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宗教源流史》基督教之七十九：传教士与中国鸦片战争

基督教之七十九：传教士与中国鸦片战争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从唐代开始，历代不断。清代康熙、雍正颁布诏书，禁止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禁教令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但是清政府的禁教活动时紧时松，使传教士在中国仍有秘密活动的余地。到1839年6 月，天主教在中国的13个省有活动，有欧籍传教士65名，天主教徒约30万人。同时从19世纪初，新教传教活动也逐步渗入中国。
在清政府颁布禁教令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成为非法，不能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传教士一面鼓吹采取强硬政策打开中国　的大门，为侵略活动搜集情报；一面为在中国传教进行准备，这些准备包括出版中文书刊，用中文著述传播基督教教义，兴办新式学校和西医院。

在搜集情报方面，郭实腊(又译郭士立、郭甲利）起的作用最大。郭实腊是普鲁士人，受荷兰传道会派遣到远东，1829年后成为自由传教士。他自己表述说：" 我心中长久以来就怀有这样的坚定信念，即在当今的日子里，上帝的荣光一定要在中国显现，龙要被废止，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基督将成为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对象"。为了实现这一信念，他10次深入中国东南沿海，搜集了大量的军事、经济情报。他发现当时清政府的经济、技术非常落后，防备松懈，简直不堪一击。他预计如果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国很快就会屈服投降。" 英国兵只要一个团就可以击退他们几个省的军队。" 竭力鼓吹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强迫清政府向西方打开闭锁的大门。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传教士竭力为英国侵略者出谋画策。郭实腊和马礼逊之子马儒翰担任侵略军的翻译，从战争开始到签订《南京条约》，他们参与了每一次侵略活动。在战争中，美国传教士雅稗理和文惠廉直接参加了英军在厦门的侵略活动。英国传教士麦都思被派到舟山，在英军的司令部里担任翻译。美国的传教士伯驾竭力向美国总统、国务院和国会鼓吹美国应乘机参与对华作战。另一传教士裨治文担任了加尼海军司令的翻译和助手，在《南京条约》刚一签订就怂恿加尼向清政府勒索最惠国待遇。1844年2月美国政府派遣顾盛抵华时，伯驾、裨治文，卫三畏成为顾盛使团的重要成员，直接参与了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

1844年10月24日，在法国传教士的策划下，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在条约第22款中规定法国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 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 基督教会借西方在军事上的胜利打开了在中国传教的一个缺口，也可以说是传教士为侵略战争服务得到的回报。
基督教传教士借助不平等条约，得寸进尺，向清政府施加压力，终于在1846年迫使清政府解除了" 禁教令"。道光皇帝在上谕中说" 天主教既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已改为庙宇民居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屋尚存者，如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 但仍然规定" 外国人概不准赴内地传教，以示区别。" 在" 给还旧址" 交涉中，天主教传教士擅自跑到各省地方，任意指控，恣意讹诈，以还堂的名义非法强占房地产，甚至煽动教徒用暴力驱逐旧址上的大批中国居民。甚至一些绅民的华丽居室，也被传教士、教徒硬指认为当年的教堂，勒逼老百姓归还。一些受当地居民尊敬的与国家体制和文化传统有关的地方，如会馆、公所、庵堂，也被强迫抵作教堂。传教士在外国列强使馆的直接支持下，向清政府地方当局提出了许多无理要求，使这种交涉持续了二十年之久，制造出许多事端。传教士的这种强盗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抵抗情绪，中国老百姓对传教士均" 怒目相视，俨若仇敌" ，埋下了冲突的种子。

同时，各国传教士违反清政府的规定，纷纷潜往中国内地，发展教徒，进行种种不法活动。法国传教士马赖不顾中国政府的规定，1852年擅自潜入广西桂林传教，进行不法活动，1856年2 月被地方当局逮捕法办。法国勾结英国借口" 马神甫事件" 及于1856年10月发生的" 亚罗号事件" ，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在中国活动多年的传教士成为侵略军最好的参谋，他们为侵略军提供清政府内部的情报、军队设防情况的情报，使侵略军对清政府的态度和实力了如指掌。1858年，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炮台，清政府被迫同英法美俄签订了《天津条约》。在与这些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均有关于传教的专门条款。在与法国签订的条约中，第13条规定：" 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日，概听其便。凡…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奉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 在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本中，担任翻译的传教士艾美擅自加入" 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 的条款。

这样通过武力和欺骗，外国侵略者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传教士也获得了在中国全境自由传教的权利。传教士对此既意外，又欣喜若狂，他们迫不及待要利用这一权力去扩展基督教的范围和势力。一位在中国的传教士给国内写信说：" 中国几乎出乎意料之外地对传教士、商人和学者开放了。这个国家事实上已经落入我们手中，一切早已在中国的传教士和各自国内的差会，如果他们不去占领这块土地，不在18个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立足的地方，那将是有罪的。" 《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政府立即派海军司令何伯和巴夏礼等乘军舰于1861年2 月从上海出发，溯江而上到镇江、南京、九江、武汉等地，同去的有好多名传教士，为向内地传教作准备。借助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各国传教士纷纷行动起来，进入中国的内地旅行和传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