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赵家楼片区：胡同如织名流如云

9月26日星期六一大早，30名“青睐”会员陆续聚集到后赵家楼5号的小院里，胡同专家王兰顺老师也早早到达，笑眯眯地站在院中。因为疫情影响，时隔近九个月，“青睐”与建国门街道合办的胡同寻访活动再次开启，会员、嘉宾和工作人们一见之下都倍感亲切。

摄影/吴慧敏

王兰顺老师回忆，2003年非典时期，他还在建国门街道工作，有个疑似病人确诊，正好属于他负责执勤的赵家楼大羊宜宾胡同。“当时是挺提心吊胆的，但经过那次疫情也积累了经验，北京人什么没经历过呀,都能挺过去。”

从2018年9月第一次寻访西总布胡同开始，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两年。这两年间，“青睐”会员跟着王兰顺老师几乎走遍了建国门街道的所有胡同，参观了所有可以探访的历史遗迹，甚至面对面倾听名人后代的亲自讲述，被这片拥有丰厚历史文化的街区深深吸引。

当日寻访赵家楼片区，是这项系列活动的最后一期，依然是满满的内容和久久的回味。一行人钻出胡同时已近中午，又兴致勃勃地跟随王兰顺老师来到建国门街道社区博物馆。博物馆位于地下，总面积也不大，但布展内容充实，全程浏览下来，两年里走过的地方、遇到的人仿佛放电影一样又在脑中流转一遍。讲的人和听的人全都那么感慨。

梁林故居遗址还在等待复建 摄影/郝红兵

北总布胡同24号

一个老爷和一个太太居然发展出17张床

赵家楼片区有好几条胡同，王兰顺带领会员最先走访的是北总布胡同。北总布胡同呈南北走向，南起东总布胡同，北至金宝街，全长394米。“北总布胡同最早叫城隍庙胡同，更早叫城隍庙街。这里曾经有一座城隍庙，据历史记载明代就有了。上个世纪30年代初，城隍庙胡同改称北总布胡同。”

今天的北总布胡同，历史形态变化比较大。在赵家楼遗址对面，有一大片拆迁过后的空地，被围墙挡在身后。别说“青睐”会员们不明所以，就算是本地居民，可能也不一定知道这就是北总布胡同24号（原3号），曾经的“梁林故居”。

王兰顺告诉大家，从1930年起，梁思成和林徽因便租住在这个四合院里，一共生活了七年。梁林的共同好友、汉学家费慰梅曾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里描述了他们在这个小院里度过的快乐时光和取得的辉煌学术成果。

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北总布胡同的生活稳定下来后，不少亲属前来投靠他们，将院子住得满满当当。1936年，林徽因在写给费慰梅的信里诙谐地说：没想到一个“老爷”和一个“太太”，居然会发展出17张床和那么多的铺盖。这17张床的使用者还不包括一名拉黄包车的车夫，现在他仍借住在别人家里，否则他只能站在院子里过夜了。

林徽因怀抱梁从诫

在北总布胡同家中

梁思成在家中看图纸

信中，林徽因还手绘了一张四合院的平面图，标注了各个房间的功能，其中，京城知识界无人不知的“太太客厅”就位于四合院的正房。当时金岳霖、沈从文、萧乾、张奚若、钱瑞升、陈岱孙、费慰梅及丈夫费正清等社会名流都是“太太客厅”的常客，有的还是梁林的邻居。陈岱孙的家在东总布胡同，而金岳霖和梁家只隔一道墙，就住在老3号院的后院。

林徽因写给费慰梅的信

朋友们聚集在“太太的客厅”

在这个院子居住的时候，也正是梁林取得斐然成绩的时候。王兰顺列举了一系列数字：“这期间他们夫妇二人调查了137个县市，1823件古建，对其中206座进行了详细的测绘，完成图稿1898张。”也是在这个时期，梁林发现了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好的石拱桥——隋代的赵州桥，世界上现存最高的木构建筑——山西应县的辽代佛宫寺木塔和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唐代建筑——山西五台的佛光寺。

