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吏之争”到“政事分途”，看唐玄宗用人择相策略的重大变革

唐玄宗李隆基是唐朝历史上非常出名的帝王，他是继唐太宗李世民之后又一位颇有成就的皇帝，在“贞观之治”之后，唐玄宗李隆基又创造了唐朝历史上的另一个神话——开元盛世。开元年间，唐玄宗不仅致力于恢复战乱之后的唐朝经济，同时在用人问题上，李隆基根据当时政治的需要，完成从“文吏之争”到“政事分途”的变革，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用人择相策略的重大变革。

唐玄宗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为削弱相权，加强君主专制，“文吏之争”的弊端逐渐显现，外加上经济急需得到恢复，已不符合统治者需要，“政事分途”悄然而生

唐玄宗自继位以后，就把恢复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的“贞观之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效法唐太宗李世民，积极纳谏和任用贤才。唐玄宗希望有更多的有才之人可以辅佐自己统治大唐的天下，恢复“贞观之治”时的太平景象。

在许多史料中记载，唐玄宗对于用人择相的标准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天宝九年的一道诏书中写到：

“文学政事，本是异科，求备一人，百中无一。况古来良宰，岂必文人。”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唐玄宗对于用人择相的标准大体上继承了两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的观点。认为宰相的选拔途径应该是出身正途的门阀，宰相自身不仅要拥有文学素养，同时还要具备解决具体政事的能力。在宰相选拔中，玄宗更重视他们的文学素养。

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时人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思想：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人，能够更加体桖百姓，以“仁”的观念为中心，处理大大小小的事务，更能从百姓的切身利益出发，为百姓考虑。

但是，在经历了“安史之乱”以后，统治者一方面希望尽快恢复之前的那种经济发展状态，另外一方面也希望能够为百姓安居乐业提供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倘若在宰相选拔中，只重视宰相的文学素养，而忽视宰相在军事管理中的谋略，很容易造成一些“纸上谈兵”现象的发生。

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宰相只知道一些书面知识，但是在实际的政事管理中，根本无法很好的辅佐皇帝，减轻皇帝的朝政负担。这样一来，就导致了“文吏之争”现象的产生。一部分人认为宰相应起表率作用，树立良好的文人形象，这样才可上行下效，在整个社会中营造一种“尚文”的风气。

另一部分人则认，自古以来，官吏这种职务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就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宰相的选举应该在有能力的官吏中选举，这些官吏曾有过治理政治事务的实际经验，可以更有效、更迅速地处理朝政事务，为皇帝分忧解难，同时也能够凭借自身的实力，要朝中大臣心服口服，减少朝中一些人因不满而产生的“拉帮结派”现象的产生。

但是到了唐玄宗统治的后期，由于某些宰相权力的过大，严重影响到了皇权，因此玄宗开始想尽一切办法，希望可以削弱相权，稳固自己的皇权，保证自己的威望和地位，这也是后来玄宗用人择相原则向“政事分途”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文吏之争”到“政事分途”，唐玄宗将权力从原本的主相把控，调整为权责分明，形成唐王朝独具特色的用人择相策略

在唐朝的相权结构中，中书令和侍中可以算作正相，其他的官员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或者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而进位宰相者，居于次要地位，次相是升为正相的预备职衔和必须经过阶段。换句话说，宰相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上层的为正相，主要包括身为首相或者主相的中书令，以及身为副相或者辅相的待中。下层为宰相或者普通宰相，大体上也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临时过渡状态，另一种是为专门解决重大政事而专门挑选出来的专业宰相和专职宰相。

这个时候，主要是主相把控阶段，或者说是姚崇、宋璟时期。这两人分别以中书令和侍中的政治身份把控朝廷局面，卢怀慎和苏颋为副相，形成一主一从的宰相格局。在这一时期，社会政局比较稳定，各项政治事务都能够顺利进行，只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两种让人注意的情况。

一方面宰相的主行政务的趋势越来越强，这在很大程度上威胁到了皇权，同时也容易滋生一些腐败现象。比如一些宰相可能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牟取私利，有的甚至会故意谎报国家财政收入，长此以往，会导致国库空虚。

