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海洋史研究》第十五辑
作者李塔娜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荣誉高级研究员,译者罗燚英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本文是作者在2019年2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组织的“长时段的越南和中国”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尽管越南的海岸线长达3000多公里，但其海岸社会及海洋文化却有意无意地长期被忽视。学者们津津乐道的是一个儒家的越南，一个村社的越南，一个统一的越南和一个革命的越南。魏长乐（Charles Wheeler）指出，沿海地区的滨海社会在越南历史上扮演了独特而重要的角色，但越南历史的研究者们长期以来却一直将它们与内陆越南的农业社会混为一谈。 魏长乐的研究点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越南内陆和沿海文化的分裂。这种分裂源于环境和生态的差异，而这个越南历史的持续主题却常常被遗忘。本文意在探讨在那儒家越南和村社越南下埋藏的越南，或者说一个半潜的越南。
越南内陆和沿海在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分裂在越南李朝时期是显而易见的。约翰·惠特摩（John Whitmore）指出，直到13世纪，作为李朝根基的红河中上游才在政治上与沿海崛起的华人后裔陈氏结合在一起，从而将红河三角洲整合为一个政治整体。对此《大越史记全书》简洁地评论道“天下归于一”。
在过去的20年里，笔者一直试图摆脱民族主义的束缚，尝试以生态与经济的分析角度，超越政治的框架去审视越南历史。现在笔者比以往更加确信，曾经存在过一个“海洋越南”，一个更接近“海洋中国”的越南。正是这个海洋越南不断地为大越带来活力，因此海洋的作用在越南历史上举足轻重，而不是如一些学者所描绘的那样，海外贸易对越南历史无关痛痒。下文笔者将回到几个“历史时刻”来阐明笔者的观点。
第一个时刻：1825-1826年到达越南的外国船只
若无其他资料存在，我们或许就相信在越南，特别是越南南部，商业是微不足道的。然而1825-1826年的资料显示情况并非如此（参见表1）。约翰·克罗福德 (John Crawfurd)报告称：每年仅从暹罗就有40至50艘船到访越南南部港口。当时住在顺化的沙依诺（Jean-Baptiste Chaigneau）亦称：“每年大约有300艘中国帆船进入交趾支那的港口……大小从100吨到600吨不等。”
表1：阮朝硃本档案所载的1825-1826年到达越南的外国船只
北部港口
南部港口
中国船
法国船
中国船
法国船
1825
26
15
2
1826
37
5
4
1831年至1855年间，越南南部向新加坡出口了大量的大米、盐和糖（图1）。而在这三种出口商品中，阮朝官方史料只记录了糖的部分出口量，因为把糖卖往新加坡为阮朝提供了官方采购所需现金。图2最下面的曲线是糖。
图1：1823年-1856年越南和泰国向新加坡的出口量
图2：越南输往新加坡的大米、盐和糖
资料来源：威尔士亲王岛的商业和航运报表，新加坡和马六甲，1823-1856年。
上述数据说明，19世纪越南南部的绝大部分海外贸易是在越南朝廷控制之外进行的，这解释了为什么阮朝辖下的人民活跃的海外活动却不见于经传。
第二个时刻：17世纪东京“失语”的商人及其大规模贸易
人们通常以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是17世纪东京（越南北方）最财大气粗的丝绸买家。然而，日本学者飯岡直子经过仔细的研究，却指出17世纪华人对东京丝绸的白银投资额大约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投资额的两倍（图3）。更加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大规模的出口主要是由一位华商魏之琰组织进行的。魏之琰与长崎的商界精英保持着密切关系。能在长期激烈的竞争中击败荷兰人，魏之琰毫无疑问一定与越南郑主朝廷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然而他的名字不见于任何一个十七世纪庯宪寺庙的捐赠者名单上，当然更没有出现在《大越史记全书》或任何一个官方文件上。在长崎，他和他的合伙人林于腾（同样没有出现在庯宪的地方记录中）被称为“东京舶主”， 在东京，魏之琰则被称为“客商”, 即华商。当时庯宪有很多像他一样的客商，以至于庯宪在17和18世纪也被称为“客庯”(Ph Khách)。
