基层”理解为到基层走一走，看一看。作为记者，一定要融入、参与到基层干部群众的工作生活中去，只有这样，获取的素材才是鲜活的、真实的。

获取第一手素材，要有敏锐的发现力，要时刻有一颗了解基层、走进基层的求知心。比如，一个选题采访完了，聊天的时候，可能又会涉及另外的话题，有的话题稍微展开就是新的选题。一方面，我们要靠敏锐的发现力判断，聊天的内容是不是也是新闻的好题材，另外，也要在润物无声中追问，把故事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搞清楚，形成完整的链条。不知道哪个故事，会在将来的哪个稿子出现，所以，必须学会储备故事，储备事实清楚、链条完整的故事。

邵琨：和大家分享一个心得，和采访对象聊天，有时谈话的场所也很重要。因为有些内容涉及对工作的抱怨和不满，特别是对上级工作的一些不满，谈话聊天的地方需要让他觉得很放松。在饭桌上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个普通人，向我吐槽也是一种释放；在我的房间里，我们都穿着拖鞋，一名乡镇党委书记斜躺在沙发上，喝一口茶，抽一口烟，说到动情处，坐起来拍桌子。就是这样，我的采访中有了许多生动的案例和细节。现在还记得有个乡镇干部给我讲，为了迎接检查，他把在医院陪家属做手术的基层干部叫回来，家属在医院流泪。说到这里，他两眼通红，连连说“真是于心不忍，但又无可奈何”。

基层采访工作的最佳状态就是“融入”，融入基层干部的生活，一边听、一边看，甚至一边和他们干工作，不是像常规的采访“你问我答”的形式，即便是“你问我答”，更像朋友之间的唠嗑，同喜同悲，感悟他们的生活。

图为2016年8月，新华社记者范世辉在河北磁县采访“7·19“特大洪灾受灾村民。

现场调研的意义：可触摸，有温度

中国记者：现场调研对于记者有什么样的价值？

范世辉：在碎片化新闻充斥网络的时代，更多的新闻从业人员开始迷失，迷恋于哗众取宠的标题制作，沉醉于大街上捡到爆款的热闹新闻。这些都应该是自媒体的事，作为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我们更应该是“站在船头”的人，要避免社会这艘大船碰上冰山礁石。所以，我们更应该时时刻刻深入到一线去，在一线做“耳目”做先锋，发现问题、总结经验、预判未来。我们的作品应该是有意义的，而不是让人哈哈一笑，更不是为了获取无价值流量，这些，都需要现场调研的支撑，没有“三贴近”，一切皆无可能。一个记者，如果不了解社会，又怎么能写成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

邵琨：现场调研最大的意义在于可触摸，有温度。只有到现场，才能用“五官”采访，别人动情的时候流泪，我才能感同身受，写出来的故事更有温度，有力量。另外，现场调研可以有更多细节描写，记者在现场的观察和感受跟电话采访有很大区别。

中国记者：回忆这次采访，你们最难忘的是什么？有没有遗憾？

范世辉：最难忘的是基层干部的无奈，用一位干部的话说，很多基层干部像老黄牛一样在基层干活，还要承受着上级不分青红皂白的督查问责。一个乡镇，11名领导干部，背着13个处分，人手一个还不够分。基层干部见面，经常是“你背着几个处分啊”寒暄。问责滥化让基层无所适从。

从采访的角度来讲，没啥遗憾；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我们遗憾的是没能提出特别有建设性的对策和意见。

邵琨：我最难忘的是一名半头白发的“80后”乡镇党委书记对我说，“现在基层压力太大了，留不住人，再这样下去，我们的基层政权怎么办？”这深深打动着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早一些发现这些问题，早一些动笔发稿，也许他们的境遇会早一些有所改变。

中国记者：稿子呈现出来的内容和采访量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写作时是如何安排这些素材的？

范世辉：故事很多，选择很难，说几十分之一都不为过。我们在选择时，一方面考虑故事的代表性，另一方面是故事的完整性。写作时，大体思路还是基本按着“现象—影响—对策”来。

如何做记者：

保持激情把自己放到时代里

中国记者：在信息奔涌的新媒体环境下，一个新闻热浪被另一个新闻热浪吞没的今天，你们认为，该怎样做记者？

范世辉：如今，做记者很难。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很多新闻单位出于业务发展需要，给记者下的任务都很重。很多人，为了所谓的任务条数丧失了记者该有的履职担当，围着“考核”转。但是，一年到头，连自己都不知道写了什么东西，找不到自己的代表作。

我觉得，记者，从字面来理解，就是“记录的人”。这种记录，不是简单的记录，而是对时代的记录。记者的创作，应该有时代的烙印。记得我参加新华社组织的《中国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决战》稿件（中国新闻奖特别奖）采访的时候，新华社领导与大家座谈时就提到，如果我们不记录中国这场反贫困斗争，不记录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作为新华社记者就是失职。当时说得我心潮澎湃。