1937年，梁思成夫妇还在外地考察的时候爆发了卢沟桥事变，他们连忙赶回了北总布的家。7月28日，日军占领了北平，几天后，梁思成带领全家离开北平，结束了在北总布胡同的生活。王兰顺说，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健在的时候自己曾经拜访过他。虽然出生于此，但因为年龄太小，梁从诫对这个院子已经毫无记忆。

梁家虽然搬走了，但老3号院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从房屋的交易档案上王兰顺得知，1939年6月，区植记将这个地方卖给了旅行家田树藩的妻子田明堂，但区植记到底是一个铺号还是一个人名，无从知晓。

田家重新修筑了这个院子，改动了原有的结构，还把过去金岳霖住过的后院从四合院里分离出去了，原来的三进院变成了两进。1965年后，老3号变成了12号、24号和26号三个门牌号。“文革”期间，因为台湾有亲戚，田家被扣上了“地富反坏右”的帽子。某天早上，红卫兵冲进院子，田家仓皇逃离，令人唏嘘。王兰顺感慨：“说起这个田家，和在东北抗击鼠疫的伍连德还有亲戚关系，田树藩的儿媳妇和伍连德的儿媳妇是亲姐妹。”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因为修建台湾饭店需要安置当地一部分居民，老3号院内建起了一座三层小楼。2000年后，包括老3号院在内的一大片土地几易地产公司，遭遇拆迁。2009年国家文物局认定“梁林故居”为“不可移动的文物”，此后，等待恢复修缮的日子一晃就过去了10年……

北总布胡同2号

洛克菲勒修建的住宅发现了地道

与“梁林故居”的命运不同，北总布胡同2号（原14号）气派的大门立刻吸引会员们频频举起手机。这座被列为东城区文保单位的宅院保存较为完整，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长在1918年用兴建协和医院的剩余材料为自己父母修建的住宅。

王兰顺介绍，洛克菲勒和家人离开中国后，宅院被财政局卖给了一个叫黄旭东的人。能买下这座宅院的肯定不是普通人，但王兰顺并没有查到黄旭东的相关信息。此后，北总布胡同老14号几易其主。日伪时期，黄旭东将房子卖给了燕兴堂，后来宅子被日本人霸占，直到抗战结束。1946年1月，这里成为军调部国民政府代表驻地。1946年5月又被京剧名票纪文屏卖给了河北省银行北京分行。1947年2月到1948年，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孙连仲在此短暂居住。

新中国成立后，档案记载北总布胡同14号归在了“云南王”龙云的长子龙绳武的名下，但王兰顺说龙绳武是不是真的住过这里还要画个问号。原来新中国成立前，龙云主政云南18年，龙绳武曾担任中将，1949年8月随父亲龙云在香港参加了起义，后被任命为云南省人民政府的委员。不过1950年，龙绳武的三弟因为武装叛乱被云南军区部队镇压，龙绳武就滞留香港没有去昆明上任。1954年，他前往台湾，接受了蒋介石对他的“总统府中将参军”的任命。晚年皈依佛门，直至临终。

如今这座宅院不对外开放，王兰顺曾进入过内部，“院子的跨度很大，现存的建筑面积将近1000平方米，院子里还有一个非常好看的大花坛，刻着龙纹。”院内的房屋则呈工字型，灰墙中式大屋顶。王兰顺说在房子的西侧，拉开木地板有一个地道，但通向哪里不知道。有人猜测因为这里当过孙连仲的驻地，修地道估计是方便逃跑。又据说修金宝街的时候地道被挖出来了，之后又被填上……

路过北总布胡同13号一幢灰、红砖相间的小二层楼，王兰顺告诉大家这里曾居住过一位从美国哈佛医学院留学回来的博士谢恩增。1913年谢恩增在崇内大街创办了华安大药房，九一八事变后，被聘为国联调查团医官，同时在天坛防疫处兼职。北平沦陷后，谢恩增专心致力于医药学著述，出版了《新药本草》《最新传染病学及治疗法》。新中国成立后又编写了《药物大全》，还被聘为北京市医药公司的医药顾问。小楼基本保持了原貌，只是红色的外墙砖在多年前被统一刷成了灰色。

