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盗，全球最憋屈的海盗原创

　　海盗在中国与西方的不同形象，并不只是文化心态的差异，这背后实际上也折射出各自不同的历史进程和历史记忆，甚至可以说涉及到不同的社会结构。

　　说起“海盗”，一般中国人所能想起的都没有什么好形象，毕竟在我们的历史上，中国人常常是海盗活动的受害者，这些历史记忆至今不时涌起。

　　2005年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日本长崎县五岛市的一些市民，为感谢明代中国海盗王直曾对当地贸易、文化交流做出的开创性贡献，特地在其老家安徽歙县为他建社修墓，但两位大学教师得知此事后，连夜赶到当地，将墓碑砸毁，因为他们愤激于王直当初曾是混迹于“倭寇”的“汉奸”。

　　在2005年，引起很大关注的“教师夜砸王直墓”事件。

　　可是在欧洲，海盗虽然也有“黑历史”，其历史形象却迥然不同。

　　要说“受害”，那英国、爱尔兰在历史上受海盗侵扰之剧，可以说远超中国：自公元793年起，维京海盗不仅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横行不列颠诸岛，甚至一度在当地割地称王，侵占、吞并、统治了整个国家。

　　1066年成功攻占英格兰、建立起诺曼王朝的“征服者”威廉，众所周知也是维京海盗的后代。至于在维京海盗发源地的北欧国家（丹麦、挪威、瑞典、冰岛），这些横行大洋的海盗更被视为光荣的祖先，是其历史上辉煌的一页。

　　“征服者威廉”与其兄弟的画像。图/维基百科

　　也因此，在西方无数的小说、影视、游戏中，海盗都被浪漫化为具有冒险精神的开拓者，具有常人所难企及的冲劲，甚至代表着某种极致的人生体验。

　　这方面最为人所知的无疑要数前些年迪士尼大获成功的系列电影《加勒比海盗》了，它生动地展现了近代初期海盗最辉煌时代的传奇，而剧中的杰克·斯派罗船长集狡黠、冒险、坚韧等品质于一身，可说广受欢迎。

　　《加勒比海盗》是近几十年最深入人心的海盗形象之一。图/豆瓣

　　海盗形象的这种反差从何而来？在这背后，固然是不同的历史经历所致，但由此也正可以透露出中西社会文化和国民心态的差异。

　　渔民、强盗、商人、探险家和殖民者

　　“海盗”这个称呼所描述的，是这群人的海上劫掠行为所界定的形象，但如果我们看看历史就会发现，从事海盗这份“职业”的，绝大多数都不是“专职”的，而是“兼职”的。

　　在西方历史上，同一个人往往兼有海盗、渔民、水手、商人等多重身份。一艘渔船只要稍加装点，升起海盗旗，水手拿起武器，顿时就摇身一变成了海盗。

　　英国学者格温·琼斯在《北欧海盗史》中将历史上的海盗活动分为四个不同的重心：个别抢劫袭击；从事贸易或商务活动；有政治意义和意图的远征；寻求新居住地的殖民冒险。不难看出，这四个重心分别对应四种不同的海盗形象：强盗、商人、探险家、殖民者。

　　格温·琼斯的《北欧海盗史》（商务印书馆，1994年出版）将海盗的活动分为了四个不同的重心，他们并非全都是凶蛮的强盗。

　　以著名的维京海盗来说，虽然他们在历史上留下的恐怖名声主要是突然性的暴力袭击（所谓“狂战士”）带来的，但他们也确实是极好的商人、探险家和殖民者。

　　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维京人以其深入海路腹地的不懈努力，编织成了一张远途贸易网络，阿拉伯银币、拜占庭金币，甚至印度的梵文符号，都已在考古遗址中发现。

　　瑞典学者安德斯·温罗特对维京海盗的一本严谨的历史研究著作，书名就着重于此：《维京时代：从狂战士到海上贸易的开拓者》。他认为，虽然历史记载将维京人冠以“一群最可耻的人”和“肮脏的民族”的恶名，但“从整个历史图景来看，我却认为他们的血腥暴力并不比野蛮时期的其他人更甚”。

　　瑞典学者安德斯·温罗特的《维京时代：从狂战士到海上贸易的开拓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出版）同样着重描写了维京海盗的复杂性。图/豆瓣

　　当维京人将其海盗活动带到各处后，不仅很自然地带动了贸易、文化的交流，而且还会不断去开辟新的领地。

　　现在的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就是由维京海盗917年建立的驻防堡垒发展起来的，甚至当时的伦敦也是一座海盗城镇。

　　当然，更出名的是他们的另两次活动：从瑞典出发，向东开辟商路直至东欧，维京人由此开创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留里克王朝，有一种观点认为，“俄罗斯”的词源Rus其实就源自古瑞典语“桨手队”；另一路则从挪威出发向西，于960年左右发现了冰岛，进而再向西挺进，早在哥伦布之前就发现了格陵兰岛和美洲大陆——这不是传说，而已经被加拿大的考古遗址所证实。

