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特尔·翁丨荷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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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

近年来，人们对言语口语性（orality of speech）的新觉醒，并非没有先例。公元前几百年，《旧约全书》的匿名作者自称“传道者”（assembly speaker），希伯来语叫Qoheleth，希腊语对应词是Ecclesiastes。显然，这个笔名使人注意到口头传统，他写的《旧约全书》有这样一句话：“再者，‘传道者’因有智慧，仍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查，又陈说许多箴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凭细致写下真实的话”（Ecclesiastes 12：9 10）。

“写下……的话。 ”从中世纪的藏书人到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诺克斯（Vicesimus Knox）等读书人，不断把口头传统里的格言警语诉诸文字。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至迟从中世纪和伊拉斯谟的时代开始，大多数采集者并不是直接从口语里，而是从其他人的著作中挑选格言警语，至少在西方是这样的情况。 浪漫主义运动的特点之一是关注远古的遗存和民俗文化。 此后，数以百计的文人搜集文化遗存，对口头传统、准口头传统或近似口头的传统多少进行直接加工，赋予它们新的令人尊重的地位，其中的先驱人物有： 苏格兰的詹姆斯·麦克菲尔森（James McPherson)、英格兰的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德国的格林兄弟和美国的蔡尔德（Francis James Child）。 到了20世纪初，苏格兰学者安德鲁·朗（Andrew Lang）等人已经使一个陈旧的观点声誉扫地，即口头民间传说只不过是 "高雅"书面神话的遗存而已。 这个观点自然是书面文化和印刷文化偏向的产物，上一章已经对此做过探讨。

稍早一点的语言学界拒不接受口语和书面语不同的观点。索绪尔对口语文化 提出了新的洞见，尽管如此，或者说正是因为如此，他认为文字仅仅是用可见形式对口语进行表征而已（1959，pp. 23—4）。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霍凯特（C. F. Hocke）和布卢姆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也同样认为如此。布拉格语言学派（Prague Linguistic Circle）尤其是其中的瓦赫克（J.Vachek)和恩斯特·普尔格拉姆（Ernst Pulgram）注意到口语和书面语的一些差别，但由于他们专 注于语言的共同特征而不是语言的发展变化，因此并没有对这些差别做多少发挥（Goody 1977. p.77）。

既然文人早就意识到口头传统，既然安德鲁·朗等人证明，纯口语文化可以生成精细的语言艺术形式，那么，我们对口语文化新的理解又有何新意呢?

新的认识沿着几条路子发展，不过，追踪其沿革的最好方式也许是考察"荷马问题"（Homeric question）的历史。两千多年来，读书人一直在研究荷马，其研究成果在不同程度上混杂着洞见、误解和偏见， 自 觉的观点有，不自觉的观点也有，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的反差、不能反躬自问的文字头脑和印刷术头脑里存在的盲点， 在这条研究路子上暴露得最为充分。

"荷马问题"是19世纪较高层次的荷马研究的产物，荷马研究和更高层次的《圣经》研究在同一时期走向成熟，但其根基肇始于古典时期（见Adam Parry 1971，本书以下几章从该书得到很多启发）。西方古典时期的文人偶尔显露出一些朦朦胧胧的意识：《伊利亚特》、《奥德赛》和其他希腊诗歌不同，这两大史诗的源头似 乎 不太明朗。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认为，两大荷马史诗的传世文本是经过庇西特拉图（Pisistratus）修订的（西塞罗认为，荷马史诗本来就是一个写定的文本）。犹太人约瑟夫斯（Josephus）甚至说，荷马是文盲，但他这样说的目的是夸耀希伯来文化比历史悠久的希腊文化优越，因为希伯来文化有文字。对于荷马史诗的风格，约瑟夫斯却不置一词，对荷马其他著作的特征，他也不予置评。