向春胡同

11个门牌号 全长193米

从北总布胡同13号再往北走，路西出现一条向春胡同，1965年以前叫小椿树胡同。王兰顺介绍，向春胡同全长193米，一共只有11个门牌号。别看胡同很短，但也留下了不少名流的足迹。

向春胡同7号（原小椿树胡同4号）曾经是前文提到的田树藩妻子田明堂的房子，后门通向今天的盛芳胡同。后来她把房子一分为二，卖掉了靠近向春胡同的房产。王兰顺查阅了1948年户口调查表，看到一个叫关颂坚的人在这里居住。

“关颂坚是广东人，曾在南开中学与周恩来同窗，后来留美学习建筑，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建筑事务所基泰工程司创始人关颂声的五弟，也是合伙人之一。关颂坚还曾在梁思成建筑事务所担任过技师，与建筑大师杨廷宝等都是同一时期中国著名的建筑工程师。”

向春胡同6号（原小椿树胡同9号）也与盛芳胡同相通，住在这里的张佛泉，1934年被胡适邀请到北京大学担任政治系教授。同时他还担任胡适主办的《独立评论》的主要撰稿人。后来张佛泉又出任过西南联合大学政治系主任和燕京大学试验导师制导师，赴台后出任东海大学政治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1961年，张佛泉接受美国福特基金会奖助，携妻女至美国哈佛大学任研究员，最终在加拿大卑诗大学退休。

向春胡同4号（原小椿树胡同10号）是民国时期的建筑，院子很大，但不是合乎规制的四合院。住在这里的林圣观是赫赫有名的林则徐的后代，曾经帮助自己的弟弟前往解放区。1947年，林圣观远嫁德国，丈夫是科隆大学的教授，担任过德中友好协会的会长。抵抗西方侵略的林则徐可能想象不到，自己会有一个对华友好的外国玄孙女婿。

盛芳胡同1号

如意门上的砖雕

摄影/化石

走过静静的向春胡同，会员们跟随王兰顺来到盛芳胡同。盛芳胡同东口与北总布胡同相连，西口直通朝内南小街，南侧为向春胡同，北侧紧邻金宝街。

王兰顺讲起胡同津津乐道

听王兰顺说盛芳胡同以前叫什方院，源于胡同里有一座叫十方院的寺庙。“过去老北京很多胡同的名字都是从寺庙或道观来的，1965年以后就全改名了。”

王兰顺事先告诉过大家，很多摄影和绘画爱好者被吸引到盛芳胡同的1号院，都因为这座院子如意门上的砖雕非常讲究、精美。会员们驻足围观，果不其然。如意门的挂落部分雕有梅、松、牡丹、兰、菊等图案；栏板和望柱雕以青铜器具、宝鼎、瓶、炉等图形；两侧戗檐砖雕则是由蝙蝠、团寿、盘长和祥云团抱着“延年益寿”四个字。

通过档案得知，院子的主人最早为旗人。1919年3月，院子被汉人买下，时隔不久再次易手，日伪时期还曾被汉奸占据。抗战胜利后院子收归国有，成为平汉铁路局的宿舍。新中国成立后，因为要对口接收，这里又成为铁道部宿舍。如今盛芳胡同1号属于普通的民宅，会员们谁也不好意思打扰门内人的生活，唯有赞叹一番，再用手机留下影像。

盛芳胡同89号

“北大三沈” 一门进出

刘半农、沈尹默、陈大齐、马裕藻、张凤举、周作人、李玄伯（左起）在盛芳胡同89号

要说盛芳胡同里名气最大的，可能要数89号（原什方院36号），王兰顺形容这座院落在上世纪30年代可谓是社会贤达频繁往来的场所，皆因被后人称作“北大三沈”的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三兄弟在此居住。他为会员们展示了一张拍摄于这个院子的老照片，刘半农、周作人、张凤举、李玄伯等人都在其中。

沈士远是“三沈”的老大，曾任北京大学预科乙部教授、庶务部主任、校评议会评议员，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燕京大学教授，以研究庄子著称。“五四”运动中，他出任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书记，后又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浙江省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湖北省教育厅长和民国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新中国成立后，沈士远担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主任，1955年在北京去世。