图3：1635-1666年长崎进口东京生丝的总量及供应商
华人从哪里获得这么多白银来投资东京的生丝出口？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看看在中国发生了什么。由于商业上的联系，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对东京来说至关重要。16世纪下半叶，由日本和美洲新世界生产的白银大量涌入明朝中国。其数量如此之多使得明朝成为“世界白银的最终汇集地”。 当时世界四分之三的白银流入中国并留在中国。这段时间恰恰是越南的莫朝(1527-1592)时期。莫朝是越南历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这一点却因为莫朝被认为是“篡逆”而长期被人忽视，直到越南学者丁克纯指出这一点事情才比较明朗了。从越南北部与中国海上商业联系的优势来看，显然，越南莫朝的繁荣至少部分是由于日本和美洲白银大量涌入中国的溢出效应。来自民间的证据很有意思。我们看到红河三角洲的寺庙、市场及桥梁的兴建与重修活动在1550年到1700年之间激增（图4）。显然，从16世纪下半叶起，由于通过中国进行的域外活动，即中国与日本和西班牙-美洲的白银贸易，北部湾地区的财富总量显著增加了。
图4：1500-1840年东京寺庙、市场及桥梁的兴建与重修
如果认为这些商业活动只发生在处于大越国家事务中心活动之外的沿海地区，那么以下这个发生在更早一个世纪的例子会让我们重新思考这个观点。
第三个时刻：15世纪的越南火器
15世纪，越南在战争中使用了大量中式火器，黎朝曾利用这些火器进行了雄心勃勃的政治扩张运动。 兹引用学者孙来臣编制的三份火器清单，收录越南历史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庋藏的、出土于河内玉庆、讲武和金马等地的手铳、臼炮和大炮（表2、表3、表4）：
表2 越南发现的手铳
ID＃
长度
重量
孔/膛径
日期及其他信息
LSb10976
32cm
2.2 kg
1.7 cm/2.5 cm
15世纪末
LSb18232
13cm﹡
1.1 kg﹡
缺失
15世纪末；损坏
LSb18233
16cm﹡
1.1 kg﹡
缺失
15世纪末；损坏
LSb18234
22.5 cm﹡
1.6kg﹡
1.5 cm/4 cm
15世纪末；损坏
LSb18235
31 cm
1.7 kg
1.2 cm/2.6cm
15世纪末
LSb18236
29 cm
1.8 kg
2.1 cm/2.5 cm
15世纪末
LSb18237
38 cm
3.0 kg
1.6 cm /3.0 cm
15世纪末
LSb18238
37.5 cm
2.3 kg
1.7 cm /2.8 cm
15世纪末；
火门完好
LSb18239
38.5 cm
3.4 kg
2.4 cm /4.5 cm
15世纪末；
火门盖缺失
LSb18240
37.5 cm
2.3 kg
1.5 cm /2.8 cm
15世纪末；
火门盖完好
LSb18244
16.5 cm﹡
1.2 kg﹡
缺失
15世纪末；损坏
LSb18251
23 cm﹡
1.2 kg﹡
1.3 cm /2.6 cm
15世纪末；损坏
LSb22266
36.3 cm
2.5 kg
1.7 cm / 2.7 cm
15世纪末；损坏
LSb18240
37.5 cm
2.3 kg
1.5 cm /2.8 cm
15世纪末；火门盖完好
LSb24328(Oso1)
38 cm
3.3 kg
1.6 cm /2.9 cm
Oso2
34.7 cm
2.3 kg
1.3 cm /2.5 cm
15世纪末
Oso3
34.3 cm
2. kg
0
1.5
84NK1
39 cm
2.74 kg
2.4 cm
3.5
LSb25498
31 cm
2.0 kg
1.2 cm / 2.5 cm
15世纪末
Lum phun gun
35.8 cm
?