另一方面就是薛纳由将入相，然后又由相而战。这其实也是当时“文吏之争”的一个重要表现。唐玄宗初年的边境形势对于唐王朝的政权十分不利，边境地区经常有少数民族来入侵，唐朝面临着极大的压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吏官不言姚崇主导军事，但是在当时，玄宗之所以任用姚崇，实际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有明确文字记载：“三为宰相，皆兼兵部尚书，缘边屯戍斥候，士马储械，无不默记。”

这是由于玄宗时期面临的严峻的边境问题，导致了“文吏之争”现象的产生。开元四年，突厥默跢败死，东突厥势力退出了西域。唐王朝因此也面临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如何处理这个东突厥的降兵，这个问题，和唐朝的三位宰相都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也是唐玄宗在用人择相问题中原则转变的重要表现。

张嘉贞，张说，王晙三任宰相，他们的主要任务都是帮助统治者处理东突厥问题。张嘉贞在入朝为官以后，被封为中书侍郎，实则就是名副其实主相。而张说则成为了新一任的天兵军大使，但是很快就遭遇了一次降胡不利的考验，在《资治通鉴》中有明确的文字记载：

“朔方大使王骏言其阴引降，突厥，谋陷军城，密奏请诛之，诱勺磨等宴于和亲受降城，伏兵悉杀之，河曲降户殆尽。”

由于出师不利，张说受到了朝廷的批评，后来被贬。张说的被贬，很大程度上和政治事务有关，同时也和其与统治者之间不同的政治观念和态度有很大的关系。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之下，普通宰相之间很容易形成财、兵分途的情况。在《旧唐书》中记载道：

“上令字臣及公卿已下精择堪为户部者，多有荐元绂者，将授以户部尚书，时执政以其资浅，未宜超授，加中大夫，拜户部侍郎。”

又云：“元级因条奏人间利害及时政得失以奏属之，上大悦明年，握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由此可见，在唐玄宗时期，用人择相制度发展到后期，已经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官员中风气逐渐败坏，廉洁之士往往受不到朝廷的重视。

唐玄宗完成“文吏之争”到“政事分途”的转变，加强了君主专制，促进唐王朝人才结构的多样性，维护了统治，明确了官员的官职与任务，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官员的积极性，为后世的用人制度起到借鉴作用

从最初的“文吏之争”到后来的“政事分途”，唐玄宗开元年间用人择相原则的演变，不仅顺应了当时国家政治局面发展的需要，提高了官员的积极性，同时也为后来的朝代开辟了一条新的择相道路。

与此同时，在政事分途的用人制度下，内相与外相之间也产生了很大的矛盾。这些朝政内部不和谐声音的出现，大多和主相个人的能力有关，同时也和政事发展的复杂情况有关，由于统治者选相原则发生了转变。

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许多人的利益，各个官员之间为了自己的利益，常常会明争暗斗，因此造成了朝政局面的不稳定。凡是稍有能力的人，都希望能够位居正相的位置，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自己牟取更多的利益。

“文吏之争”不仅敲响了选举宰相应重文重武同时兼备的警钟，同时也为皇帝培养了不少可以依靠的辅佐之臣，减轻了皇帝的朝政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皇权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使帝王不得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胡作非为，在这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中，实则也属于朝代进步的一种表现，造就了唐朝繁荣昌盛的局面。

“政事分途”则明确了宰相的官职和任务，在清楚的白纸黑字的法律规范下，宰相不得轻易越权，需尽心尽力辅佐皇帝管理朝政事务，提高了官员的积极性，为国泰民安、百姓安居出谋划策，而不是一味沉浸于荣华富贵中，忘却自己应守的本分和应尽的职责。

总的来说，唐玄宗开元年间的用人择相原则的转变，对于建立新的用人格局，促进唐王朝人才结构的多样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后来的朝代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拔人才的思路和方法。

参考文献：

《新唐书》

《资治通鉴》

《旧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