老二沈尹默是“三沈”中最有名的，他比沈士远小两岁，早年留学日本，1912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五四”时期，沈尹默是《新青年》编辑部的编委，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之后担任过河北省教育厅厅长、北平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沈尹默历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书法篆刻研究会主任。

沈尹默是公认的教育家、爱国诗人、书坛泰斗，以精通诗词和书法著称。王兰顺说他曾看到一篇文章，提及沈尹默给《大公报》投稿，《大公报》迟迟不给稿费，他便写信催。《大公报》主编王云生得知此事告诉负责办事的人，让沈尹默多写两封，因为他的字很值钱。1971年，沈尹默在上海逝世。

“三沈”中年龄最小的沈兼士，没想到去世却最早，1947年8月因脑溢血离世。他19岁时与二哥沈尹默自费赴日本求学，学成归国后，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1922年，他主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带领学生和同仁将久积凌乱的故宫清代档案整理出来，并成功地阻止了《四库全书》的外流。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开展以驱逐校长杨荫榆为中心的斗争风潮，他同鲁迅、钱玄同等人一起发表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声援女师大同学。抗战开始后，沈兼士与英千里（英若诚的父亲）等人秘密组织“炎社”进行抗日斗争。抗战胜利后他被任命为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负责接收敌伪文化教育机关。沈兼士的一生虽然短暂，却是我国学术界公认的语言文字学家、文献档案学家和教育学家。

令人惋惜的是，这座深宅大院今日已经不复存在，会员们只能和王兰顺一起通过史料追忆盛芳胡同89号的昔日。

盛芳胡同99号、4号

东移300米的大殿和两棵百年老槐树

“易地迁建”的法兴寺大殿

和“三沈”的宅院一样发生变迁的还有盛芳胡同99号院（原什方院38号），这里原本是明朝权宦刘瑾的家庙——崇祯年间建造的法兴寺。寺内供奉毗卢佛，并有明泰昌年间建造的铁香炉和珍贵的明代壁画。

史料记载，刘瑾在明孝宗时被选侍候太子朱厚照。朱厚照（明武宗）即位后，刘瑾得宠。在明武宗的宠任之下，刘瑾恣意打击反对派官僚，并制约外朝。后来，因为擅权专横，刘瑾激起民怨，也引起内廷和外廷的不满。明正德五年四月，安化王朱寘鐇以除刘瑾为名，起兵反叛，明武宗用了四个月才平息事变。负责平叛的大臣进宫报捷时，也同时密奏刘瑾诸事不法，刘瑾因此被凌迟处死。

王兰顺说，刘瑾虽然被处死，但他的家庙却一直香火不断，直至新中国成立前，主持和尚福振仍然看管着寺庙。2002年，朝内小街东侧进行改造，未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法兴寺原址保护未果，最终采取了“易地迁建”的方式，将寺庙的大殿从原地平行东移了300米，迁至当时拆了一半的春松胡同口，也就是现在的金宝街51号。寺内两山墙的长卷型壁画也被完整地揭取下来，待大殿迁建完毕后又重新安装在原来的位置上。

法兴寺成功“易地迁建”登上了当年的社会新闻版面，这是对受制于客观条件如何保护文物所进行的一种探索。但遗憾一定是存在的，从今天大殿的体量上推算，不难想象当时这座寺庙的整体规模有多大。

盛芳胡同4号

百年老槐树

跟着王兰顺匆匆的脚步，一行人来到盛芳胡同4号（原什方院67号），门前两棵百年老槐树枝繁叶茂，尤其引人注目。站在院门前王兰顺告诉大家，这座院落原来住的是一个旗人，在1922年年初将房产卖给堂号为“锡远堂”的邓家。邓家进驻之后，对院落进行了规整和修缮，修缮完的院落属于典型的三进式四合院结构，房屋建造得相当讲究，院门也比邻居们高出一头，还配有车库。

“有车库的四合院绝非一般人家居住。”王兰顺翻开这座院落的历史档案才知道，当时的院主人邓钟岳曾担任天津市工务局主任，“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这座院落这么特别了，主人是搞工程的。”