2.5 cm?
15世纪末；火门盖完好
Mili Mus#1
29 cm
?
1.4 cm /2.5 cm
16~18世纪
Mili Mus#2
29 cm
?
1.4 cm /2.5 cm
16~18世纪
Mili Mus#3
29 cm
?
1.4 cm /2.5 cm
16~18世纪
Tom#1
39.37 cm
?
1.85 cm?
日期不详；火门盖完好
Tom#3
39.37 cm
?
2.54 cm?
日期不详；火门盖缺失
Rapoport#3
28 cm
1.9 kg
1.1 cm/ 2.8 cm
日期不详
Nanning#1
35 cm
2.2 kg
1.7 cm/ 3.0 cm
日期不详
Nanning#3
33 cm
2.0 kg
1.5 cm /2.7 cm
日期不详；
尾銎受污
Nanning#4
35 cm
2.2 kg
1.5 cm /2.6 cm
日期不详；尾銎受污
Nanning#5
34.7 cm
3.0 kg
2.1 cm /2.7 cm
日期不详
表3 越南发现的臼炮
ID＃
长度
重量
孔/膛径
日期及其他信息
LSb22264
38cm
6.8kg
5.0 cm /8.0 cm
15世纪末
LSb22265
38.5 cm
8.9kg
5.0 cm /8.0 cm
15世纪末
LSb18241
35 cm
?
c.1.0 cm /c.6.0 cm
日期不详
Mili Mus#4
?
?
?
15~17世纪；来自清化省
Mili Mus#5
?
?
?
15~17世纪；来自清化省
LSb19233
LSb19232
25cm
12.7 cm
?
?
c.1.5 cm /7 cm（炮口？）
1744
LSb18231
(?)
?/3.1 cm（炮口？）
19世纪
Rapoport#2
37cm
6.3kg
5cm/7.4cm
日期不详
表4越南发现的大炮
ID＃
长度
重量
孔/膛径
日期及其他信息
Hoang Thanh
120.5
>100
4.1/13
15~17世纪
LSb#?
c.40
?
c.6/c.11
日期不详
Rapopoport#1
71
20.15
4/6
16世纪（?）；火门盖缺失
Tom#2
49.85
?
2.54/?
16世纪（?）；来自清化省；火门盖缺失
Canon SuperStore#1
51
5
4.3/6
16世纪（?）；来自清化省（?）
LSb24329
(Oso 4?)
52
15.3
2.7/5.8
15世纪末
Mili Mus#6
48
?
3.2/6.7
16~18世纪；来自清化省
Mili Mus#7
41
?
2.2/4.6
16~18世纪；来自清化省
Mili Mus#8
c.40
?
c.1.5 /c.4.0
15~17世纪；来自清化省
Mili Mus#9
c.40
?