　　塑造欧洲的“维京海盗”

　　在很多民族仍只能贴近海岸航行的年代，维京长船已经以其卓越的性能，凭借维京人的航海技术，发现了很多新天地，并在那些地方殖民。虽然维京人在俄国、法国最终都融入当地人中，在美洲的殖民则归于失败，但也成功开拓了冰岛等国。

　　在本土之外留下最深印记的，恐怕要数英国：在英语中，包括sky（天空）、law（法律）、birth（出生）、skin（皮肤）、egg（蛋）、bread（面包）、no（不）等一系列常用词汇都是这些海盗带来的；与此同时，他们也将新鲜血液带到了英国——2014年的一项调查发现，31%的英国人相信自己“绝对”或“可能”有过维京祖先。

　　菲利普·帕克在《维京人的世界》中，不仅指出了维京人在贸易、航海、探险、殖民等方面的成就，还强调他们“并不只是单纯的战士，更不只是嗜血的破坏者。他们拥有的文化体系，其复杂与丰富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的文学拥有丰富的史诗（即‘萨迦’）和诗歌；他们的社会中诞生了法典，以及全欧洲最早的议会”。

　　菲利普·帕克在《维京人的世界》（后浪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中说，维京人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文化体系。

　　确实，现在英国马恩岛上的维京时代遗迹泰尼沃尔德（Tynwald，即马恩岛议会）号称是世界上最古老且从未中断的议会，1237年就见于历史记载了。

　　这些海盗看来已被“洗白”了，他们不再是野蛮人，倒是欧洲文明最主要的源流之一。

　　走投无路的中国人，才做海盗

　　由此比较，就可以看出历史上中国海盗和欧洲海盗的很大反差：虽然中国明清两代中国的海盗都相当严重，但他们的活动基本上都是在打渔之际小打小闹，用以补贴家用。

　　不到万不得已，很少人会彻底走上这条绝路。在历史上，扮演商人、探险家、殖民者身份的中国海盗并不多见。

　　也许只有明代中后期是个例外：当时因为朝廷“片板不许下海”的严厉海禁政策，很多渔民断了生路，选择了铤而走险。

　　相对于当时那种安稳的农业生活，海外冒险无疑是高风险高收入的非法行当，很多海盗开始形成组织，集海盗和海商于一体——其中最成功的，便是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

　　荷兰人绘画中的郑芝龙（身着蓝衣）。图/维基百科

　　他在1633年的金门料罗湾海战中击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远东舰队，在东亚重建了中国的海上霸权，往来的荷兰商船，一律要向他交税才能通行。

　　我们现在的历史教科书上，很少会把民族英雄郑成功看作是海盗出身，但他不仅父亲是当时最出名的海盗，还出生于日本平户这个当时的海盗巢穴（母亲是日本人田川氏）。

　　如果没有郑芝龙给他留下的资源、网络、名声，单靠他一个书生22岁起兵，在短短十多年里名震东南、进而收复台湾，这是不可能的事——事实上，他最早的部属就是父亲留下的旧部。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中国海盗的缩影：他们无论作为海商、海盗，还是试图进行海外冒险，都难得到国家的支持，而他们最好的出路，就是将海外贸易中赚到的利润，以身报国，为国收复失地，这才能最终赢得世人的肯定。

　　从海盗看中西文明

　　海盗在中国与西方的不同形象，并不只是文化心态的差异，这背后实际上也折射出各自不同的历史进程和历史记忆，甚至可以说涉及到不同的社会结构。

　　作为一个安土重迁的农业文明，中国历来不注重海外活动，别说是海盗活动，就连向海外移民，直到晚清之前，都是“背弃祖居”的可谴责行为。

　　农业文明的心态也深深塑造了中国人对财富的看法，儒家历来以农业为本，而商业则是“末技”，海外贸易则更属歪门邪道，在这一乌托邦中，最理想的就是与外界隔绝、自给自足的状态。

　　这导致中国人在整体社会心态上很自然地趋于内向，而不像西欧那样，在贫瘠的土地上无法自足，不得不向外寻求机会和扩张。

　　日本倭寇侵扰中国东南沿海的路线。图/维基百科

　　这一点也体现在海盗活动的差异上：在西欧和日本，海盗活动往往都是对他国的劫掠，但中国海盗劫掠的对象却往往就是中国人本身，这恐怕既是因为中国在东亚毫无疑问是财富中心，也是因为缺乏外向的冲动。

　　在现实中，决定两者差异的另一个关键差异，则是国家的态度。

　　维京海盗的全盛期，正是武士文化发达、但国家力量衰弱的时期，因而《维京时代》一书强调，11世纪晚期维京人停止攻击西欧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防御措施让劫掠更难得手，二是北欧逐渐壮大起来的王权无法再容忍无纪律的抢劫，国家和教会最终驯化了海盗。