上世纪50年代初，盛芳胡同4号曾做过国务院机关管理局宿舍，1957年前后转为民宅杂院。眼前的院门已经写满了沧桑，斑驳的墙壁上还留有红色的标语。

王兰顺感慨,盛芳胡同在朝内南小街和金宝街的改造中发生了很大变化。胡同的西半部已经消失，北部的建筑也不完整了，可尽管如此，盛芳胡同的历史不应被泯灭，他仍然会坚持津津乐道地讲好它的故事。

赵堂子胡同3号

北京城改造第一人

朱启钤故宅大门

走走停停地串完了盛芳胡同，熟悉地形的王兰顺带领大家三绕两绕就来到了赵堂子胡同。

“赵堂子胡同在朝阳门南小街东侧，呈东西走向，东端是后赵家楼胡同，西南通阳照胡同，正南是宝珠子胡同，正北是宝盖胡同。这五条胡同相交，形成了一个比较少见的胡同枢纽，有人称为‘五路通祥’。赵堂子胡同200多米长，共有28个门牌，但保留下过去的历史形态的也就两个门牌号。”

其中一个就是眼前的3号（原2号和甲2号），位于胡同东口路北，广亮大门，大门西侧墙上镶嵌着一块汉白玉，上刻“朱启钤故宅”，现在这里是外交部宿舍。

据王兰顺描述，从大门进去，左侧有垂花门，垂花门对面是七间倒座房。过了垂花门，院中是三间高大的正厅，正厅后面还有两重院子。以垂花门为中轴的院子东侧还有四个独立的院落，东西两侧的院落由一条南北贯通的游廊连接，而游廊最终又通往垂花门。

与传统四合院格局不同的是，西侧院子没有东厢房，东侧院子没有西厢房，各院落由中间的廊道串连起来，各自独立又浑然一体。据说这是朱启钤亲自设计督建的。

朱启钤被称为“北京城改造第一人”，也是中国很多学科的奠基人。民国初期他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和内务总长，兼任京师市政督办。1915年为缓解北京交通，朱启钤主持拆除了前门与正阳门之间的瓮城，铺设宽马路。接着拆除千步廊，打通了东西长安街和府右街、南长街和北长街、南池子和北池子，开通了京城东西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并尝试进行香厂新市区的营建。北京从帝都向现代城市转变，朱启钤功不可没。

因为支持过袁世凯复辟，袁世凯死后朱启钤辞官经营实业，创办煤炭和轮船公司。1930年，他在紧邻赵堂子胡同的宝珠子胡同4号成立了专门研究古代建筑的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担任法式组主任，为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作出重大贡献。为纪念学社成立，朱启钤专门写了一副对联：是断是度是寻是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副对联现在仍保存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赵堂子胡同3号是朱启钤和五女婿朱光沐合资买下的。九一八事变后，担任张学良军法处处长兼机要秘书的朱光沐从东北来到北平，因为没有住处，只能暂居协和医院。恰逢这座宅院出售，翁婿二人便以“均和堂”的名义用资4万元购入，又用资5万元进行施工装修，由朱启钤主持，完工后由翁婿两家人合住。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在日本人的操纵下，以汉奸王克敏为首的伪“北平临时政府”成立。当时王克敏的住宅紧邻朱启钤住宅的西侧，王克敏亲自出面，动员朱启钤出任伪“北平市长”，但朱启钤以全力编纂《贵州碑传集》为借口回绝。遭到拒绝的日伪方面大为不满，便以“赵堂子胡同是警备地区一般人不宜居住”为由，强行征购了朱启钤的住宅，以及里面的全套家具。

搬离赵堂子胡同后，朱启钤租赁了东总布胡同75号作为临时住所。抗战胜利后，由于赵堂子胡同老2号曾被日伪人员居住，便作为“逆产”被第11战区司令部占用，朱启钤只好先在其次子朱海北媳妇蒋淑文家小住。

此后蒋介石来北平时宴请未“附逆”的各界名人，席间问在座的朱启钤有什么困难，朱启钤便提出发还赵堂子胡同的私宅，蒋介石马上指示宋子文办理此事。

1946年，这所宅院总算发还了朱家，只是早已破烂不堪，朱启钤也无力全面修缮，1947年前往上海居住。朱启钤次子朱海北的夫人蒋淑文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对院子稍加修缮后，朱海北在此经营起北京亨懋汽车行和北京利华消防器材行。北平解放时，朱海北腾出其中的五个院落接待解放军，后来又将整所院落捐献给了政府。1964年2月，朱启钤在北京病逝。

