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西苏区红色标语文化内涵探析(上)

闽西苏区红色标语文化内涵探析(上)

□吴升辉

纪念列李芦，打倒帝国主义（地点：长汀县新桥镇）

　　苏区红色标语，即指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文字的形式展示于公共场所，宣传共产党和红军，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诉求的具有宣传鼓动作用的简短句子。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红色标语宣传一直是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萌芽产生到初步前进再到系统成熟，作为一种宣传形式，它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中央苏区时期，红色标语宣传工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传播我党政治经济主张、扩大我党我军影响、启发苏区人民阶级觉悟、凝聚广泛社会力量的重要工具，具有独特历史内涵和时代特征的中央苏区红色标语，既为鼓舞红军斗志、瓦解敌军、胜利粉碎敌人多次“围剿”立下卓著功勋，也为苏区军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和扩大苏维埃革命政权、发展苏区各项改革与建设事业提供舆论支持。

闽西苏区红色标语的历史考察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主力入闽，取得长岭寨战斗的胜利，建立了长汀县红色政权。毛泽东在长汀辛耕别墅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勾勒出“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的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的蓝图。正是这一蓝图促使中国革命从低谷走向高潮，中央苏区得以迅速建立和发展。到1934年红军长征，中央苏区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一块苏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随着中央苏区面积的扩大，纵深的扩展，政权的建立，各项工作有序的开展，红色标语宣传得到很大的发展，并日益成熟。

　　（一）闽西苏区红色标语的发展脉络

　　在我党我军的发展史上，红色标语宣传工作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当广大党的干部与军事人员逐渐看到红色标语所产生的巨大作用的时候，红色标语宣传工作才逐渐成为我党我军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没有鲜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诉求，工作重心又在城市，宣传的方式主要是以散发传单、编印报刊杂志小册子为主，红色标语宣传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在南昌领导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5日，部队相继撤离南昌，开始南征。部队组织了宣传队，沿途书写标语，广泛宣传革命主张和革命任务，播撒革命的种子。同年9月，爆发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随后的三湾改编中，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制定了许多宣传工作计划，主要任务就是写标语。据赖毅回忆：“部队新到之处，张贴标语和布告，说明我们是什么军队，宗旨是什么，号召群众起来闹革命、打土豪”。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在宁冈砻市会师。5月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组建了宣传队，规定：“凡军队每一个机关均须派五个人担任宣传工作，这五个人不背枪，不服勤务，名叫宣传兵”，宣传队分为两组，其中一组称为文字宣传组，规定：“两个人每人提一个石灰桶，大小笔各一支，凡军队经过的地方，墙壁上要统统写满红军标语”，同时规定了诸多写标语的注意事项。

红四军政治部颁布的《宣传员工作纲要》

　　1929年1月，红四军转战闽西、赣南，拉开了创建中央苏区的序幕。1929年4月17日，红四军为了规范红军宣传标语，在赣南于都以红四军政治部名义发布了134条红色标语，同时提出了书写标语的9条注意事项，这些标语囊括了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开展土地革命等多项内容，同时提出的注意事项富有针对性，可以说是红色标语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笔。

　　1929年12月28-29日，在上杭古田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成功地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了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会议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心内容就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人民军队。古田会议探索出一条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成功之路。《古田会议决议》从思想、政治、组织上对党的宣传工作做了全新的布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方法的形成，也标志着苏区红色标语日趋成熟。

　　古田会议后不久，1930年4月16日，红四军政治部发布了《宣传员工作纲要》规定：“每一个宣传员必须备一副写标语的用具，用白(或黑）的颜料，根据本部规定的各种标语，随时随地写于通衢大道行人易见的墙壁上。”“每到一个城市，要用红布写上本部规定之主要标语悬挂于街道中间。”以法规的形式对闽西苏区标语宣传提出了基本要求。自此以后，闽西苏区宣传机构及工作任务、工作方法等走上了规范化，这也使得闽西苏区红色标语宣传工作也走上了规范化的道路。在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战争中，闽西苏区红色标语宣传工作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标语宣传工作逐渐成熟起来。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前夕，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为使标语宣传取得对敌斗争的更大成效，特别对每个乡政府、每个工会和每个士兵都发布了《宣传动员令》，动员广泛组织标语宣传。第一次反“围剿”战争过程中，有敌人说道：红军厉害，红军的标语更厉害。第二次反“围剿”后，红色标语依然是发挥对敌宣传和扩大我军政治影响的重要手段。1931年7月，闽西苏维政府强调要在各地方墙壁上，都要写满煽动敌方士兵及威壮我方军威的标语，扩大政治影响。可以说，在历次反“围剿”战争中，红色标语是一种威力巨大的武器，在应对敌人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发动群众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二）闽西苏区红色标语的表现形式