如何记录时代？当然要把自己放到时代里，根据自己的分工，融入到采访对象的生活中。作为跑农业农村口的记者，我特别喜欢和基层干部群众泡在一起，我和几位聊得来的同事交流时经常说一个口头禅——要想了解一个采访对象，起码要和他“睡上一晚”。总社摄影部同事邢广利曾在河北分社挂职，和我比较聊得来，为此还专门买了一个睡袋。就在前几天，我还刚刚和一个驻村扶贫干部“睡了一晚”，写了一篇采访札记——《采访札记：与驻村扶贫干部老韩的“乡村夜话”》。在我看来，只有同吃同住同劳动，像穆青老头子当年采访的作风一样，才能真正走近采访对象。他们是时代的亲历者，我们融进他们，就是和他们一起亲历他们的故事，这是最好的记录时代的方式。

自从写了这篇报道以后，很多基层干部称我“良心记者”。我越来越觉得，如果说得直白一点，一个记者，还是要写些有意义的事，对我来说，就是坚守我在纪念《半月谈》创刊40周年特辑《我与半月谈》里写的那样——我更愿两脚扎在泥土里，扑下身子，踏踏实实写一些来自基层的鲜活作品，不为众声赞誉，只为倾听一线人民群众的真情实感，用自己的笔墨，反映他们的诉求，讴歌他们的生活。

邵琨：我认为，记者在保持激情的同时也要修炼好基本功。你要保持好奇心，做一个有心人。新媒体环境下，记者每天接受的信息很多。在这些纷繁的信息中，有些就埋着珍贵的线索。在面对感兴趣的话题时，要及时抓住，多问几个为什么。采访中，我常常听到乡镇和村干部反映农村宅基地使用的问题。有个问题一直围绕着我。为何有的地方做得好，有的地方差，问题在哪里？顺着这个问题继续追问下去，也许就会有很好的新闻作品。

你要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就有源源不断的新闻线索。记者也是一名普通的社会人，大家关心的事情就是我要追问的事情。作为一名“三农”记者，我把自己当农民，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问题：事情为什么会这样？现在，有些农资经销商、粮农、果农、村干部、乡镇干部、农业干部，会时不时地主动跟我聊聊天，说说他们遇到的烦心事儿。他们的烦心事儿，就是我要调研采访的题目。

另外，还要跟不同的人交朋友，用真心换真情。宣传部门的同志往往喜欢给记者推荐能给地方政府脸上贴金的事情，对地方存在的问题往往闪烁其词。但是只要交心，足够信任你，他们也会提醒记者那些光鲜亮丽的工程背后有哪些猫腻。

图为2019年1月11日，邵琨在河南省洛阳市嵩县库区乡楼上村参加国务院扶贫办组织的扶贫交叉暗访。

范世辉

2020年是进入新华社第20个年头，一路走来，管过新华网地方频道、搞过音视频采访报道，还在2014年援藏工作一年。如今扎根农村，专注“三农”调查报道，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有浓厚兴趣。

曾经在西藏阿里无人区科考时用相机现场直接拍摄雪豹，也曾在零下30摄氏度的宾馆内用冻僵的手指头敲打稿子，还曾明察暗访地沟油回收加工被企业负责人怼“信不信我废了你”，多次和驻村第一书记、村干部、贫困户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行体验式采访……

作品得过中国新闻奖、中宣部“新春走基层”活动优秀作品、新华社社级好稿等各种荣誉，也多次获得高层关注，但是最高兴的，还是基层干部群众称我是“良心记者”，快意于他们把我拉到家里吃饭，毫无顾忌地给我说这聊那，天马行空。

采访中，经常有人介绍我是“大记者”，我喜欢接话茬说“我就是个跑农村的‘泥腿子’”。在我心中，两脚扎在泥土里搞农村报道的感觉，有根儿，接地气，特别踏实。

邵琨

“三农”记者。居住在城市，但长着一张农民脸，常常被误认为是农民、牧民或者养殖大户。入职新华社以来，拍过图片，写过文字。身上的基层群众标签越来越多，而愿意跟我吐槽说烦心事的人也越来越多。现在，有些农资经销商、粮农、果农、村干部、乡镇干部、农业干部会时不时地主动跟我聊聊天，说说他们遇到的烦心事儿。

采写的多篇稿件产生重要影响。如2018年采写的《山东寿光洪灾严重救灾面临多重难题》获得高层关注，推动应急管理部调动多个省份消防官兵驰援山东帮助救灾，有力推动了问题解决。针对基层治理问题等，参与采写一系列稿件，有些被《求是》转载，对中央将2019年确定为基层减负年发挥了一定推动作用。针对山、水、湖、林、草、田、种子、化肥等“三农”问题，采写了一系列反映基层问题的稿件，推动相关部委出台政策文件，完善政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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