c.1.5 /c.4.0
15~17世纪；来自清化省
以上三表资料均来源于孙来臣：《东南亚的中式火器：以考古资料为中心》，周鑫、任希娇译，《海洋史研究》第9辑，第63-100页。
图5：南奔火铳
孙来臣教授为笔者提供了一张南奔火铳的实物照片（图5）。他估计在15世纪的战争时期，38%的越南士兵（约98800人）携带火器。这表明了火器的广泛使用令越南成为一个小型的“火药帝国”。由火器产生的军事优势使越南得以在1479年入侵哀牢、芒盆和南掌（大致相当于今之老挝），在1480年威胁云南的西双版纳和入侵兰纳（今泰国北部），在1471年征服占城，从而开辟其领土南拓之路。越南“火药帝国”的疆域自然随之扩大，因为在其征战过程中，越军兵锋所指甚至直达阿瓦王国的伊洛瓦底江。
如此辉煌的军事成就极大地重塑了越南和东南亚大陆的历史。然而它最终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即制造火器的材料：硫磺和硝石。这两种关键原料越南都缺乏。硫磺不得不向遥远的火山多发地区如爪哇、苏门答腊和日本寻求。硝石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越南本土也产硝石，但数量甚少（见下文）。 因此硝石也必须依靠进口，才能生产成吨的火器。仅在15世纪70年代，越南军队就采取了密集的军事行动，这样的火力规模，需要消耗大量的火药。然而，越南是如何获得硝石的呢？15世纪，在越南之外，硝石只在中国有售（事实上，当时的人们把它与中国联系在一起，阿拉伯人称之为“中国雪”）；明朝认识到其战略重要性，严禁出口这类战略物资，违者则处以死刑。在明朝的种种限制之下，越南从何处获得这些原料？答案一定是中国的走私商人。
16世纪初，葡萄牙旅行家多默·皮列士（Tomé Pires）述及交趾支那（越南）时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此时正值领导越南南进和西征的黎圣宗（Le Thanh Tong， 1442-1497）辞世后不久：
这位国王十分好战，他有无数的枪手及小臼炮。他的国家使用大量火药，火药既用于战争，也用于其日夜宴乐之中。其国内的领主和要人亦是如此使用火药。火药每天都用于燃放烟火及其他游乐活动。……来自中国的硫磺非常值钱。大量硫磺从爪哇那边的梭罗（Solor）群岛运至马六甲……再从彼地输往交趾支那。
大量的硝石同样有价值，硝石从中国大批输运到交趾支那，并全部在那里销售。他们【交趾支那人】很少乘船到马六甲。他们到中国去、到大城市广州去与中国人汇合，而后他们在其船上与中国人交易。
除了火药还有铜。铸造如此多的火器需要大量铜这种金属。对越南来说，铜主要源自红河上游，且越过中越边界，来自云南。后者是主要来源。这一点从15世纪云南的一位中国官员奏折中看得很清楚：“云南路南州铜坑往往为奸民窃发煎卖，以资交阯兵器。”
如果用于火器的所有战略物资都是从中国走私出来的，那么这些活动是如何在越方进行的？它们也是走私而来吗？当时的官方文件对此问题闭口不谈， 然而18世纪和19世纪的阮朝政策却可资参考。对那些把铁、锡、锌和硫等战略物资运往越南的船只，17-18世纪南方的阮氏政权和19世纪的阮朝政策相同，都是降低甚至免除进出口税。换言之，华商向越南走私战略物资是受越南官方所保护和鼓励的。
16世纪初，华南沿海地区贸易繁荣，不受明廷及其官方经济体制的控制。这大大促进了南部沿海地方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众多海盗头目之一名叫徐海，他在越人阮攸的《金云翘》中得以永生。据说，在其全盛时期，他手下有1000多艘帆船，船上至少有6万名海盗进行大规模走私。
直到19世纪，越南除了依靠进口硝石和硫磺外别无他法。下面两组数据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1834年，在其在位第14年，越南明命帝下令:
嘉定、乂安、清化、河内、南定、海阳、山西、北宁、平定、永隆、安江、边和、定祥、广平、广南、广义十六省，每省须储藏硝石六千斤、硫磺一千二百斤。 其他十三个省，即庆和、平顺、广治、河静、宁平、兴安、广安、兴化、宣光、太原、谅山、高平， 每省须储存硝石四千斤、硫磺八百斤。河仙须储存硝石1000斤、硫磺200斤。
这意味着越南各省总共须储存131000 斤(65.5吨)硝石和26200斤(13吨)硫磺。这还不包括都城本身的大量战略储备。这样的数量几乎不可能来自如下越南贫瘠的硝石矿（表5）：
表5：明命帝时期（1820-1841）越南北部矿山产出的硝石
矿名
省份
数量（斤）
Kinh Ky
北宁
?