　　标语一般是用特大号字体书写、制成横幅悬挂，或者在道路两边、建筑物上直接粉刷的大字。1930年4月16日，红四军政治部发布《宣传员工作纲要》，要求“根据本部规定的标语本子，除每个都要在墙壁上书写外，字数较多的标语须用有色纸写好，张贴于通衢大道行人易见之处”、“每到一个城市，要用红布写上本部规定之主要标语，悬挂于街道中间”。1931年2月5日，江西省赤色总工会颁发《宣传动员令》，发布了18条标语，要求“无论墙壁、桥板、渡船、堂屋、房间、茅房、树林、石壁，只要可以写的地方都要写好”。可见，为了更好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纲领文件，广大苏区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靠集体智慧，发挥聪明才智，发明了多种多样的标语形式。

扩大红军（地点：武平县武东镇安丰村）

　　以闽西中央苏区红色标语为例，从目前实物考证和走访知情者来看，有木刻标语、石壁标语、桥板标语、墙体标语、立柱标语、横幅标语、布告标语、渡船标语、车体标语、竹片标语等等十几大类。既有固定的标语，又有流动的标语；既有手写的标语，也有印刷的标语；还有刻制的标语等等。但是，保存下来的标语种类较少。现在看来，这一时期的标语形式简单粗糙，但在当时却灵活地创造出超强的革命舆论氛围，对积极宣传党的政策主张，打击敌人，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在闽西中央苏区红色标语的寻访过程中，一些曾经的亲历者及其后代，给我们介绍了许多曾经有效但已经消失的标语形式。例如：闽西中央苏区地处山区，树木繁多，在行军途中，红军宣传员将大树的树皮剥去，在树干上书写标语；还有，中央苏区时期，河运是闽西的主要交通渠道之一，红军宣传员将标语写在木板上，利用河流，顺流向敌方漂去，形成发独特的漂流标语；此外，还有制一孔明灯，把宣传品系在灯上任其飞去的提灯标语和把标语内容刻成条章加盖在文件上邮寄的邮政标语等等。

　　（三）闽西苏区红色标语的内容分类

　　红色标语作为党的宣传工作形式的一种，其核心是为党的政治任务服务。在中央苏区时期，党的中心政治任务就是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国家。所以红色标语的首要任务就是阐述党的政治纲领、宣传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全面准确的把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体化，有针对性地向群众进行宣传，增加群众认识和接受党政治主张的主动性。因而，1929年4月1日，红军第四军政治部发布了《红军标语》，提出了九点注意事项，并配发了134条标语，从字写要求到书写位置，从署名到标点符号，均有涉及，标语内容分设针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工人、士兵、共产党、红军、商人、青年与妇女、时局等十三项。此后，开展红色标语收集和研究过程中，对红色标语的内容分类基本以宣传主题进行划分，主要集中在以下十个方面：一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红军、苏维埃政府的性质和宗旨，二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政府的罪行，三是宣传土地革命，四是指导民众运动与生产建设，五是宣传革命发展方向，六是宣传肃反，七是动员反“围剿”与扩大红军，八是宣传国际路线及抗日反帝，九是瓦解敌军，十是鼓动肃清地方反动武装。以上这些分类法，只是关注到红色标语的内容表达，而没有关注到中央苏区的社会构成，也就难以全面反映红色标语在中央苏区创建中的作用。在收集、整理闽西中央苏区红色标语的过程中，我们觉得，立足闽西中央苏区的创建进程，根据当时革命战争年代的特点，将红色标语分为政治类、军事类、经济类、社会事业类、文化教育类等。

拥护红军扩大红军创造铁的红军（地点：上杭县白砂镇碧沙村）

闽西苏区红色标语的文化内涵

　　苏区红色标语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战争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先进文化，是党早期宣传工作的重要内容和形式。红色标语是党的历史最直接、最强烈、最醒目的文化积淀，是党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也是党史文化的重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红色标语生动记载了革命时期党的革命路线、方针政策、宗旨任务，展示了当时党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背景和细节，内容丰富，语言朴实，文体多样，形象生动，是当时苏区文化宣传内容的原始记录，富含历史文化信息，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革命历史文化财富，是我们深入研究党政军各个领域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史料和资料。所以，早在中央苏区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领导高度重视标语的宣传工作。他对红色标语评价很高：“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