　　相比起来，中国海盗出现得很晚（公认最早的是东晋孙恩、卢循），国家形态却比西欧更为早熟。

　　这样，如果说维京海盗受国家管制才逐渐平息，那么中国海盗几乎在一开始就要面对极为强大的国家。因此，中国的海盗活动更难像欧洲历史上那样，成为国家支持的军事冒险，相反，国家会采取干预、限制措施，为了安定海疆而尽其所能地打击海盗活动。

　　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西欧，海盗活动往往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按社会学术语说是有着自主性的“非国家行为体”。即便是到了近代初期，他们和国家之间也未必是相互对抗的关系，有时倒不如说是相互利用——海盗需要国家将其活动合法化，而国家也需要海盗执行海外探险，甚至将掠夺所得与国王分成。

　　被封爵的“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1540-1596）。图/维基百科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海军力量还很薄弱，于是将一批私掠船长收编，号称是“女王的船长”。当时英国通过海盗掠夺而获得的赃物达到1200万英镑，而17世纪末英国每年的全国国民收入也不过才4300万英镑。

　　著名的弗朗西斯·德雷克（1540-1596）船长就集海盗和探险家于一身，他在1577年、1580年进行了两次环球航行，其主舰“金鹿号”在归航途中满载新大陆的金银财宝，价值50万英镑，等于英国王室一年的总收入。1588年，他又击退来犯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被女王亲自封为海军中将。

　　那么，这和中国的“招安”又有什么区别？像郑芝龙那样，不也和朝廷合作，并以国家的合法名义，消灭海盗同伙和荷兰人吗？

　　1702年西班牙与法国舰队在维哥湾海战被英荷联合舰队击败的情景。图/维基百科

　　这中间的关键区别，倒不在“招安”的品级（郑芝龙受封的“海防游击”只是个芝麻绿豆官，可比不上“海军中将”），而在于明清中国的朝廷并不真正需要这些海上活动带来的利益，朝廷真正期望的，仅仅是通过招安平息海疆骚动，希望达到的是政治目的，而非经济利益。

　　1285年，元代财政专家卢世荣曾献策，提议造船、给本钱，让民间组织出海贸易，获利后政府得七分。这意味着官府将海盗兼海商的活动合法化，抽取的利润极高，按说极为有利，然而此事还是不了了之，卢世荣且被视为奸臣。

　　这在明朝对待另一个著名海盗王直时，表现得更为明显：王直在中日之间经商、劫掠，在浙东重建海港繁华，获致巨富，还将铁炮（葡萄牙火枪）引入日本，以他当时“海上霸主”的地位，如果能为国家所用，本是双赢的。

　　王直虽然劫掠沿海，但他所希求的无非是正常的通商贸易（所谓“要挟官府，开港通市”），也因此一直对朝廷抱有期待，当地方官默许“私市”时，他立即主动配合官府消灭陈思盼等几股海盗。

　　明朝军队与倭寇对抗。

　　然而最后的结果，是胡宗宪等官员以“招安”的名义，诱捕了王直，进而背信弃义将他下狱处死。这意味着，朝廷既不能原谅他的行为，也不想利用他的才干，对海外贸易、制海权这样的国家利益也不感兴趣，甚至没什么概念。

　　当然，即便是在欧洲，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是在近代历史中逐渐发展起来的。维京海盗的形象，在很长时间里也颇为不佳，除了他们“嗜杀野蛮”的残暴名声外，也因为在北欧皈依基督教后，他们已被视为可憎的异教徒。

　　但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使各国都出现了批判教会、重新评估早期历史遗产的社会思潮，19世纪北欧民族主义的觉醒，更让许多人开始挖掘诸如《萨迦》等维京传奇的史诗。

　　在冰岛被发现的 Njáls saga。图/维基百科

　　《维京人的时代》一书指出，启蒙运动在当时的北欧催生了一系列历史学家，“人们重新开始审视萨迦，在古老而血腥的荣耀之中，寻找蕴藏在深处的真正的北欧精神”，随后到来的“北欧文艺复兴”让维京人重新回到了舞台中央。

　　中国不曾出现过这种对海盗形象的“文艺复兴”，对中国海盗的研究也长期停滞不前，至今只有郑广南的一部旧著《中国海盗史》，此外倒是日本学者松浦章和美国学者穆黛安对中国海盗有过一些研究。

　　在公众视野中，海盗仍是一个相当边缘化的形象，而中国海外活动的代表形象一直以来都是率领官方船队下西洋的郑和，而非郑芝龙这样集海盗、海商于一身的人物。中国海盗的形象、价值和历史记忆，在很大程度上仍一如既往地封存在海雾之中，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