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肆虐中国沿海的倭寇究竟是怎么回事？又是怎么产生的？

倭寇，是中国人对侵华日本人专有的“蔑称”，因中国古籍称日本为倭国，故称之为“倭寇”。最早通过海上侵袭中国沿海的倭寇发生在元朝中叶，至明代倭患问题变得棘手起来，在嘉靖年间甚至一度成为王朝政府的心腹之患，其中原因尤为值得关注。为弄清日本的倭寇问题，不仅要理清中、日这两个邻国的历史发展情况，还要分析倭寇势力的消长与当时中国的明王朝政府的政策的变化过程，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当时日本国的政治环境、当时中日贸易的情况、中国内政与倭患的关系这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之。

日本武士

一、日本的战乱时代与武士数量的极速膨胀

中国的明朝时期相当于日本的室町时代、战国时代（含安土桃山时代）和江户时代初期。古代日本与中国一样也有士农工商四大阶层，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的“士”是武士、而非中国的文士。当时，武士们被豢养于各地的藩主，即大名，大名再臣服于幕府，天皇长期处于虚位，日本的国家体制与中世纪的欧洲颇为相似。

公元1368年，明王朝建立之时，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室町时代，分为南北朝，南北之间斗争激烈，幕府对于各地大名控制力日渐削弱，继而日本各地的大名纷纷独立，日本进入到所谓的“战国时代”（1467—1603），当时日本九州、四国、本州三岛分裂成为数十个小国。他们彼此间攻伐不息，后来织田信长统一了日本大部，后继者丰臣秀吉大致统一了日本，最终在1603年德川家康才最终完成日本的统一，建立德川幕府。

图1，日本室町时代晚期的武士（《蒙古袭来绘词》局部）

在漫长的战乱岁月里，日本的各方势力无不竭力扩军备战，遂出现了数量庞大的武士阶层。然而，由于各种势力兴衰分合不定，每年都有大量的武士、失意政客和浪人失去了依托，他们于是流落海上，从事劫掠，有些甚至在中国沿海活动，成为所谓的倭寇。

海禁

二、中日两国的贸易的巨额利润与明王朝的“海禁”策略

明代中国，手工制成品品相精巧、品种繁多，而当时日本列藩由于战乱之故，手工业相对落后，除银铜开采外，几乎一切均仰赖于中国。嘉靖时，中国商人童华曾概括地说: “大抵日本所须，皆产自中国。……他如饶之磁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绵布，尤为彼国所重。”崇祯时大学士徐光启也曾总结谓：“彼中百货取资于我，最多者无若丝，次则磁; 最急者无如药，通国所用，辗转灌输，即南北并通，不厌多也。”

由于当时日本属于典型的入超型国家，日本商人无甚外销的产品，便直接向中国支付其所产的银铜。对此，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曾指出：明代“中日贸易大势，基本上是商品与银、铜的单向流动，中国向日本输出商品以生丝、丝绸和药材为主，而从日本输回银和铜等。”

为防备倭寇，明初实行“海禁”政策，使得中日之间的商贸往来并不便利，这就间接抬高了中国商品在日本的价格，如中国所产的生丝每百斤仅值五十两银子，而贩运到日本的价格却可以达到中国的十倍。巨大的利润，使得从事走私贸易者趋之若鹜，中日两国的商人、藩主、武术纷纷参与其中。当时，中国沿海地方政府官员在收取常例之后，对于走私活动往往采取纵容态度；田地广袤的豪强大族为了能够以更高的价格出售生丝等产品，对于日益猖獗的走私活动亦报以欢迎的态度；既因中国对日出售的重要款项是手工业品，故而不少中国工场主、雇工的生计皆来自于对外贸易。这样一来，明王朝虽有海禁之名却无海禁之实，并进而在国内形成了巨大的、从事海上贸易的利益集团。

汪直

又因为海上走私活动本就是违法行为，既无安全保障，更无规则可言，各走私船、走私势力之间斗争、火并不断，他们集私枭（走私贩）、海盗的身份于一身的海商。至嘉靖初年，出现了陈思盼、卢七、沈九、王直等几海上走私大势力，最终徽商出身的王直（又名汪直）吞并了其它势力，成为霸主。

三、明廷的内外举措与倭患的消长

明初，朱元璋因中国沿海不时发生倭寇抢掠事件，且日本朝贡不时，于是一方面在沿海广置卫所、兴筑城塞，训练水兵，不时禁剿；另一方面，朱元璋为了防止国民与倭寇里外勾结，一度颁布了“片板不许下海”的命令。朱棣登基后，政策大抵如乃父，唯海禁渐松。洪武到永乐的57年间，倭患次数共为94次，年平均不足2次，当时明王朝国力鼎盛，武力强大，侵扰之倭寇多被剿灭。如永乐十七年（1419），倭寇2000余分乘战船31艘登陆辽东均被尽数歼灭。