马克思像（地点：永定区湖坑镇奥杳村）

　　（一）闽西苏区红色标语记录了闽西苏区革命历史的进程，蕴含着丰富的革命文化

　　从1929年1月到1934年10月的六年间，红军在中央苏区增长四十倍。苏区儿女义无反顾地加入红军和赤卫队，投身革命，红色标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上杭才溪乡是当年中央苏区的模范乡，在每次的扩红运动中，红军宣传员和才溪乡苏维埃政府都组织人员书写并四处张贴大量的红色标语，广泛宣传、动员参军。1929年至1934年，全乡有88%的青壮年男子上前线参军参战，成为“苏区扩大红军模范乡”。“跑跑跑，跑到红军好”、“红军是工农”“当红军去”等红色标语，引导许多闽西子弟加入红军行列。据不完全统计，闽西有近10万工农子弟兵加入红军和赤卫队，先后建立了红二十一军、红二十军、红十二军、新十二军、红十九军五个军，涌现出张鼎丞、邓子恢、张赤男、罗化成、杨成武、刘亚楼等一批英杰，成为闽西人民的骄傲。

“共产主义”标语（地点：永定区湖坑镇奥杳村）

　　中国共产党创建中央苏区的斗争历时七年，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军事“围剿”，武装斗争成了红色标语的中心内容，显示了强大的军事威慑力量。“一支笔抵得上一千只毛瑟枪”“每一个口号抵得红军一军”，红色标语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作出过重大贡献。如今保留在闽西苏区的“士兵不打士兵”、“欢迎十九路军士兵拖枪过来当红军，打倒不准士兵抗日的国民党军阀，反对国民党压迫士兵做马路”、“白军士兵们要想家里妻子老母有饭吃，只有拖枪过来当红军，才是你们的出路！”等，让敌军慨叹“红军厉害，红军的标语更厉害”。据参加过第一次“围剿”的敌军官兵回忆，当他们扑向苏区搜寻工农红军时，在苏区的墙体、石壁、立柱、路旁看到各式各样的标语口号，“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句句说的都是贫苦老百姓的心里话，心理上早己畏惧三分、思退三分。等到两军交战后，敌军在工农红军集中优势兵力的围歼下，更是闻风丧胆、抱头鼠窜。

　　（二）闽西苏区红色标语宣传起到了良好的政治动员效果，体现了主流的宣传文化

　　革命早期阶段，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旧军队的为非作歹，老百姓普遍存在着一种对军队惧怕的心理，不敢和红军接触。能否宣传群众、发动群众，让群众尽快了解红军，接受红军，已经成为摆在红军面前的一道重大课题，关系到苏区红军能否建立革命根据地并生存下去的关键问题。通过红色标语，把红军的主张直观地写在墙上，让老百姓自己去理解、去思索，再结合红军的实际行动，来使人民群众了解红军、了解共产党，是一种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宣传方法。

欢送白军弟兄歌（地点：上杭县珊瑚乡）

　　苏区时期，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苏区党和红军难以掌握广播电台等现代舆论工具，也缺乏足够的经费来出版印刷报刊图书等进行高成本宣传。面对艰苦的战争环境和物质的极其匮乏，他们发挥智慧，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凭着毛笔、墨水、石灰、铁鬃等原始简陋的宣传工具，“无论墙壁、桥板、渡船、堂屋、房间、茅厕、树木、石壁，只要可以写的地方都要写好”。遍地开花的红色标语，节约了宣传费用，提高了传播灵活性，经济快捷地占据了舆论高度，使革命宣传效益最大化。在中央苏区时期，党的中心政治任务就是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国家。所以红色标语的首要任务就是阐述党的政治纲领、宣传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全面准确的把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体化，有针对性的向群众进行宣传，增加群众认识和接受党政治主张的主动性，从而鼓动广大群众起来闹革命。“好男要当兵，好铁要打钉!”、“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等针对穷苦百姓的红色标语鼓动性强，效果十分明显，闽西苏区出现了许多诸如“妻子送郎当红军”的动人场面，不能不说红色标语的巨大感召力和极好的宣传鼓动作用。（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系中共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本文部分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