自古至今，一些深层的禁锢一直干扰我们对荷马史诗的认识，使我们看不清它 们真实的价值。自古以来，《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普遍被认为是西方遗产里最具典范意义、最真实、最富有灵气的世俗诗歌。为了说明人们心目中的传世佳品，每个时代都对两大史诗进行阐释，都认为荷马史诗超过了自己时代诗人的水平和目标。在浪漫主义运动时期，文人和读者对两大史诗进行阐释时认为，史诗的"原始"文化阶段是一个美好的阶段，而不是令人惋惜的阶段；即使这样，人们还是倾向于把各个时代感觉比较相宜的品质迁移到原始的诗歌上。美国古典学者米尔曼·帕利推翻了这种文化沙文主义，他按照荷马史诗本来的面目深挖其"原始"的性质，虽然这些属性和长期以来人们心目中的诗歌属性是对立的。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成就胜过前人。

稍早一些的研究多多少少显露出与帕利类似的观点，对荷马史诗的普遍颂扬 同时带有一些不安的成分。人们常常感到 史诗 中有一些不协调的地方。在17世纪，法国奥比涅克修道院院长佛朗索瓦·埃德林（Francois Hedelin , Abbed' Aubignac et de Meimac）抨击荷马史诗的情节不合理，人物描写笨拙，伦理上神学上卑劣可鄙。不过，这样的批评与其说显示批评者真正的学养，不如说是出于修辞上的论辩。他认为，历史上并无荷马其人，那些归之于他的史诗只不过是许多行吟诗人的作品的集合。著名的古典学家理查德·本特利（Richard Bentley）因证明《法拉利斯使徒书简》（Epistles of Phalaris）是伪书而著名，这间接引起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en Swift）的讥讽，斯威夫特在反印刷文化的《书籍之战》（The Battle of the Books）里说，历史上确有荷马其人，但他"写作"的荷马史诗，是 500 年后才集结成书的，那已经到了庇西特拉图的时代。 意大利历史学家维科（Giambattista Vico）认为，历史上并无荷马其人，荷马史诗是整个民族的创作。

英国外交家、考古学家罗伯特·伍德（Robert Wood，1717-1771）仔细确认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里提到的地名。显然，他是第一位靠猜想接近了帕利最终成就的学者 伍德认为，荷马不识字，超常的记忆力使他能够创作史诗。令人注目的是，伍德认为，在口语文化里，记忆力的作用和它在文字社会里所发挥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伍德不能够解释荷马的记忆力为何如此发达，但是他证明，荷马史诗的特质显示，史诗在当时已经很流行，并不是荷马个人之所学。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1821，pp.163—4)引用佩雷·阿杜安（Pere Hardouin）的话说（亚当·帕利的书里没有提及这两人），很有可能荷马及其希腊同时代的人都不会书写。不过卢梭认为，《伊利亚特》里有一点令人生疑。在《伊利亚特》第六卷里，贝勒利芬（Belerephon）晋见利西亚（Lycia）王时，呈上一块文书板，但没有迹象表明，木板上希望国王允许贝勒利芬自裁的"符号"是真正的文字。事实上，从荷马史诗的记述看，这些符号听起来倒像是粗糙的会意文字。

在19世纪，所谓的分析学派提出的荷马理论有了长足的进步，学派创始人弗德里克·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在《导论》（Prolegomena 1795）里首先发动了这番研究。这派学者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由较早的诗歌或片段集合而成，于是他们着于分析这些诗歌或片段，研究它们是如何组合起来的。然而，正如亚当·帕利（1971，pp. xiv—xvii)所云，分析学派认为荷马史诗的成分是各自成篇的，没有迹象表明，它们构成了浑然天成的一个整体。到20世纪初，主张荷马史诗由单一作者完成的学派取代了荷马研究的分析学派，这是必然的发展趋势。这些人是虔诚的文人，崇拜荷马史诗但又缺乏自信，拼命抓住一切能够自圆其说的证据。他们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结构谨严，人物栩栩如生、首尾一致，艺术水平很高，不可能是由前后毫不相干的许多人编订的，一定是出自一人之手。在米尔曼·帕利的学生时代，这样的观点在学界执牛耳，而帕利自己的意见尚在形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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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秦沈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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