图2，正在集结的倭寇军队（[明]仇英：《倭寇图卷》局部）

永乐以后到嘉靖之前（1425～1522年），法网日宽，海禁逐渐成为虚文：“番船（指日本船）出入，关无盘阻，而兴贩之徒，纷错于苏杭，公然无忌”。中日之间贸易利益巨大很多集私枭和海贼为一身的海商们为了顺利贸易，也多不愿在中国沿海生事。故而，这一百年中，倭患记录次数仅为17次。

嘉靖二年（1523），发生在宁波的“争贡之役”成为日后嘉靖年间倭乱的导火索。明初行海禁之后，至嘉靖时期，官方只准许“勘合贸易”，即定期进行的朝贡贸易，而日本正处于战国时代，藩国林立。嘉靖二年，日本有两个藩国同时向宁波派遣使团，均号称“日本国王”所遣，继而“两夷仇杀，毒流廛市”。当时，嘉靖皇帝对此十分恼怒，下令裁撤浙、闽两地的市舶司，仅允许广东对外贸易。

如前文所述，明代对日贸易形成了一个极大的利益集团，所以嘉靖皇帝的这一政令并未被地方政府严格地执行，虽有少数失业者参与倭寇，进行抢掠但仍不为多。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浙江巡抚兼福建军务提督朱纨上任之后，倭寇立马变得肆虐起来。其中原因主要是，浙、闽两地为与日本通商的主要地方，朱纨却在当地严格推行“革渡船，严保甲”等一系列措施，使得上至官僚、下至小民，内含豪族，外括海商等群体的利益均受到损害，而集海盗、私枭的身份于一身的王直等人也就失业了，他们鉴于本身战力有限，便大量纠集有丰富实战经验而被迫赋闲的日本武士、浪人等人肆虐沿海。其中，“大抵真倭者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而中国人处于决策层核心位置，来自于日本的倭寇大多只是起到了冲锋陷阵的作用。

由于日本人冲锋在前，装束更容易被民众所分辨，民众故而将其势力概称为“倭寇”。当时“倭寇”们占据中国沿海岛屿，不时登岸抢劫，嘉靖一朝的45年间，有记载的倭患次数就达到628次之多。然而，当时江南等地承平日久，战备废弛，沿海卫所亦几无可战之兵，江浙福建等地遂均被荼毒。由于这些地方均属于富裕地方，抄掠所得要比沐风栉雨的海上贸易行动更为轻松、获利更为丰厚，于是王直等人便索性转为主事劫掠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只能有更强力的军队荡平王直等势力才能还沿海以太平，于是戚继光、俞大猷等将领迅速成长起来，并成为日后鼎鼎大名的英雄人物，南北倭寇为之一清。

图3，正在劫掠的倭寇（[明]仇英：《倭寇图卷》局部）

隆庆元年（1567年），隆庆帝（明穆宗）革新政治，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由于戚继光等“神将”的存在，类似于王直这样的海商便不敢再登陆劫掠，于是又转而重新开始进行正常的海上贸易。至万历中叶，明朝海上贸易极为繁荣，时人丁元荐曾感慨地说：“今之通番（赴日贸易）者，十倍于昔矣。”万历中叶，在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失败之后，德川家康继而在日本建立了德川幕府，幕府后来推行“锁国令”，倭人不再出海，于是便没有了倭寇。近代之后，日本数次侵华，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被激发，遂追忆起明代的“史实”，于是复将侵华的日本人蔑称为“倭寇”。

四、结语

通过上文的表述，我们似乎可以将明代的倭寇，特别是嘉靖时期的“倭乱”给出以下的三个结论：其一，明代的倭寇，本质上是海贼，并不是正规军。其二，明代，倭寇势力的起伏与中国内外政策息息相关：海禁越严，倭患愈烈。其三，明代“倭寇”虽有不少日本人的参与，但其主体和决策层仍然是中国人，所以，嘉靖时期的“倭乱”，似乎更应该被视为一场发生于中国沿海地方的内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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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二《倭国事略》。

[明]丁元荐: 《西山日记》卷上《才略》，《续修四库全书》第1172 册。

[明]徐光启: 《海防迂说》，《明经世文编》卷491，中华书局，1962 年影印本。

[清]张廷玉等: 《明史》卷三二二 《日本传》，北京: 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

范金民：《贩番贩到死方休——明代后期（1567—1644 年）的通番案》，台湾《东吴历史学报》第18期，2007年12月。

范金民：《16至19世纪前期中日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以生丝、丝绸贸易为中心》，《安徽史学》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