Ba Long
北宁
100
工人流散从1826年起免交
Minh Le
北宁
100
工人流散从1826年起免交
Van Nham
北宁
100
同上
Hoa Lac
北宁
100
同上
Na Bong
太原
200
工人流散从1834年起免交
SuKhong
山西
300
工人流散从1817年起免交
Minh Nong
山西
150
工人流散从1821年起免交
Ban Dam
兴化
100
重新招募工人
Ban Vinh
兴化
100
工人流散从1811年起免交
Trinh Ban
兴化
100
工人流散从1829年起免交
Man Tham
兴化
100
同上
Nam Cao
宣光
100
工人流散从1811年起免交
XomXa
宣光
200
工人流散从1829年起免交
Vi Khe
宣光
200
工人流散从1831年起免交
Huu Vinh
宣光
100
工人流散从1823年起免交
Vi Thuong
宣光
100
工人流散从1811年起免交
Chi Lang
谅山
100
工人流散从1832年起免交
Mai Sao
谅山
100
工人流散从1816年起免交
越南对中国进口的严重依赖，在17世纪阮氏王朝及其寻求生存的故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第四个时刻：17世纪的阮氏内区
阮氏王朝地处山海之间的狭长地带，不仅缺乏土地，而且缺乏以农业为政治经济基础所必需的人口。如果对其他东南亚国家来说，海外贸易关乎富裕或贫穷，那么对阮氏来说，则是关乎生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阮氏政府实施了一项高明的贸易战略，如表6所示：
表6：从东南亚国家开往日本的中国商船数量（1647-1720）
东京
广南
柬埔寨
暹罗
北大年
马六甲
雅加达
万丹
1647-1650
7
11
4
1
4
1651-1660
15
40
37
28
20
2
1
1661-1670
6
43
24
26
9
2
12
1671-1680
12
40
10
23
2
31
1
1681-1690
12
29
9
25
8
4
18
1691-1700
6
30
22
20
7
2
16
1
1701-1710
3
12
1
11
2
2
1711-1720
2
8
1
5
5
总计
63
203
109
138
49
8
90
3
从上表可以看出阮氏依赖于其作为中日贸易离岸基地而生存并繁荣，而它最繁荣的贸易时期是在1651-1680年间。这里魏长乐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阮氏如此依赖中日贸易，但中日贸易恰恰在这个期间面临两大障碍：一是德川幕府从1634年开始禁止日本人在海外进行贸易；二是1646年至1685年间，清政府禁止所有中国人出海。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中日贸易离岸基地又是怎么发展和维持的呢？这是越南阮氏历史上的一个生死关头，因为日本锁国和中国的海禁政策执行时期，正是阮氏为了生存而与其北方对手郑氏交战之时（1627-1672）。阮氏急需火药和铜等所有军事材料的供应，更不用说武器和粮食。
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阮氏没有失败，竟然还繁荣了起来。原因何在？魏长乐指出，“答案在于郑氏家族。”这确实是独具慧眼的问题和结论。越南阮氏确实很幸运，它诞生在东南亚的贸易时代。或许更幸运的是，整个17世纪越南阮氏的战争及其显著的商业和人口增长，发生于中国郑氏海上活动的鼎盛时期。越南海岸的繁荣与中国南海地区蓬勃发展的非官方的影子经济相重叠，并从中受益，而阮氏统治的长长的海岸反过来又为中国沿海繁荣的走私经济提供了基地。正如魏长乐所说：
这就解释了为何越南阮氏的航运在战争、日本锁国和17世纪席卷中国沿海的禁海迁界令面前仍能保持稳定的原因。利用其复杂的走私网络和航运贸易，郑氏船队保证了越南阮氏的货物持续地进入中国和日本市场。