赵堂子胡同7号

吴家花园里传出琴声

提起“吴家花园”，赵堂子胡同里的老人们可能都听说过，但并不一定见过，这座已经消失的花园指的就是赵堂子胡同7号（原4号），英国剑桥医学博士吴赉熙的故居。

王兰顺介绍，出生于新加坡的吴赉熙，17岁获得英国女王奖学金，留学剑桥大学。经过14年的苦心攻读，取得文、史、法、理、工等七个学位，最后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返回中国。

定居北京的吴赉熙热衷社会活动，曾在遂安伯胡同29号创办过南洋华侨俱乐部，成为华侨领袖；在煤渣胡同2号创办了北京第一份英文报纸《Peking Daily News》。他还在考古学、史学方面的成就卓著，是当时国内著名的文物鉴赏家和收藏家，去世前更向国家捐献了500多件甲级文物。

王兰顺说，吴赉熙对花草种植如醉如痴，尤其酷爱月季，1912年回国时携带了许多珍贵的月季花种。上世纪30年代买下赵堂子胡同的四合院后，吴赉熙拆除了部分房屋，将院子改造建成月季花园，栽培了200多个品种、上千株的月季花，“吴家花园”由此在京城声名远扬。

广交朋友的吴家经常高朋满座，包胡适、徐志摩、陈嘉庚、林语堂，邻居朱启钤，以及末代皇帝溥仪的洋老师庄士敦、美国军调部将军史迪威，都是吴家花园的常客。每到月季花盛开，吴赉熙邀请友人雅士前来赏花品茗，他自己则身着长衫拉起小提琴为大家助兴。吴家花园传出的琴声恐怕是这条胡同最令人陶醉的记忆。

1951年，吴赉熙去世前，将心爱的月季花全部托付给后来有“月季夫人”之称的蒋恩钿照管。蒋恩钿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专业，她没辜负吴赉熙的重托，全身心投入到对月季的栽培和研究中。蒋恩钿不仅将月季花移植家中，还与北京园林局合作，陆续在天坛公园、陶然亭公园和人民大会堂开辟月季花圃，并被聘为顾问，培育了3000多个月季品种，将吴赉熙钟爱的月季花发扬光大，“月季夫人”是开国元帅陈毅送给她的称号。

赵堂子胡同15号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另一座已经消失但值得提及的四合院是胡同北侧的15号（原8号），1962年，诗人臧克家及其家人搬进此院，一直生活到1995年搬离。

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几乎无人不知，这是臧克家最为广泛传颂的作品。臧克家的祖父和父亲都爱诗，1933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烙印》，获得闻一多、茅盾的好评，他也成为中国现实主义新诗的开山人之一，历任上海《侨声报》文艺副刊、《文讯》月刊、《创造诗丛》主编。1948年12月，由于国民党政府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严重，臧克家一度逃亡香港。北平解放后，由中共党组织安排来到北平，出席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委员。

1957年至1965年，臧克家出任《诗刊》主编。经他联系，《诗刊》创刊号首次发表了毛泽东的诗词十八首。“四人帮”倒台后，年逾古稀的臧克家恢复创作，出版了《忆向阳》《落照红》《臧克家旧体诗稿》等诗集，以及《怀人集》《诗与生活》等散文集和《学诗断想》《克家论诗》《臧克家古典诗文欣赏集》等论文集。

臧克家当年崭露头角的处女作其实是一篇散文，进入老年后，他再次钟情于散文，写作数量众多，散发出诗人不同寻常的个性风采，达到了个人创作的高峰。

赵堂子胡同里的诗人，为当天的寻访活动画上了恋恋不舍的句点。尽管人去、物非，传统民居的历史风貌鲜有保留，但发生在每座院门后的过往，挥之不去，一直鲜活。

文/北青-北京头条记者 颜菁

编辑/颜菁

图文排版/雷若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