由于从来没有得到中国朝廷（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的正式承认，阮主在处理来自中国的叛乱组织时有很大的自主权，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反叛者。中国郑氏忠诚支持者的后代能够公开而自豪地在越南保留“明香”（意为“为明朝保留香烛”）这个名字长达两个世纪，这在整个东南亚都是独一无二的。它表明了阮氏对南海政治的态度。同样重要的是，阮氏在经济上依赖与郑氏有关联的中国商人。1682年，越南阮氏允许中国抗清势力陈上川、杨彦迪的部队直接进入边和、美湫地区，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从以上的角度来看时会有新的启发。简而言之，17世纪阮氏家族和郑氏家族之间建立的是一种伙伴关系，双方都处在寻求政治上生存的关键时刻，他们之间的互助是几十年的关系。
魏长乐对“明香”的发现凸显了华人在越南阮氏王朝早期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说明了17世纪形成的越南南部统治者与海上华人之间的长期相互依存，并揭示了华人在十七、十八世纪越南南部政治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结语：“海洋”“华人”的重要性在越南国史中被“隐匿”
上述四个例子——19世纪的越南南部、17世纪的东京、15世纪的大越以及17世纪的阮氏王朝——揭示了越南历史的一些重要内容：在乡村和儒家越南之下隐匿着一个越南，一个与东南亚内陆或斯科特的东南亚高地赞米亚(Zomia)保持诸多联系的越南，这个越南是东南亚高地和华南沿海地区千差万别的非农业社会的集合。在深刻影响越南历史上各国发展的诸多关键时刻上，这些联系发挥了根本作用。
为了揭开这个“被淹没”的越南历史，人们不可避免地对越南“纯粹而真实”的永恒形象提出质疑，这种形象将红河上游视为越南的发源地。然而，正如考古学家Andreas Reinecke所指出的，7000年前，当海平面比现在低120米时，东京湾沿岸有许多沿海定居点，4000年前，当海平面比现在高出2到5米时，所有沿海定居点都被淹没了。因此，早期红河三角洲上游的山围（Son Vi）文化、和平（Hoa Binh）文化或北山（Bac Son）文化，更可能反映的是特定群落的在海进以后所呈现的生活状态，而不是反映在此之前北部湾沿岸群落的生活与经济系统的整体多样性。Andreas Reinecke进一步指出，仅在越南中部的琼文（Quynh Van）文化中寻找Bau Tro文化的根源是不可能的，因为南海周围也有一些类似的沿海文化，它们之间有很多贸易、文化和经济联系。
越南国家与中国之间的那些潜在联系偶尔会浮出水面，向历史展示自己的另一面。这样的线索少之又少，但只要有耐心，就能找到。例如，1865年，顺化政府命令永隆的鸦片商、华人颜万合提供30万两白银以支付顺化朝廷所欠法国的战争赔款。如此规模的财富获取渠道表明，一股股财富暗流通过华人的海上网络流经越南，越南各个朝代可以并曾经不时地在政治需要时利用这些暗流。在长期的标准的越南历史文本中，也埋藏着这些被淹没的联系或暗流的一个个关键证据——本质上，它们就像一件件考古文物，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足于改变我们对越南历史的传统观感。这让人想起Vinh Sinh的书，他在书中提到，东游运动中派往日本的越南学生都是由富商，主要是华人富商来资助的。这些层次丰富的史实与越南民族主义史学所描绘的华人角色多么不同。如果我们环顾一下其他方面的历史，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80%的南方大米和100%的北方大米都是出口到中国。而构成越南儒家思想基础的汉文书籍，大多是由华南的华人船主带来的，这些都是中越两国草根阶层紧密联系的强有力的证明。
要想更准确地了解越南和中国，就必须把这些鲜为人知的不属于国家层面的行为者、网络和运动从历史中“拯救”出来。在过去2000年里，“中国”(China)长期被作为头号敌人，在越南民族主义历史建构中举足轻重，然而与此同时 “华人”(Chinese)作为重要角色却在此种建构中持续缺席，尽管他们在越南历史的许多关键时刻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如本文所简略揭示，历史上华人与越南国家之间交往的频率和强度在整个东南亚都是前所未有的，然而这些故事却被过滤掉、或干脆被排除在国家历史的主流叙事之外，仿佛它们与越南国家建设毫无关系。越南史学界对华人角色的这种沉默在东南亚国家现代史学里面也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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